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土地政策“在地化”，对当代乡村有多重要？

【文/温铁军】

从近代史上看，1840年到1900年，中国从贸易盈余、财政盈余逐渐转变成贸易赤字到财政赤字，是导致清王朝的解体的内因。在列强分割控制的压力下，中国早期民族工商业不可能外向积累，只能加剧对三农的剥夺，其中主要是在外地主把地租货币化、用于城镇工商业的投资，引入金融资本恶化了对分散小农的剥夺，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遂有毛泽东发动的农民革命。因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遵从苏联理论体系，认为只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工业化大生产之后，才有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共产党才能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本土共产党人面对的恰是私人资本对三农的超强剥夺，农民革命势必爆发。

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在山区剩余过少，不足养军的现实矛盾面前放弃激进的土地革命转而实行“斗土豪筹粮饷”，他的土地政策是与时俱进的“在地化”转变，因此虽然被中央批为右倾，但却支撑了弱小的革命军在井冈山立足。后来大量白区知识分子领导来到苏区搞左倾教条化，经济上照搬苏联制度，破坏了赣南苏区的经济，迫使红军去打外线。

共产党是红色割据，地方实力派则是灰色割据，真正的白色区域是中央军；打外线的结果是把灰色缓冲区打掉，演变成红军和白军直接对抗。加之打外线就得扩红，就需要财政，没有财政来源就得增发货币，这就把苏区金融基础破坏了。

所以，根据地先败于经济，后败于军事。这个时期可对比的是闽西傅柏翠的土改坚持了“平均地权、地方自治”的改良政策，即使红军退出了闽西，他还是坚持了在地化的土地政策，一直坚持到全国土改。中央红军到延安之后，毛泽东再度改良——把土地革命改为地主减租减息条件下构建农会为基础的乡绅自治。总之，即使在激进的暴力革命期间，也有部分红色经济是属于改良性质的。

《古田军号》剧照

1946年开始的第三次土地革命再度采取暴力革命形式，是因为要配合解放战争，没有土改就没有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条件。到1950年全国实施土改——以村社为单位，土地均分到户，是历史上耕者有其田这种制度的一次再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把历史上小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激进地改为以乡为单位的农业集体化，是国家需要推进农业机械下乡，获取三农剩余用于工业化资本积累。直到1980年国家财政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农村才重新变成传统的家庭经营。那时候土地产权是在地化的，农民和村社集体就有自主发展权，这是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崛起，农民收入增速连年快于城市的主要原因。

当前的土地政策非常明显地“去在地化”，照搬西方制度体系，简单地把教科书上讲的土地要素扩张形成规模经济才能进入现代化的主张当成土地政策激进化的依据，就会出现资本下乡圈占资源，把农民的自主发展权变成资本收益权，派生了资本与农民的对抗性矛盾。

尤其是国家强调生态文明战略时，“两山”理念下的生态文明要体现空间正义，是因为空间生态资源包括的地理、气候各方面条件的多样化，形成内在于村社的“三生合一”。不能把承载空间生态化资源的土地简单地看做农业生产资料，不能割裂土地和农村社会、生态的联系。总之，生态文明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战略，要推进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就要把土地政策的在地化作为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政策思想，纳入乡村振兴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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