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杜金：普京修宪公投，前路可铺，壮志可酬？-亚历山大·杜金

2020年1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提议对宪法进行修改，并呼吁俄罗斯公民就宪法修正案进行投票，引发舆论关注。修宪草案公投从6月25日开始，7月1日结束。修宪意义何在？是普京在为“后普京时代”提前部署吗？俄罗斯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特此为观察者网撰文，分享他的见解。

（文/亚历山大·杜金 译/观察者网 凯莉）

要理解俄罗斯宪政改革的意义，有必要将它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

1993年宪法通过得很仓促，而且是亲西方的极端自由主义势力促成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宪法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法的一片瓦，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没有任何区别。然而，就1993年的具体情况而言，亲西方自由派通过削减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和其它代议机构的权力，给予叶利钦——这位完全由他们控制的软弱总统——尽可能多的权力相当重要。尽管这部宪法具有自由派威权主义，但它基于的事实是俄罗斯将在未来完全融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

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利用宪法赋予总统的高度权力，开始加强俄罗斯主权，并在国际关系中从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

普京执政的20年里对宪法相当满意，且一直遵循他的主打模式——爱国主义+自由主义。普京的主要策略是平衡这对立的两极：既不以牺牲一个为代价而过于靠近另外一个，也不打破二者平衡。但只有普京自己能够实现这种平衡。当普京进入宪法规定的第四任期时，他考虑到了自己执政路线方针的延续性。这就是大家所认为的宪法改革计划的目的：将1993宪法修改为他执政期间所形成的情况，并把一些重要的路线调整写进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法。

因此，决定在宪法中增加一些爱国性条款——

•禁止官员拥有外国国籍；

•俄罗斯人民的根本地位；

•提及上帝；

•规定婚姻是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的结合。

修宪被认为是普京对他的继任者的契约。

普京在投票站核验身份，图源：俄罗斯卫星网

但其中也存在问题。宪法向爱国主义的过度转变，立即引发了来自亲西方自由派精英的抵制，从而打破了普京所珍视的平衡。自由派迫使普京限制了修正案，软化了措辞，最终使得这些“创新”变得不那么重要。此外，机关部门间权力再分配导致了不同当权派的关系恶化，也展露了几丝普京的天真。原本他只是想稍微促进下部门间的和谐，结果激起了他们新一轮的对抗。因为不同执政派系把宪法改革理解为普京准备卸任，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权力斗争开始的信号。

在宪法改革开始之后，普京显然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普京并没有加强原本权力就模糊的联邦政府（他原先可能计划把权力逐步移交给下一个阶段他以某种方式掌控的新总统），也没有削弱总统的权力，而是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现在，他的想法是把继续连任两届合法化，也就是由他继续掌权。这是老宇航员捷列什科娃（译注：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下议院议员）的一项提议，此后成为表决的主要内容。目前，宪法中那些整体来说性质保守的细小改动已经变得次要；公投（的作用）已经被圈定，即让普京继续掌权合法化。

那些指望政治体制变革的人，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爱国者都感到失望，而这种失望被新冠状疫情进一步放大。疫情之下，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行政机关的作为持负面态度。因此，这次的投票实际是为无限期延长现状而投票。所有希望变革的人要不对修正案投了反对票，要不就是没有参加投票。那些对普京无休止的执政、对自由主义+爱国主义模式感到满意的人——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会投赞成票。

很明显，这次公投的热情一点也不高涨，甚至于之前投票给普京的那些人也如此。然而，修正案的反对者——主要是自由派——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人不是向普京本人投反对票，而是向自由派自己投反对票。普京在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犹犹豫豫对社会这两极中所有的活跃分子都不再具有吸引力。

就这样，普京：

•拒绝了解决继承性和继承问题；

•把对俄罗斯未来道路的澄清，再次推迟了，甚至从议程上移除了；

•把宪法改革（投票）变成了对自己的又一次信任/不信任投票。

自此以后，他保留了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政策的权利，而不考虑意识形态。尽管是以爱国（保守）的方式对宪法进行了总体来说比较合理的修改，但对于宪法的新版本，普京仍然可以一如既往地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仍然保留他的自由威权主义模式。

在国际政治中，投票意味着一切都保持不变。普京将继续走同样的路，既不倾向于自由主义者，也不倾向于爱国者，不会打破其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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