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算计和不可算计的——当代生物安全统治术的全面坍塌
【文/刘禾（Lydia H.Liu）】新冠病毒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出现，这里有天壤之别。88岁的母亲正在万里之外的一座城市里进行居家隔离，而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年迈的母亲一样无助。无论是母亲还是我们周围的任何人，大家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人类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一场大灾难，还是我们始终假装没听说那些我们早已熟知的事情？这个问题很可怕，但它始终不断地折磨我。
作者刘禾（Lydia H.Liu）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比较文学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原文刊载于2020年5月26日美国理论刊物Critical Inquiry博客栏目，标题为“The Incalculable:Thoughts on the Collapse of the Biosecurity Regime”。
面对新冠病毒的大举进攻，纽约城完全失守，我自己也深陷其中。窗外的街道上，急救车的笛声日夜响个不停，医护人员没有足够的防护设备，但还在奋力抢救每一条生命。美国社会对这样一场大瘟疫的爆发似乎毫无准备，这件事让全世界瞠目结舌。更糟糕的是，在疫情发生之初，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舆论的引导下，都以为新冠疫情不过是地区性的瘟疫爆发，相信新冠肺炎这种瘟疫只能在遥远的、疾病常发的亚洲和非洲才出现，正如2003年的“非典”、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或2014年的“埃博拉”。
出于类似的考虑，美国政府于2月2日和29日下达的分别对中国和对伊朗的禁飞令原以为足以对付疫情，能够阻止它在美国的蔓延，但事实上，禁飞令根本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我们从科学家最新对新冠病毒进行的基因序列排检中得知，纽约出现的绝大多数新冠病毒种类并非来自亚洲，而是来自欧洲。十分显然，美国的生物安全统治术被自身的种族主义所欺骗，它的政治算计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有些东西是不能进入算计之中的。
而美国的统治精英不得不面对自身的道德破产。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谁能把它放在全球瘟疫的天平上做出“收益”与“支出”的计算？那么多的人在垂死挣扎，更有数不清的人陷入了绝望和经济困境。在政治算计之外，人们是不是应该追究一些真相呢？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去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联合组织了一场大型的代号为“赤色感染”（Crimson Contagion）的生物安全演习。华盛顿特区和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等12个州都参与其中，那场“赤色感染”的系列演习从2019年1月开始一直到8月才结束，持续近八个月之久。
在演习的过程中，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设计了一个虚构情节，围绕一场“由中国爆发而蔓延全球的大瘟疫”展开，要求联邦机构和地方政府将此情节纳入各自的演习范围，必须回应以下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防止呼吸道的致命病毒从中国扩散至美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医院和个人应该如何开展有效的协作？（见https://int.nyt.com/data/documenthelper/6824-2019-10-key-findings-and-after/05bd797500ea55be0724/optimized/full.pdf#page=1）
《纽约时报》记者对那次“赤色感染”的生物安全演习做了报道。报道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为演习而设计的剧本如下：“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随后很快通过航空旅行扩散至世界各地，感染者大多伴有高烧症状。在美国，第一个病例出现在芝加哥，47天后世卫组织宣布全球性大流行病爆发。不过一切都为时过晚，已经有1.1亿美国人被感染，其中770万人入院接受治疗，58.6万人死亡。”
在美国政府主持的“赤色感染”的演习结束仅3个月后，新冠疫情就在中国武汉爆发了。这是先知先觉，还是意外的巧合？有时候，虚构的剧本比情报或地面上的事实更有助于人们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去年夏天，芝加哥市政府也参加了“赤色感染”生物安全模拟演练，参与其中的芝加哥公共卫生局局长艾莉森·阿瓦蒂（Allison Arwady），她后来对演习和真实之间的偶合发出了惊叹：“我们真的在芝加哥演习过，信不信吧。演习的内容设定这种新型病毒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假设美国的感染病例最早在芝加哥出现”。（见https://www.nbcchicago.com/news/local/chicago-officials-held-exercise-last-summer-preparing-for-new-virus-emerging-in-china/2231187/）
与此同时，地处中国交通枢纽位置的武汉市政府官员在2019年夏天什么都没做，他们似乎对类似“非典”的呼吸道疾病爆发的可能性毫无心理准备，并没有像芝加哥和美国的其他城市那样，组织上千万的市民进行生物安全演习。至于新冠病毒到底是怎样在武汉出现，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谣言，我们只能等待世卫组织的独立调查结果。我们唯一能够肯定的是，武汉市民是此次新冠疫情的首批受害者。但退一步来说，假如武汉在当时也获得了与芝加哥或其他美国城市一样强大的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它就能幸免这场悲剧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我们只要看看纽约发生的情况就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因为纽约不但参加了2019年持续八个月的“赤色感染”生物安全演习，它在2019年10月为一个代号为“201事件”（Event 201）举办过一场高层级的生物安全桌面演习，演习的时间比新冠疫情的爆发仅仅早了四周。“201事件”的桌面演习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主办、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协办的。演习模拟了一种类似SARS新型冠状病毒，这种能够引爆全球瘟疫的病毒最初来自于动物宿主。演习的主办者假设新型冠状病毒源自巴西，最初由蝙蝠传染给猪，又由猪传染给人类，最后演变成具有高度传染性的人传人病毒。（见https://www.centerforhealthsecurity.org/event201/scenario.html）
“201事件”演习中出现一个令人揪心的虚构细节，那就是新冠病毒在低收入、高密度的居民区中的扩散尤其迅速，这个细节后来竟在纽约、底特律和其他一些美国城市的非洲裔、拉美裔工薪阶层居住的社区中得到了应验，劳工阶层的死亡率最高。“201事件”的演习与现实中疫情之间的相似度显得有些诡异，因此美国的疫情爆发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不得不出面澄清，专门发布一条声明，称“201事件”中演习细节与新冠疫情的高度相似纯属偶然，该中心主办的演习不是为了对随后发生的疫情做预测。（见https://www.centerforhealthsecurity.org/news/center-news/2020-01-24-Statement-of-Clarification-Event201.html）
美国在有195个国家参与的《2019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评估中得分最高、名列首位
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安全统治术遭遇了如此惨败，这实在是令人震惊的。要知道，不久前，美国刚刚在《2019年全球卫生安全指数》（2019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评估中名列前茅，它在全世界195个国家的卫生安全治理的排名中荣获第一，英国紧随其后名列第二。（见https://www.ghsin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Global-Health-Security-Index.pdf）这项评估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和美国的“核威胁计划”（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两家机构联手对各国所进行的评估和排名。最匪夷所思的是，这份全球评估报告的正式出台就在武汉疫情爆发的四周前。（见https://www.nti.org/about/biosecurity/）
美国有着资金雄厚的科研团队、进行了富有远见的准备工作、举行了精心安排的模拟演练，还发出了及时的疫情报警，因此面对新冠疫情，它本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表现得更好才对。可是，就在我撰写这篇博文的5月末，美国还是全世界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并不缺政治意志，其生物安全统治也绝非无所作为，但奇怪的是，面对口罩、呼吸机等物资储备不足的问题，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却几乎无力应对。
那么，是不是应该怪罪于纸上谈兵，却不诉诸于行动呢？这似乎也不太合理。无论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还是上台之后，美国的生物安全统治都是十分强大的，这套体制在全球的疫情准备、抗疫动员、模拟演练等方面一直都积极地发挥着领导作用。美国还举办过多次生物安全演习，代号为“黑色冬天”（Dark Winter，2001年）、“大西洋风暴”（Atlantic Storm，2005年）、“演化支X”（Clade X（2018年）、以及上文提到的去年一年中举办的“赤色传染”和“201事件”等只是其中的一些例子。
结果实际的表现如何？我们如何解释在精心的准备之下却毫无准备的这件事？假如人们还要坚持说，新冠疫情只不过是另一个像西班牙流感那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反而无视自艾滋病流行以来在美国出现的生物安全统治术，那么这就等于我们从这次抗疫失败中没有汲取任何教训。
总之，生物安全统治术本身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是理解当前疫情的关键，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公共卫生体制的失败或者对付某个病毒的科学方法。一旦我们开始思考当代生物安全统治的真相，我们就不能不面对其中可怕的政治算计，这个算计中既有帝国统治的野心，也有深刻的种族主义逻辑，而这种逻辑的实施总会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前面提到，美国生物安全统治术的政治算计可以漏掉很多东西，我指的不是某种低级错误或者当权者对形势的误判，而指的是那些由于被排除在政治算计之外，因而发生关键作用的因素。也就是说，不可预测的因素往往是政治算计本身的阴影，形影不离，无处不在，但它自己却从来不出现在计算者的视野之中。
当我们在思考这场新冠疫情的时候，必须小心不被自己使用的隐喻或语言所误导，比如拿一百多年前的西班牙流感和其他瘟疫来比喻当前的新冠疫情。这一类隐喻虽然有助于我们面对新冠疫情所带来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的悲剧，但对思考新冠疫情本身却十分有限，它反而会让真相变得模糊起来。
但愿科学家能够在年内研制出安全有效地对抗新冠病毒SARS-Cov-2的疫苗，把我们从当下的困境下解救出来。但即便是拥有了疫苗，人类就能把不确定性降低到科学史专家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所说的那种“可接受的程度”，从而再次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我心中升起很多的疑惑，挥之不去：继SARS-Cov-2之后，是否还会出现SARS-Cov-3、SARS-Cov-4病毒呢？那些大大小小的、让人们无法算计的因素，万一它们再次逃脱生物安全统治的政治算计，到那时，人们将还有什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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