杨洁勉：“超级非传统安全”再度冲击美国领导地位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杨洁勉研究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未能幸免。疫情是对各国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各国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疫情是每个个体重新审视自我与外界的窗口，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开始思考关于安全的新语境；疫情更是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未知变量，当公共卫生危机这样的超级非传统安全事件上升为国际社会主要议程，合作还是对抗？这是非常时期的时代之问，更是人类对未来世界走向的思考。
探讨疫情之后的世界，回应时代之问和民众关切，是媒体的责任，也是学界的担当。为此，新民晚报携手上海社会科学院、腾讯新闻，特邀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借助他们睿智的观察和理性的分析，重新认识“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际格局（即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内容和形式都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正在孕育着新的突变并有可能出现方向性的拐点。因为国际格局是影响乃至决定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发展走势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变化的内容、形式、方向和特点自然引起国际社会各类行为体的深切关注和作出反应。
图说： 塞内加尔卫生和社会行动部3日正式从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馆接收中国政府和在塞中资企业援塞第三批抗疫物资。
世界的历史始终沿着人类已经或尚未认识的轨迹曲折向前发展，回顾历史可以鉴往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年以来国际格局的运动轨迹已经证明：西方霸权主义再也不能控制和主导世界，非西方力量在克服各种困难中不断上升。一个基本平衡、比较稳定、相对公正合理的国际格局值得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造，它的最终形成虽仍需时日，但绝非遥不可及。
当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为新常态时，以其为代表的“超级非传统安全”正在影响着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格局，为此我们需要以更加深刻、开阔、长远的视野去认识和掌握当代国际格局的变化特点，并有针对性地制订相应的战略、政策和举措。就国际格局在疫情期间或之后的特点而言，以下五个方面需要我们予以特别关注。
疫情加深了国际格局的时代意义
一般而言，国际格局只是客观陈述和分析世界主要力量对比的态势。加拿大著名学者罗伯特·W·考克斯曾有句名言：“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是以盎格鲁国家为主的核心国家根据其历史观为自己而设计的。”数百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及其原则和理论是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但这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和命题的今天显然需要彻底的改变。
图说：6月24日，工作人员在叙利亚大马士革的叙卫生部整理中国政府援助的抗疫物资。
当前，非西方力量（主要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上升，它们是国际社会的多数，其要求既包含着纠正历史的不公，更代表着时代进步的方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不断下降，以发展中大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力量开始走近世界的舞台中央，国际格局持续发生重大量变，发展中大国增加了在重要国际组织和机制中的议题设置权、话语权乃至规制权。诚然，当前的世界还不是理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阶段还需要现实和务实地认识国际格局和处理国际关系，但国际社会批判和改变西方基于权势、讲求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动力和影响正在不断地加强。
疫情再次冲击美国尚存的一些优势以及在同盟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在政治理念方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疫情中增强了多边主义意识，认识到国际合作抗疫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长期性。同时还需认识到，完善和发展政治社会制度方面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的抗疫成功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安全理念方面，美国许多盟国友邦深刻地认识到，以现实和假想敌人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疫情等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因而需要改善全球治理和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
图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专家与罗马第一公共医疗卫生中心医务人员通过视频连线，分享防疫抗疫经验，共克时艰。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在思想文化理念方面，中国、韩国等成功抗疫的例子证明了东方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性，并且凸显了美欧思想文化的落后面。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在基本价值观和政治安全理念等方面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差异性，他们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聚集在西方价值观的旗帜下。
疫情促进了非西方力量合作，形成有效的整体力量仍需时日
自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大发展以来，欧美力量的集结和凝聚经过数百年的反复才达到当前的规模和水平。与此相对照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的集合名词仅有数十年的时间，他们之间还存在较多的重大差异和分歧，有些还因疫情而加深。
例如，印度和巴西受到美国在疫情中强化中美战略竞争和大国博弈的影响，拉开了同中国的距离，实际上使金砖国家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应有的作用。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受到西方“疫中减债”的鼓动而对中国提出不当指责和过分要求。又如，有些发展中国家不顾抗疫的共同需要，依旧我行我素，加深了一些发展中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危险。还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和地区组织在疫情中集体无为或失声，一些互为战略伙伴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在抗疫中进行应有的合作。
疫情促进了国际格局朝着质变的临界拐点方向发展
国际格局一旦形成后，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如二战后确立的美苏“两极格局”持续的时间达半个世纪。国际格局的质变需要量变的累积和重大事件的冲击，如一战、二战和冷战的结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的外国专家学者断言国际格局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今后的世界力量对比主要是中美“零和博弈”的游戏。当代国际格局质变的最重要标尺是西方和非西方力量的基本平衡，即我们常说的“多极格局”，而当前疫情中的国际格局变化，仍处于多极化的进程之中，“多极格局”和“多极化格局”分处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由此可见，国际格局的渐变和突变、小变和大变、量变和质变的互动关系需要时间的沉淀、事件的冲击和经历的反复。
很可能的是，我们在将来某个时期再回头看本次抗疫之战，或许可以将其视为国际力量对比质变拐点的前夕。这是因为国际力量对比的方向虽然已经难以逆转，但真正的质变还需要更多类似国际合作应对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轮催化。此外，最为关键的主要力量（如中国和美国）的自身变化和相对变化都需要经过较长的过程，国际社会对此应有足够的战略视野和战略耐心，不断努力促进质变拐点的早日到来和确保拐点之后的持续发展。
疫情再次揭示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互动关系
在21世纪头20年，发展中大国持续兴起，美国等西方大国力量相对下降。国际格局的这些重要变化具有纠正历史不公和时代进步的意义，并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重要基础。
当前的疫情正加速国际格局已有的变化，并且正在催化新旧世界秩序的过渡和交替。国际格局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世界秩序又会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的反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疫情中和疫情后的世界秩序在主要行为体、组织机制、重大议题等大致呈现出以下的趋势性发展：
在国际多极化格局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的今天，不仅美国独步天下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少数几个大国再也不能决定当前和未来的世界秩序。传统大国、发展中大国、中等强国和中小国家集团等都在共商天下大计，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而且，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全球疫情防控的过程中，坚持客观和专业精神，坚决顶住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都反映出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变化。
但是，国际多极化格局下如何建设和做实世界新秩序仍是个有待解决的新课题和大难题。国际社会在确立了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后，机制和平台建设就成了关键的一步。为此，国际社会既需要从长计议，但又要只争朝夕，或许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不失为有效之举，如尊重联合国的核心权威作用、发挥二十国集团的主要经济平台作用和加大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力度等。
同样，国际多极化格局下的世界新秩序，其主要议题不能只由少数几个大国决定。在世界新秩序的议题设置上，一定要全面考虑和综合平衡，特别是要照顾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要使他们在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拥有应有的议题设置权、话语权和规制权。在这点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绝对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敢想敢说敢为，真正做到共建、共商、共享，努力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明天。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历史发展从来不会直线前行，它在前进道路中时常出现回流和逆流。就国际格局而言，“东升西降”和“南上北下”是发展趋势，但“西强东弱”和“北富南贫”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中美关系也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共同面临着“合则两利”还是“斗则俱伤”的严峻考验。在当前世界新旧秩序交替中，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以相对平等的国际地位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建设是500年来的第一次。“万事开头难”，非西方国家只要不断增强自身的物质和精神力量，促进国际合作和坚持战略定力，朝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那么“国际多极化格局”就能提升为“国际多极格局”，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也能胜利建成。
作者简介：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原院长，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兼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