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中重构自身意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政】

中国共产党1921年诞生于上海，今年是这个独一无二的政党组织成立99周年，约为一个百年。

在这一个百年里，上海是一个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既连接着中国历史也连接着世界历史的大都市；而诞生在这个大都市里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样，通过大大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它的这一个百年也同时具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多重意义。

以百年为尺度的历史观谓之“大历史”，一些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会特别凸显出来，有助于让人们认清，一些看似相距遥远、并无直接联系的事情，实际上在长时段的历史运动中存在着紧密相关的因果关系。

从1921年这一年往前回溯一个百年，当时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大英帝国的崛起。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巨变，决定了此后世界历史的基本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百年历史。今天回顾地看，在当时的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发生的事情，与百年后在中国上海发生的事情，是在同一个历史逻辑链条上。

6月26日，上海，临近“七一”，位于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图自人民视觉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罗列了如下数据，1760-1830年，英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从1.9%跃升为9.5%，30年后又上升到19.9%；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它消费的煤和石油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英国国旗，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1

这个数据表中找不到中国，因为这些数据都是衡量工业化国家实力的指标，不包括当时尚未开始工业化的大清帝国。这是19世纪初期的世界现实，通过工业革命而实现高速崛起，在当时是英国自身长时段历史运动的一个高峰，有它自身的历史逻辑。这个逻辑很简明直接，可以用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斯文·贝克特在其2014年《棉花帝国》一书中的一个研究结论来概括：

尽管工业资本主义仍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但它是此前几个世纪的重大创新——战争资本主义的产物。2

就是说，是战争——长达几个世纪的对外战争以及战争的胜利——成就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而有了战争资本主义，才有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整个19世纪，从英国开始，其他欧美列强随后，无不是沿着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这同一个历史逻辑发展，一方面将本国打造成军事-工业复合体，一方面将外部世界当作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卷入其中。结果是，世界上所有国家，要么在战争中取胜，由此进入战争胜利与工业化发展的正循环，要么在战争中败北，由此进入战争失败与殖民地危机的负循环。

随着英国远洋舰队抵达中国东南外海，1840年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个世界历史的最新逻辑。

围绕着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随后的历史巨变，已经有了太多的讨论，直到今天在中国学界还充斥着诸如“天朝傲慢自大”、“满清政府愚昧无知”、“中华文化腐朽落后”这一类自我否定的论调，或者诸如“人家只为公平贸易而来”、“市场经济的普世规则”、“优越文明不可阻挡”之类替人开脱的说辞，而真正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本质、不带成见和偏见的研究却少之又少。

反而是那些严肃的西方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针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给出了一些较为透彻的洞见。

例如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完成于1963年的《文明史》一书中，关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他写道：

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改革和解放是两项往往相互矛盾的任务，不过都必须加以完成。

中国花了很长时间，历经了很多磨难，经过许多犹豫和实验，才终于弄清楚奋斗的含义。中国是不可能像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进行现代化那样在一夜之间学会西方的方式的。它要学做的两件事都非常困难。3

1840年之后的中国一步步被西方强加上重重枷锁，一路朝着战争失败与殖民地危机的负循环滑落下去，这段历史不必再赘述了。总之，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布罗代尔所说的“改革和解放是两项往往相互矛盾的任务，不过都必须加以完成。”这一定论，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生死关口，闯过去了就是绝地重生、凤凰涅槃，闯不过去就是万劫不复、亡国灭种。

改革在当时就意味着必须向西方学习，即使已经被西方强加上了重重枷锁，沦为了半殖民地，但也要使自己“西方化”，既要学习工业，也要学习战争；但是，学习的过程却又不能让本国的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重，必须要彻底摆脱殖民地地位，推翻西方的殖民统治，包括政治和军事的，也包括经济和文化的。这就是“相互矛盾的任务”、“两件事都非常困难”这些话的含义。

可以说，只有通过在这种全景历史中浮现出来的真正的问题，才能够透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一个百年的重大意义。

为什么晚清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变法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没有走通，民国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也不可能走通，唯独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最终走通了？这其中的道理，也内含在布罗代尔所揭示这个重大问题当中。

不仅历史是这样，时至今日，中国虽然已是世界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实仍然面临着如何完成“改革和解放”这一双重任务的问题。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不择手段的打压其本质是什么？难道不是美国不能容忍中国摆脱它强加给中国的经济、贸易、技术、文化甚至包括军事围堵、战争威胁等无形和有形的枷锁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仍然面临一边要继续向先进国家学习、一边又要争取国家和民族的完全解放这一仍然相互矛盾的任务吗？

如此看来，中国共产党似乎专为解决“非常困难的”、“相互矛盾的”任务而生。虽然已经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让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翻身解放并成长为世界大国，而且成为这条奋斗之路上唯一的优胜者，但今天还在反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用“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激励自己和全国人民，再次踏上新时代的伟大征程，在世界所有政党组织中，也不可能找出第二个了。

就在今年，让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确定要完成。也就在今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大幅度下降、企业经营遭遇挑战、重点群体就业和返岗面临困难，同时国际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情继续蔓延，抹黑围堵中国发展的势力不断抬头……

但无论怎样，都没有人认为中国将停止实现目标，或将被巨大的困难压倒。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伟大政党。”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为了人民，永远依靠人民，这个政党的自身意义会在它所创造的新的历史中不断重构，其人民政党的政治本质也会不断再现。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

1.参见（英）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

2.斯文·贝克特著，徐轶杰等译《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3月。

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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