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决定中国能否成为高收入国家的5年，有为政府该怎么做？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现在全国上下正在齐心协力，抗击肺炎疫情。各个地方也在加班加点，为明年全国人大即将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在各个地方的落实做好准备。我倡导的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因此，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谈谈怎么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为各个地方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

“十四五”规划的三个鲜明特征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划，因为这是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实现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的第一个规划，要为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打下牢固的基础。

在“十四五”规划期间，我国将会跨过12,700美元的门槛，从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一个高收入的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将是一个里程碑。目前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仅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5%，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以后，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将会从15%增加到34%。

我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地区的发展差距相当大。有14个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厦门、珠海、南京、武汉、宁波、无锡、常州、鄂尔多斯，总人口达1.5亿；同时也有像甘肃、山西、云南等等，人均GDP到现在还在7000美元以下，还有6亿人口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币左右。在这样一个差距相当大的大经济体里面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十四五”期间，也将是2016年20国集团在杭州峰会提出的新工业革命由方兴未艾到快速发展的一段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地方怎样根据各个地方经济的实际状况，和国内国外形势的变化，来制定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这是各位关心的课题，也是奉行“知成一体”的新结构经济学所要思考的课题。

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原则：

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各地经济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经济发展表现出来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断提高收入水平，有赖于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由这样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同时，也要根据新产业新技术的需要，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像电力、电信、道路、港口；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环境、营商环境、法制环境等等，来降低交易费用，让技术和产业的生产力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上述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

但是怎么样利用这个机制来推动各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各个地方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必须充分利用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为什么必须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因为只有发展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才会最低，这是构成竞争优势的物质基础。但是在市场上面的竞争不仅是生产成本的竞争，而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除了生产成本以外，还包含决定于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好坏的交易成本。

怎么样让企业家按照各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成本来选择产业、选择技术，以及怎么样把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前者需要有一个制度安排，就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这些要素在这个地方的相对稀缺性。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那么就应该资本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便宜。如果是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那资本就要相对便宜。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要素价格体系，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多利用那些丰富的、廉价的要素，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贵的要素，企业家选择的技术，就会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技术，所进入的产业就会是符合当地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怎么样才能形成能够充分反映各个地方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这就要求在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是充分竞争的“有效的市场”，这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制度基础。

不过竞争的市场固然能够引导企业家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但这影响到的只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成本。要变成竞争优势，还需要有和所要发展的产业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完善，企业家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政府帮助协调或有政府来提供。所以，要按各地的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除了有效市场之外，还需要有“有为的政府”，根据各个地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合适的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帮助企业家把当地的比较优势变成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优势。所以经济要快速发展，一方面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有有为的政府，两只手都要硬。

推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的方法：

“因势利导”和“倒弹琵琶”

各个地方在“十四五”期间，怎么运用按照当地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则制定规划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如何操作？新结构经济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不管在哪个发展阶段，根据三个维度来划分。这三个维度是：第一，现有的产业跟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技术差距有多大？到底是已经在全国全世界的技术前沿，还是在全国全世界的内部，和前沿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这个产业到底是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否过去有比较优势，现在丧失比较优势？第三，这个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周期，到底是短周期，半年、一年、18个月的研发就可以有新产品、新技术，还是长周期，要得到新产品新技术这个研发，要10年、20年有的甚至要30年，才有新产品新技术？新结构经济学根据这三个维度，把各个地方的产业分成5种不同类型的产业。

第一种类型是追赶型，这种产业当地现在有或者正准备进入，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质量比较差，价格比较低，固然也有市场需求，并且能盈利，代表在这个水平的产品市场上有比较优势，但是和发达的国家的产品比，价格差了好几倍，像一些装备、工作母机，我国的卖100万美元，瑞士、德国的可以卖300万美元、500万美元，这样的产业属于追赶型。

第二类领先型，我国的产品、技术已经在世界的最前沿，或是接近世界的最前沿，家电产业、华为生产的5G通讯设备等属于这一类。

第三类转进型，通常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过去是世界领先，但是由于工资上涨非常快，我国在这类产业中逐渐失掉了比较优势。这类产业称为转进型是因为有部分企业需要进入到附加值较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建立品牌，从事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等。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制造那部分必须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内地，或是海外去创造第二春。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这类产业有一个特性，它的产品、技术的研发周期特别短，通常半年、12个月、18个月，就有一代新产品新技术。由于它的研发周期特别短，最重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包括高科技人才和对市场方向把握非常好的企业，金融物资资本所需相对较少。以“人、机器、资源智能互联”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大多集中在这种换道超车型产业。发达国家经过工业革命以后二三百年的发展和积累，金融、物质资本比我国丰富，但是在后天的教育以及先天的天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本上我国没有什么劣势，所以，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换道超车型产业上，我国和发达国家可以齐头并进，并且已经有很多成功的典型，像华为、中兴、大疆、科大讯飞、阿里、腾讯、百度。在这些产业上我国可以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起点上竞争。

第五类是战略型，这种产业和第四类换道超车型产业特性正好相反，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长，10年，20年，有时候更长，要有高人力资本投入，也要有高金融、高物质资本投入。我国即使跨过12,7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相比于美国人均GDP已经达到6万多美元，我国也不过只有1/4不到。在这类产业上我国还不具有比较优势，但这类产业影响到国防和经济安全，不能没有，否则国防安全会受到威胁，经济上也可能会像目前一些核心芯片那样出现被“卡脖子”的情形，所以，我国也必须去发展。

6月24日，毕节市夹岩水利枢纽工程大坝正在建设中，这是“十三五”期间国家分步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图：新华社）

各个地方的产业都可以分成这五种类型，这五类产业各个地方的政府如何在市场中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来促进其发展？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势利导”，二是“倒弹琵琶”。

因势利导主要针对的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包括追赶型、领先型和弯道超车型。如果是追赶型，当地的产业是在低水平的产品和质量上有比较优势，但是跟发达国家来比，技术还相对落后，怎样来缩小技术差距？一是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在引进技术的时候，有的是买更好、更新的设备，有的是购买专利，有的是要到国外去设立研发中心雇佣当地高水平的人才，或是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来掌握这个技术，各个地方的政府要分析现有的产业状况，了解企业的需要，帮助当地企业克服在技术追赶上可能面对的困难，帮助企业更快地提高技术和产品质量水平。

领先型的产业必须不断研发新产品、新技术以在国内、国际市场维持领先地位。在基础科研（R）和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D）中，企业对开发（D）有很大的积极性，因为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出来以后，可以获得专利，可以获得国内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利润，成功以后回报非常高。但是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上面要取得成功，必须有基础科研（R）的突破，基础科研的成果是一篇论文，是一个公共产品，一般企业不太愿意在这方面耗费资源。可是要是没有基础科研的突破，那么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力通过设立国家实验室，省、地级的实验室，建立产学研合作，支持领先型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帮助企业克服基础科研上面的瓶颈。

转进型产业过去有比较优势，对地方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但是一般劳动力太密集，现在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了。各个地方的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这样的产业。这类产业有一部分可以通过“机器换人”来提高它的生产力水平，但由于附加价值的瓶颈限制，这方面的空间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品牌建设，产品设计、市场销售渠道进入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生产活动。其中的生产加工部分如果“机器换人”成本还太高，则需要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省份，或是海外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对进入到微笑曲线的两端所需要的人才，如设计人才，地方政府设立职业培训学校帮这些企业培养人才，如果转型为面向全国全世界市场渠道中心，地方政府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对于转移到其他地方去创造第二春的企业，当地政府可以组织企业抱团和承接地的政府对接，在承接地筑巢引凤，让转移过去的企业能够很快的焕发出新的青春。

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新工业革命里的智能制造、智能联通的软件和硬件，这类产业以人力资本为最主要的投入。怎样把有天分的人，集中来发展这种新的产业？如果当地已经有很好的大学，会有很多人才；如果大学较少，比如像深圳，可以创造有利的环境把企业和人才招引进来。中国有些省份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像设立梦想小镇，能够把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那个地方脑力激荡，开发新产品、新概念、新技术、新业态。新一代产品开发出来要大规模生产，或开发出新的生产、营业模式的时候，也需要资本投入，这就要把风险资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引导基金，支持创新型企业和吸引风险资本来投资。

对于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因为违反比较优势，在市场中没有办法实现盈利要求，总的来说需要有中央政府财政补贴。六七十年代很多三线建设就属于这种方式。由于中美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在“十四五”期间战略型产业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项目总要落地，各个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让这个产业能落地生根，并为下面所要谈的“倒弹琵琶”创造条件。

通常战略型产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非常密集，超过一个地方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地方政府很难以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种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和发展，不过地方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产业带来的技术力量和相关的产业链“倒弹琵琶”，结合当地的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禀赋条件，发展符合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成功的例子不少，例如四川绵阳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城市，能够生产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飞机发动机、雷达等国防军工最前沿的产品。改革开放以后，绵阳的长虹电气就是利用原来生产雷达的工程技术力量，结合当地劳动力，生产资本和技术较雷达低的家用彩色电视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内最有名的彩电品牌。重庆也是一个重工业基地，能够生产坦克，90年代利用其技术和产业配套的优势发展成为全国最大、最有竞争力的摩托车生产基地。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除了按照当地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产业升级之外，如果有战略型产业也可以“倒弹琵琶”，下个资本和技术台阶，根据当地的要素禀赋，进行军民结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有大的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新的民用产业。

在“十四五”期间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十四五”期间新工业革命的相关产业在我国将会大发展，这些产业有相当多属于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产品技术研发周期短的换道超车型智能技术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抓住这个机遇，同时非常重要的是要用这种新的智能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使用新的智能技术改革市场营销方式，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春，在“十四五”期间各个地方应该鼓励支持当地企业努力去探索。

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会迈过门槛成为高收入国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民会更关注生活的质量，对环境、对绿色发展会有更高的要求，各地在“十四五”期间也要坚持绿色发展。有不少地方在“十二五”、“十三五”时绿色技术和产业已经发展得不错，太阳能、风能在我国已经成为领先型产业，随着全球对气候变暖问题的关心，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在“十四五”期间中有太阳能产业的地方需要支持企业继续保持领先，全国各地也要用绿色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减少污染和排放，改善环境，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十四五”期间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总的来讲，各个行业的技术、资本越来越密集，从经济学来讲它就有一个特性，就是规模经济会越来越大。在中收入和低收入阶段的时候，许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规模经济较小，出现许多“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在该乡、县、市里，把产业相关的供应链全部集中在一起，形成了非常有效率、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进入到“十四五”的高收入阶段，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资本密集型，规模经济大了，很难把一个产业所需的各种部件、设备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乡、一个县、甚至一个省。针对上述新情况，中央提出了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区等区域发展战略。在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中，各个地方要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发展产业集群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协调区域里其他的城市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个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所以在实施“十四五”规划期间，要特别重视区域内各个地区发展的协调。

如果能按照上述的原则来制定“十四五”期间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规划，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就能落实。创新要求各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和产业不断升级，如果属于追赶型，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如果已经在世界前沿的领先型产业或是和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的换道超车型产业以及战略型产业的创新就必须靠自主研发。在发展过程中要有跨地区的协调，也需要和环境以及社会发展协调。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同时，如果各个地方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除了战略型产业之外，就可以是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发展。最后，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发展会是可持续的，并且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最快的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最快的提高工资，让所有人分享发展的果实。

总书记在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纪念会上提到，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四五”期间利用好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们将见证、参与以及贡献于把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目标的实现，这将会是我国发展史上以及人类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很高兴有机会向各位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以及怎么运用这个思路于政策制定的实践上。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知成一体”，本着“因行得知，用知践行，唯成证知，知成一体”的理念，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同仁乐意以所知贡献于各地“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并以此来进一步深化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

谢谢各位！

答疑环节

1、“十四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与之前的五年规划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规划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是基础不一样。过去我们是在低收入阶段，或是中等收入阶段，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的变化反映的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在低收入阶段或者中收入阶段，资本会相对短缺，随着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资本会相对丰富，劳动力与自然资源会逐渐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因为这种禀赋结构的变化，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就会不同。前面讲的五大产业的划分，过去各地更多的是追赶型，现在会越来有越多的领先型产业，也会有一些过去属于领先型的产业，现在逐渐变成转进型的产业。

第二，“十四五”期间会是新工业革命方兴未艾，逐渐星火燎原的五年。过去人类历史经历了以蒸汽机带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带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信息化带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则进入到人、机器、智能互联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类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属于短周期的换道超车型产业，我国在这类产业上具有和发达国家齐头并进的比较优势，拥有人力资本或是能够创造条件把优秀的企业家和高科技人才吸引来的地方，在“十四五”期间要努力把握新工业革命的机会，将这类产业发展成领先型产业。

同时，国际环境也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美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十四五”期间这个趋势会延续甚至加强。面对这样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各地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总的原则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发展规划中要体现这样的原则，也要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条件变成竞争优势。但是，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变化，为防止被卡脖子，中央会主导发展一些关系国防和经济安全的战略型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跟中央配合。各地在发展战略型产业时，可以“倒弹琵琶”，结合当地的比较优势发展出满足国内国际市场需求、有竞争力的民用产业。

2、今年的新冠疫情，以及去年开始的中美经贸冲突，会对“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尤其是这两年我们应该怎么应对？

高质量发展已经解释过了，是按照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来实现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首先出现于武汉，迅速在世界各国爆发，造成各地停工停产贸易锐减，第一季度我国同比增长下滑6.8%，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对世界经济最大的一次冲击，尤其对中小微企业的冲击更大。短期来讲各地最重要的是稳经济，保就业、保企业、保民生，确保各地经济的根基和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并且，各地在防控可能的第二波冲击的同时，要抓住我国最早走出疫情，其他国家还在控制疫情蔓延的时机抓生产恢复，增加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防疫物资和生产生活物资的生产，出口支援其他国家防控疫情，稳定经济和民生。

新冠肺炎病毒非常狡猾，在还没有有效疫苗之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能会延续一、两年。不过，只要各地的防疫工作做好，稳住经济，保住企业，保住就业，各地的人力资本和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直接影响，疫情过去以后，经济发展就会回归常态。

对我国和各地在“十四五”期间以及其后会有长期影响的是中美的关系从合作伙伴变成竞争对手，中美的争端从贸易扩展到高科技产业。在“十四五”期间以及未来，美国很可能会继续仰仗其科技优势卡我国一些产业的脖子，抑制我国在新工业革命上的发展。但是，只要我国坚持对美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其他国家继续扩大开放的原则，那么，我国一定有能力突破美国的打压，在新工业革命上继续乘风破浪前进。这是因为过去四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不少产业上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在一些可能被美国卡脖子的技术上只要集中力量也有能力取得突破，就像华为的任正非所说的，无非代价大一点、时间长一点而已。而且，绝大多数我国尚未拥有的技术不只是美国有，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美国为了维持其霸权不卖给我国，其他国家没有必要为了帮助美国维持霸权而沆瀣一气不把那些技术卖给我国。这个判断是基于我国按市场汇率计算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且从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每年为全世界的经济增长、市场扩张贡献30%左右，相信未来还会贡献更多。在国际贸易中，越大的经济体和越小的经济体比较，越小的经济体所获得的好处会越大。所以，只要我国坚持开放，让其他国家来分享我国经济发展、市场扩张的好处，美国即使想抑制我国新工业革命相关产业的发展，其他国家也不会为了美国而放弃了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市场，牺牲了自己国家发展经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的机遇。所以，除了一些战略型产业之外，各地在“十四五”期间和未来还应该继续秉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原则来规划产业转型、技术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林老师您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重点是什么？

首先，感谢你了解新结构经济学的起源。新结构经济学确实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成败的经验，提出的新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是继二战以后的结构主义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和过去的经济学理论在来源上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的理论实际上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政治文化体制作为暗含前提。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暗含前提不存在，所以这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应用时，讲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由于条件不同，经常会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两张皮。新结构经济学是总结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所以它的前提条件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这也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强调“唯成乃真知”，提出“知成一体”，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并有信心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一个经济体要实现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遵循比较优势，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成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推行的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优先发展的产业资本密集、技术先进，但是，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必须保护补贴才能生存，为了重工业赶超，政府采取了许多干预扭曲的计划经济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推行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所提倡的休克疗法，把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各种干预扭曲一次性取消掉，而是采用渐进的双轨制，“老人老办法”，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国家在转型期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准入，在80年代大多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并且，积极招商引资，设立工业园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因势利导这些产业的发展。

在这样的改革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补贴原来的资本密集的产业，政府对经济保留了很多干预，遗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扭曲。这些扭曲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比较优势提升，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由“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而应该给予消除。

原来用于保护补贴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给予市场保护，禁止外国企业到我国来投资、生产；二是压低要素价格来降低其投资和经营成本。展望“十四五”时期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重点会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会从正面清单变为负面清单，除了一些负面清单规定的关系到国防和经济安全以及国计民生的产业之外，外商都可以投资，享受国民待遇；二、要素市场改革，包含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的改革。做好这些改革，我国就会变成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中，各地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既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按各地的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也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成竞争优势，为实现分两步走战略，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牢固的基础。

这个过程需要各个地方以及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乐意以来自于我国的发展理论，贡献于各个地方“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携手推动各地经济稳定、高质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