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西方担忧香港未来，我们好着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港区安全法》于2020年6月30日由全国人大通过实施，立即引爆欧美舆论。除了从价值观角度大加挞伐外，还认为港区安全法将重创香港经济。其理由无非是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香港丧失吸引力而引发资本流失。

但这只不过是西方“对华否定症”的痼疾，依然是政治先行。事实上，今天香港经济上的问题，和港区国安法无关，国安法的实施不但不会损害香港的经济，反而会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6月30日，香港市民来到铜锣湾街头举行“支持港区国安法唱国歌”活动。图片来源：中新社

影响香港发展的外部因素

首先，香港最重要的经济地位是世贸组织的单独关税区。目前全球只有四个，另外三个是欧盟、澳门、台湾（台澎金马）。独立关税区的地位是世贸组织赋予的，这种国际公认的地位，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给予的，也不能被某一个国家任意废止。

美国现在单方面不再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只会影响到香港与该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香港与美国之间贸易额在38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对香港贸易顺差高达334亿美元。美国此举只会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失，香港对美出口的产品可以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

美国如果决意要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则需要团结盟友，证明香港在“对外贸易关系和参与WTO事务上不再享有完全的自治权”，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在WTO制度框架内与中国进行新一轮博弈，这将是极为漫长的法律程序。

更何况，美国选举过后如果换人换党，政策自然会跟着改变。全球更是随时可能出现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美国对外政策也会随之变化。在可见的将来，美国的做法除了会产生心理作用之外，并无实质意义。

其次，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不可能随美国起舞。原因有二。

一是欧盟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频频发生危机，一波接一波：2009年主权债务危机、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难民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全面崛起、2020年新冠危机。欧盟内外交困，其本身已经无力再和全球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的中国再行对立。更何况很多危机还需要中国的帮助进行解决，比如应对疫情需要中国提供防疫物资。

二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其行为严重冲击和损害了国际体系，同时对欧洲盟友不屑一顾。欧盟只有依靠中国去平衡美国的破坏。可以说，特朗普执政，不仅破坏了和欧盟的盟友关系，更加大了欧盟对中国的需求和依赖。我这里可以举两个小例子。2019年11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的当天，美国正式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当中国正式颁布《港区国安法》，美国正式宣布从德国撤军9500人。如此“精心无缝”的配合令人叹为观止。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能胜选，说明其背后的支持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哪怕特朗普连任失败，民主党也不能无视民意，其政策修正也将是有限的。不管怎么说，美国很难重回小布什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外积极干预），也很难重回奥巴马时代（强调政治正确）。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外交部长公开表示即使民主党的拜登入住白宫，已经恶化的美德关系再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以为民主党上台之后跨大西洋关系就能恢复如旧的人，都低估了这一关系的结构性变化！”这个判断就是基于美国今天的民意。

这就是为什么早在五月港区国安法引起西方关注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就明确表示：“制裁不是正确的手段”。所有表态的欧盟高级官员都只停留在口头上的“遗憾”之类，除了瑞典，没有一国政府提出制裁。至于欧盟部分要求制裁的政治人物都是属于说了不算类。比如欧洲议会的某些人物，但欧洲议会对掌握行政权力的欧盟委员会只有建议权，没有法律约束力。德国之声更发表评论坦率声称：“香港国安法生效，欧盟无从施压”。

所以欧盟不会追随美国改变对香港的政策，仅仅美国自己也无法真正影响香港。这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专家曾锐生所说的：在香港等相关议题上，欧美需要联合施压才能起到一定作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30日发表声明宣称“将对部分中国官员的签证做出制裁”。图片来源：美国国务院声明截图

影响香港发展的内部因素

第一，香港发展慢于内地和澳门有两大原因。港区国安法实施反而有助于稳定和繁荣。

香港回归以来，虽然依然保持较快发展，人均GDP也从回归时的2.7万美元升高到4.8万美元。但其发展速度相对于内地和澳门还是慢了。这原因应该有二。

一是内地的全面开放与起飞导致香港在过去扮演的功能和历史角色弱化。比如直到2000年时，香港还是全球第一或第二大港口，但到2019年香港已经名列第八，前五位都是内地港口，青岛都力压香港名列第七。

再比如过去香港一直是内地外资主要入口，对于海外企业来说，香港作为直接投资于中国内地之际的中转站一直发挥着作用。但是，2015年中国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额达到898亿美元，首次超过香港对内地投资额（864亿美元）。香港生产总值（GDP）1997年相当于内地的18%，但2019年降至不到3%。按城市来看，已被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超越。

二是香港过去繁荣和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非政治化的商业城市。但2008年以后，由于多种原因香港日益政治化，政局和社会动荡。作为金融中心，没有稳定和心理预期其后果是极为重要的。除了金融业，香港的其他经济支柱房地产和消费也都依赖社会的稳定。香港80%的游客来自内地，在所谓雨伞运动和“修例风波”中，内地和海外游客大幅减少。

这两个原因，都和港区国安法无关。相反，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将恢复稳定和可预期性，这从宏观上有助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国安法的实施，将有效阻断外部乱港势力的介入。没有外部势力的支持，内部的乱港势力也就缺乏能量，其核心组织者要么偃旗息鼓，要么面临法律制裁。未来香港当然仍会有各种社会运动，但没有了外部势力支持和内部的组织性，这些运动也就和法国的黄马甲或者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一样，不会对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从而为香港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是香港一百多年来就形成了强大和坚韧的商业基因，这近十年的政治化是特例。既有回归后的磨合因素，也有外部势力的高强度介入。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这种商业基因会迅速回归，重新成为主导。这就如同中华民族传统基因是保守主义和中庸，在二十世纪面临国家存亡时，激进主义成为主流，但现在中国社会又回归传统常态。

第三，全国人大立法之后，一方面可以保证香港的稳定，另一方面中央为了证明决策的正确，也自然加大对香港的支持。事实上，以中国当下的经济实力，拉升香港经济发展实在算不了什么。

最后，一旦香港恢复稳定，商业基因回归，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助力，香港必然加速发展，更加繁荣。全球资本认为有利可图，必然会积极拥抱香港，担心外资流失显然是杞人忧天了。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内地开放以来，各方面条件落后于香港，但内地吸引外资长期都是名列全球第一第二。

至于外界担心的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台湾经济日报今年6月初曾发表评论分析：“香港之所以能成为亚太金融中心，是因为金融机构和市场紧密结合，采取以市场而非政策为导向的发展策略。香港政府恪守尽量不干预市场运作的原则，并实施低税率政策和推行简单的税则，使各类商业活动在有利的营商环境之下，能有更多的主动权及创新空间，并吸引众多的高端国际人才赴港工作及定居。”

其他因素则包括：香港股市法制健全、监管架构完整，公司治理制度完善、国际化程度高；香港外汇市场没有外汇管制，且位于有利时区，可以24小时在世界各地市场交易；港币挂钩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更有利于维持商业交易的稳定。当然香港有内地做为经济腹地的优势更是关键。特别是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之后，香港扮演内地市场跳板的角色也更鲜明，成为外商与内地合资的重要管道。

香港金融中心这几个条件和优势，都不会因为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而改变。应该说，港区国安法将成为香港新的大发展时代的重要历史性因素。

港区国安法公布后，香港的营商环境也将进一步改善。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港区国安法并不是“一国两制”的终结

那么港区国安法是否意味着西方所说的“一国两制”的终结？

首先，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来自《基本法》，也是受其保护的。只要中央政府没有违背《基本法》，就不能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受到损害或者消失。港区国安法的制订就是严格依照《基本法》。所以西方这种指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仍然是政治语言。

可以说，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存在，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基本法》是否存在，中央政府是否遵照《基本法》。

其次，现在的香港有自己的海关、自己的货币，可以发行邮票，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些都是主权意味的权力。特首和立法会议员也是香港民众根据《基本法》自己选举产生的。这些都没有因为一部国安法而改变。

当然，有了国安法，香港和过去还是有所不同。比如香港众志等政治组织就在压力下自行解散，外籍人士的活动也被国安法所涵盖（国安法第36条、37条和38条）。从黄之锋等群体的角度看，他们的自由确实比过去少了。这只能说明，“一国两制”是有弹性的，这个弹性的大小取决于和中央政府的良好互动和信任。澳门可以自己就国安立法，香港有二十三年的时间却最终只能通过中央政府立法的方式来解决。澳门无需设立国安公署，香港则必须有。

“一国两制”的良好运作需要双方的智慧。过去中央政府没有启用《基本法》第十八条，有三个因素：一是美国和英国的因素。没有哪个国家无缘无故地愿意和这两个世界大国发生冲突。但今天，美国已经明确对华遏制政策，双方已经在贸易、科技、人才领域激烈较量。在香港事务上，美国不会因为中国的克制和隐忍而适可而止。当然中国此举，会使中美已经日益激烈的博弈进一步升级。双方是在达到一个临界点而互相妥协还是摊牌，就只能走着看。

二是香港的稳定。应该说一直到雨伞运动为止，中央政府的策略还是有效的，有抗议也能很快平息。但此后，抗议者日益激进化，哪怕特区政府妥协也无法避免矛盾激化，香港持续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在香港已经失去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自然必须出手。

三是台湾因素。“一国两制”本就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在香港和澳门实行，无形中也具有对台湾示范的作用。如果香港能和澳门一样自行立法，自然是有助于“一国两制”的说服力。但今天，“台独”意识日益坐大，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虽然还有必要，但寄希望于自己的发展和强大更为重要，所以台湾因素也在消失。

可惜，所谓的泛民势力根本对历史大势无感，还以为有西方的支持、他们理解的“一国两制”、台湾因素存在就可以为所欲为。

“一国两制”就我的理解，是一种和平方式解决重大分歧的政治安排。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问题的解决是和平方式。第二层含义，问题解决之后它的运行也是和平方式的。否则，都有可能危及“一国两制”。香港面临的是第二层含义的挑战，台湾则面临第一层含义的考验。

历史走到今天，香港和澳门的“一国两制”实践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并非制度设计的问题，放眼世界，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地方的实践也是有鲜明的差异性。我们只能说，制度是好制度，但也要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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