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桥：中国信贷已走过头，继续搞信贷膨胀会恶化贫富差距
张化桥：
各位晚上好，谢谢复旦大学王永钦老师安排的这个活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消费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良资产。
我认为，未来5-7年內很可能是中国不良资产的黄金时段。二十多年前，中国的银行家数很少，基本上都被三角债，也就是不良资产，困死了。但是所幸，那时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很低，信贷在整个经济中的覆盖面还不广，我们刚刚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拨款改贷款中走出来，“借款还钱”的文化还在早期的培育阶段，处理信贷违约的基础设施（比如调解、催收、仲裁、判决、执行）还基本上没有。
那时，中国政府引进了美国AMC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概念。大家知道，美国在八十年代有过一个社区银行的大危机，大批储蓄贷款协会 savings and loans associations 因为发放太多的按揭贷款给低收入人群而倒闭了。美国的那个处置机构叫 The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我们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就是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在它们成立后的十年，中国的高通胀就把它们手上的不良资产都变成了香饽饽。但它们有庞大的机构，很难解散，于是为了机构生存，开始进入租赁、银行、信托、证券等领域，也成了不良资产的生产者。
消费信贷/小微企业信贷是全世界的顽疾
眼下，虽然企业信贷产生的不良也是铺天盖地，但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我们今天主要是谈所谓的小微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的不良，因为这两个东西是连在一起的。
消费信贷/小微企业信贷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很像烟草、酒精、博彩一样。这种产品的消费不是越多越好，必须十分谨慎。根本的原因是：小企业的死亡率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都很高，再加上高昂的金融媒介费用，因此行业的利息率必须很高、必然很高。
而反过来，小型企业在长期支付高利息的情况下，又不可能繁荣，甚至无法生存。而利率太低，信贷机构又会亏钱，终究会退出市场。所以，在某一个额度之上，小企业信贷往往只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互相伤害。而这个额度是需要非常大的技巧和意志力才能控制的东西。人往往贪心、信心爆棚。所以，只有少数伟人才能控制好这个额度。经济稍有波动，你就翻船了。所以，最佳的信贷额度也许是零。
对于做消费金融和SME金融将近十年的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也许代表了我的醒悟或者叛逆，也许我想岔了。
我认为消费信贷/中小企业信贷在中国已经走过头了。我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和小型企业来说，即使零利率、软贷款也很危险。
举几个例子，比如，美国的学生贷款利率大都在3-5%。不高啊！但是，累积下来的债务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再比如，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国家政府和联合国的各种下属机构都对第三世界穷国发放过一种“软贷款”：利率低、限制少、期限长、甚至可延期。但是，结果基本上是打水漂。很多国家因此长期负债累累，爬不起来。原因主要是，第一，各种费用（美其名曰技术援助）吃掉一大块；第二，腐败政府和官员贪污一大块；第三，更重要的是，即使零利息，你也得还本啊。很多项目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中小企业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即使是负利率，也还不起。中国也曾长期享受这种援助。但是结果都不理想。
所以，结论是，中小企业融资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人类会不断尝试，但低利率根本不是个办法。在欧美，在任何国家，小型企业要想获得银行贷款，都是既难且贵。小型企业的融资问题，大家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每个政府都有小型企业管理局，或者类似的单位，可见这件事是个顽疾。
即使在新冠肺炎来临前，欧美的央行货币政策利率已经接近于零。中国的分析师们都以为欧美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大错特错！即使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债务成本也在10%左右，他们还算幸运的一族。在香港，基准利率很低，因为实行联系汇率，所以香港利率与美国一致，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中国大型房地产公司在香港的发债成本都在10%上下，远远高于大陆的利率。
新冠肺炎以来，欧美企业（大、中、小）的真实融资成本跟央行的政策利率反方向变动。央行降息，市场加息。我觉得，中国企业的债息和贷款利率太低，完全不够弥补债权人承担的风险。
小型企业的融资往往与消费金融绑在一起。消费金融大约从60年代开始快速发展。而差不多同时，普惠金融在孟加拉国、印度和非洲、拉丁美洲也成了一个很时髦的现象，特别是尤努斯的大力宣传。
在欧美，二战以来，消费金融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意。但是除了住房按揭的利率似乎比较低以外，信用卡、汽车贷和其它类型的消费信贷，在支付了10-20%甚至更高的利率之后究竟給消费者带来了多少福利，实在是个很大的问题。
消费者当然有权享受消费信贷，就象银行有权发放消费信贷一样，但是，这个产品的历史作用，值得反思。
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普惠金融二十多年的英国人叫Hugh Sinclair 写了一本书叫 Confessions Of A Microfinance Heretic。书中，他问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你听说过有人靠信用卡债务而脱贫，甚至变得富有的吗？”难道消费信贷不是固化贫困，或者至少拖慢你走向财务自由的一个因素吗！
大家千万不要说，“节俭和量入为出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其实它只是人类社会的常识而已。西方国家也讲究 living within their means。当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朝西方靠拢之后，中国的消费者可以同样变成消费信贷的奴隶。
普惠是很多次贷机构的美好愿望，也是一部分从业人员和机构的忽悠。大家做生意总希望有个愿景和口号。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实质。你真心认为，借款人在付给你15%，25%、35%的年化利率之后，还能持续地赚钱吗？换个角度，你真心地认为，你把利率降到15%或者25%以下，而违约率和营运费用又这么高，你的贷款公司还能持续发展吗？注意持续二字。
“次贷机构”不好听，可这又确实是我们的真实姓名。难怪在本次新冠肺炎来袭之前，全球次贷机构就大片大片地死亡了；它们的死因就是与借款人的相互伤害。
（1）你看中国上万个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租赁公司、保理公司、融担公司、P2P公司、助贷公司、甚至消金公司死亡，伤残无数。
（2）美欧国家消费金融的行业翘楚，绝大多数已经伤残，甚至包括著名的LendingClub,On Deck, Wonga, Greensky, Funding Circle, Amigo Loans。现在看着还行的几家，比如澳洲的AfterPay 也会遇到巨大的挑战。
（3）发展中国家的普惠金融企业几乎全部慘不忍睹，亚、非、拉几乎无一例外。
所以，请不要再说，中国有两亿人、三亿人尚未被金融覆盖，也请不要再说三千多万中小企业无法获得便宜的融资。这些企业、这些人如果真的尚未覆盖的话，你也不应该试图覆盖，因为他们都用不起你的钱；而且你也不愿意覆盖、你也覆盖不起。
Hugh Sinclair：Confessions Of A Microfinance Heretic
金融深化走过头了吗
中国的金融深化已经走过头了。八十年代，我还在央行工作时，上上下下言必称麦金农的金融深化理论。可是，这些年我们干得太好了，一直把金融深化推到了另一个极端。根据包商银行的调研显示，连内蒙古的每个乡镇都起码有一个正式的金融机构，一般来说都有三、五个。这还不算支付宝、微信账户、余额宝之类。
过去十年，金融科技公司号称要通过技术来减少违约和欺诈，可是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大家都失败了。我的结论是，次贷就是次贷。在次贷人群中选优，概率上就有问题。不少业内人士辩解说，我们做的是几乎优质的借款人near-prime，可是这个界限太难划，而且，如果对方愿意接受这么高的利息率，还不是次贷吗？
即使金融科技企业幸运地找到了消费者的痛点，这个痛点也是可以移动、消逝的。而且，当金融科技公司正在挥汗涔涔攻克这个痛点时，实力雄厚而且已经有大批基础客户的银行通过小小的改良或者收购就可以解决这个痛点，或者部分地解决。那咱们金融科技公司又白干了。
这十年，我在香港和英国就感受到了由于挑战者的出现，银行如何改善灵活性和服务水平，挤掉了金融科技公司的生存空间。
我认为，绝大多数金融科技公司和非银金融机构、新金融机构跟银行相比，都输在了起跑线上：（1）资金实力：即使你的估值很高，但是你的钱少；（2）已有的基础客户；（3）银行在各种业务之间的互相补贴；（4）银行的政治影响和客户信任（不会倒闭）；（5）资金成本（存款利率低）；（6）客户的质量。什么叫prime? 这就是prime！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坏帐问题究竟有多么严重：
（1）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已经十分严重。
（2）企业贷款的违约十分严重。
（3）消费信贷的违约率已达历史最高水平，不管是P2P、消金、小贷，还是銀行信用卡、抵押和纯信用贷款。
（4）企业信贷的纠纷即使在立案后，判决也很慢；在判决后执行也很难。我知道有些案子拖几年也没结果。
（5）法院不肯受理消费信贷的案子，仲裁和判决后，也很难执行。而且诉讼也是一条昂贵的路。
（6）私募基金的状况比P2P更加严重，因为它的块头更大。
（7）整个社会，老赖盛行，“放款有罪、赖帐有理”的思想不断打击着社会道德和契约精神。
催收行业需要变革
我感觉，民间借贷和非持牌金融机构（含p2p）的催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鼓励了违约，因此违约率可能超过一半。少数勇敢的投资者购买了一些此类不良资产包，但是不敢大举进入。银行及其他持牌机构的消费信贷不良，现在基本上也只能靠催收和祷告。多数机构有自己的催收团队，也有外包。你可能不敢相信，大银行的催收外包服务商动辄几百家。总行和各分行业各有势力范围，都不想让出地盘，而催收行业又无法整合。难道银行的行长们愿意跟几百个催收外包商打交道吗？
在欧美，一个国家的催收外包业务一般都集中在3-5家公司。银行有合规的担忧，也希望只跟入围的三、五家外包商合作，以保护自己的名誉。在这个行业，大家靠的是信任，而不像我们靠的是牌照和关系。美国的银行通常把消费信贷的逾期打包卖给PRA和Encore Capital 等，并且贷款给这种机构，让他们购买不良资产。
中国的催收机构对社会有巨大贡献：它们帮助放贷机构收回应该收回的资金，维持社会秩序，但是大家不敢做大，也不愿做大，因为大家齐声骂催收机构。中国有没有坏的催收机构、坏的催收人员呢？当然有。政府应该有理有节地处理。可是，我们会不会因为银行违规就关闭银行，逮捕全行员工？会不会因为某人喝酒醉死，而关闭茅台集团，或者因为出了车祸，而关闭上汽集团？现在零零星星上千个催收公司的状况，既不利于加大科技投入、提升效率，也不利于合规管理。
如何评价最近发布的“银保监会就单户对公、批量个人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征求意见”？我认为，第一虽然这个文件晚了二十年，但总比永远不来为好；第二，不需要试点；第三，对契约文化的长期破坏，以及对老赖的纵容必须检讨、改变。
目前，司法系统对此类案件兴趣缺缺，这极大地打击了金融业。这两个问题如果不根本解决，任何改革都是避重就轻。而投资者也不会大举进入这个行业。
在这里，我提几点谬论是：
（1）中国信贷早已严重过剩，继续搞信贷膨胀只能恶化贫富差距，并不能创造财富。
（2）多数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没有存在的价值，需要关停并转、提高效率、改善资产质量。
（3）聪明的中小金融机构应该认清潮流，停止放款，停止不良资产的再生产，转型为不良资产处置机构，而且从自己的不良资产做起，然后为其它机构服务。我们需要一个消费金融思维革命，改变放款光荣，贷后管理没有地位的想法。
大工业化才是社会脱贫之路
有人问，如果我们大幅度地减少中小企业信贷和消费信贷会不会导致经济衰退？也许会，也许不会，但是，50多岁的中年男子通过减肥而略变清瘦，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不习惯，难受，但绝对是好事。
中小企业和消费者通过减少对信贷的依赖，减少与金融机构的相互伤害，提高运营效率，好处多于坏处。
我曾多次公开反对国内有些地产公司在香港为了发债而发债，比如用12-15%的年利率发债，承担各种费用，换汇回到大陆，还有时间的耽误。也许你会说，未来的发债成本会越来越低。也许。有些企业是这种情况，但是很多不是。虽然这些地产公司可能很赚钱，但是这个发债行为究竟是增加了还是抵销了它们的利润水平，很难说。
这次新冠危机，很多人被迫呆在家中，弹尽粮绝，焦虑不堪。这当然首先是贫穷的罪过。但它也显示了一个道理：积蓄很重要。我苦大仇深，让我说句也许残酷无情的话：越穷的人越需要储蓄，因为他们更容易遇到不测风云，而消费信贷也更容易把他们陷在危险之中。
同样，小型企业本来就很难生存，而信贷只是加大了它们死亡的概率。虽然它们有可能因为信贷而如虎添翼，但是只有极少数小型企业是老虎，而绝大多数小型企业只是狗和猫而已。减少信贷，就是减少相互的伤害。
从理论上讲，个人破产法的实施会大大提高社会的诚信度、打击老赖，但是如果政府和司法系统不配合，有了立法也没用。况且，从房地产税的立法之艰难，我理解了很多事情着急也没用。
社会要进步，人民要脱贫，就必须大搞工业、大工业。孟加拉国、印度和不少穷国的小微金融固化了贫困、固化了小微经营，这是政府的失败、社会的失败、劳动力资源的浪费。这是没有前途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上文提到的Hugh Sinclair 在书中说，绝大多数人的命运是打工，而不是蚂蚁般的重复性创业。大工业化是社会脱贫之路。这个结论我很认同。
Sinclair 举了几个例子，第一，某贫困山区的村妇借了小微贷款，在镇上卖菠萝切片，很赚钱。但当26个村妇都从不同的小贷机构获得微型贷款，到镇上一字型排开，卖菠萝切片时，不仅这些微贷都变成了坏帐，而且这些村妇们的家庭也被毁了：她们循环借钱、付高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最终只能起义或者自杀。
第二，巴西的穷人不断涌入大城市打工，在郊区搭建很多（临时）窝棚 favela 。他们本来的计划是迅速挣钱，然后买正式的房子，并把妻小接过来。遗憾的是，这些窝棚成了他们永久的家。每年、每月、每天，新人们带着同样的希望搬进这样的窝棚，或者在附近搭建这样的窝棚。
Sinclair称，小微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就是这样的窝棚。一旦进去，别想出来。
而美国的次贷就是这样的窝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