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善波：米尔斯海默的盲点，看来只能靠中国用事实解答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邵善波】
观察者网最近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米尔斯海默，该网专栏作者子思事后作出了一个总结，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批评。讨论涉及到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东、西方的政治及哲学理论差别，核心是当前的中美关系，及我们在当前提出的国际关系大政方针，值得大家深入讨论。
米尔斯海默教授在访问中重申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教授率直、诚恳的态度，显示了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他曾经多次来中国，愿意与中国学者交流，认识中国，这在当前中美关系的困境及恶劣的气氛中，算是难得的，值得肯定的。他对自己的观点没有动摇和妥协，很可能是他还没有听到要令他改变他的想法的理由，这是学者应有的风范。子思提出的各种说法，如米教授有幸看到，想也不能说服他。
观察者网专访米尔斯海默教授
这世界就是一个“铁笼子”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我们存在于一个“铁笼子”内，这是一个对客观事实的表述。这世界就是一个铁笼子。在我们尚未能大规模移居到月球，或者火星前，地球就是人类的“铁笼子”，地球上的不同群体，就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
十八世纪前，因交通尚未发达，地球上各个群体之间，尚有很多空间，相互接触、碰撞的机会仍然有限，很多群体没有生存在“铁笼子”内的感觉，中国就是其一，也因此而吃了大亏。西方列强来华，包括日本，及俄罗斯的扩充，令中国不得不面对外来出现的挑战，首次要面对“铁笼子”这个现实。
民族国家是一个不能逃避的当代现实
米教授认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单位，就是民族国家。中国对此也不例外，不能是个例外。这是个正确的观察，也是国际上的事实。
“民族国家”是17世纪才出现的一个来自西方的政治群体单位的概念。更贴切的名字，应是“现代国家”（很多国家并不是只有单一民族）。它要求一个政治群体对自己的成员有明确的界定（国民、国籍），对自己的领土有明确的边界，当政的实体（政府，政权）要得到其他人的承认。从前的中国都没有这些概念，但在现实中被迫接受这三个条件。在过去百多年，中国正努力地按这三个要求办事，过程中承受了不少痛苦及伤害。当前的中印边境事件，及美国不断挑拨的南海问题，就是中国尚未完成构建现代国家（划出边界）的例子。
中国有中国文化。但现代中国首先是，也基本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她有明确的国民定义，正努力完成划定她的边界，她有一个被世界承认的政府，这是清楚不过的。至于当代中国这群体的基础，是否是中国文化？其所指的中国文化又是什么？是一个尚未有共识的问题。这也是两岸问题中的一个症结，也是反映这问题的一个例子。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文化，一个文明型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例外的这种说法，在探讨当代国际关系问题上，我认为是比较难有说服力的。
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必须有上述的三个条件。至于这国家的团结基础、共同基础是什么，是自己要面对的问题，拿不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来说。在这一点上，米教授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力确保自己一直是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用行动确保自己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加强大。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是由衷之言 。
米教授继续质问：“难道你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在消失，在崩溃？难道你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消失？日本在消失？看看这个世界吧，我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国家正在消失。它们消失了谁来接班？如果不是国家，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活动？答案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米教授的这个观察是一个不能质疑的事实，没有对与错的问题。任何以道德角度，或以一个例外的文化、文明单位去质疑这现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实主义是当代所有国家的基本出发点
现实主义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不单是一个“主流”理论，更是一个没有任何例外的残酷现实。米教授认为：“在多极化世界里，所有大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现实主义指导行为，开展强权政治。”这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问题只出在最后一句。即大国是否必然就展开强权政治？我认为这是米教授的一个盲点，也是当前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很可能不能以理论去反驳他，只能以事实去说服他。
在当下的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都首先是个现实主义者，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作为一大国、强国，不争霸，不搞强权政治，这是我们的取态，我们的行为准则。但能否以此说服西方国家，或像米教授这样的人，尚是未知数，起码到目前明显尚未成功。
世界正渐渐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子思将现实主义各个流派的共性归纳为四点，即：群体结构、无政府状态、自利动机、权力行为。让我们按此逐个进行深入的探讨。
“国际体系是一群国家的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集合，而且整体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中”，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事实。作为一个全球独大的美国，特别是自从越战以来，已看到自己的局限。基辛格在上世纪80年代已提出这个现实，但接受的人并不多。现在特朗普公开宣示“美国优先”，正是美国脱群的声明。无论特朗普在其它方面的表现怎样无稽，他提出并尝试在全球各地收缩美国的参与，是获得美国国内左中右不少人的认同和支持的。
联合国在二战后成立以来，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扮演过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这实际也是在美国主导下，伙同西方盟国，统治全球的一个白手套。当联合国的会员国不断增加，逐渐淡化了几个大国的影响力，美国就变得对联合国有些意气阑珊。中国的出现及逐渐强大，更大大削弱了美国在联合国的独霸地位。退出联合国己成一些美国人的选项。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逐渐脱群，不愿意再单独承担应对全球问题的主导角色，已是大家公认的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吊诡的是崛起中的中国，虽然被美国及西方国家指责是“修正主义者”，欲改变全球治理的格局，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但中国多次表明并无此意图或野心。对这表述，美国及西方国家，像米教授的思维一样，按着他们的认知，大多听不进去。故此，面对当前的霸主欲退群、收缩，但中国无意承接作为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这一事实，米教授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局面，已是处于近乎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并不过分。这是全球要面对的一个危机及挑战。
全球的200多个现代国家是一个生存在同一个“铁笼子”里的群组，这群组正从二战以来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走向一个无政府的状态。这只是个残酷的现实，不是什么理论。不同意这观察的人，要拿出事实来说话。
现代民族国家的自利行为与霸权没有必然关系
至于“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总是具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一定是通过权力达到追逐利益的目的”这一论述，是米教授及很多西方学者、政要根深蒂固的思维认识，这就值得好好探讨。
将现代民族国家表白成一个生命体，是近代政治学的一个普遍论述。例如将达尔文针对生物世界的进化论，引用到人类之间的关系上去，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些借用的理论，很多时是用来为弱肉强食的社会及国与国关系提出理据。但将现代民族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有生存、自卫的权利，这并没有错，也是受联合国公约承认的。所以现代民族国家寻求自利最大化，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在这过程中，是否必然以损人利己，以大欺小为手段，这是值得讨论的。
米教授认为“在多极化世界里，所有大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现实主义指导行为，开展强权政治。”应注意米教授这观察，只限于“大国”，因为只有大国才有玩弄强权政治的条件。米教授的盲点，是认为大国必然争霸，这也是美国政坛及学界的普遍观点。如何改变他们这种思维，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难题。
米教授指出，“在一个不存在更高权威的体系里，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各国无从确凿地了解彼此的意图，而各（大）国都有进攻能力，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最好是成为地区霸主……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竞争，基本就是一场零和博弈。”他说出美国人及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的看法。如何令他们放弃这种世界观，是我们当前面对的一个最大挑战。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应就是指每个现代民族国家，都会按照自己的实力，努力寻求生存，保护自己的发展空间。这就是当前国际关系，每个国家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个事实。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米教授最基本的观点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像是铁笼子，这没有错，地球就是这么大。至于那些有能力的“大国”，会否利用自己的优势，损人利己，以大欺小，以扩大或维持自己的强势地位，则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没有必要将这种行为归纳在现实主义中。
米教授与基辛格同是现实主义的信仰者，但基辛格明显并不认为大国（起码在某种特定的环境）必然是个扩充主义者。他长期鼓吹在面对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的现实下，美国要面对自己能力的局限，适当收缩自己的外在能量，努力联同其他盟友，共同处理这“铁笼子”里的问题。在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下，他也认为应包容中国在这圈子内，才是一个理性的做法。当然这声音在当下的美国并没有市场。相反，米尔斯海默教授的现实主义，认为中美博弈必然是一个零和游戏，则已成为美国的主流观点。
中美关系大可不必纠结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理论框架内。图片来源：美联社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并不一定就是米教授认为的那样，大国就一定是斗到你死我活。现实主义是每个现代民族国家持有的基本的国与国关系观，不然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存在。国际关系的讨论中，确实有一个流行的二元对立，即现实主义相对理想主义，两者互不兼容的想法，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米教授认为二战后的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是基本上失败的。到了今天，美国学者也不能不承认这结论。但美国在二战后实行的不是理想主义，而是现实主义，再加上霸权主义。
基辛格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如马歇尔计划、带头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包括命运曲折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这说法非常牵强。因为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从来就不是美国的主流思想。他推动一战后的国联，国会就不认同。美国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支援欧洲战后复苏，也带动西方盟国与苏联对抗，亦有自利的考虑。美国二战后推动组成的联合国，从现实的情况看来，也是在它能基本上主导及控制这机构下，才给予支持。正如它现在认为自己不能主导大局，要退出世卫组织一样。
所以美国的所谓理想主义，实际也只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的一种包装，或是一种手段。两者并不对立，并非不能共存。现实主义者如米教授及基辛格之所以反对理想主义，只是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推动理想主义者扭曲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事实上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时，为了维护美国利益，基辛格与米教授不时要抗拒理想主义的压力，与理想主义斗争，他们并不是将两者对立起来。
美国推动理想主义者，主要是一些民主党的自由派政客。他们以一些所谓普世价值，其实即是美国价值，要求其他国家遵从，这也并非纯粹是理想主义，没有私利的考虑。像希拉里关注中国的人权，前卡特总统成立机构在全球推动西式民主，这些都是非常有选择性的举措，并不一致地用在所有与美国往来的国家。这充分体现西方所谓理想主义的虚伪性、工具性。它其实也是现实主义的延伸。 当然在美国社会内，也确实存在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就如基督教教会非常努力向全球推广福音一样。他们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付出是无偿的，但目的只是想将他们自以为的真理及信仰，传播给世人，拯救世界。但这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借口。
中国引领世界走出“铁笼子”？
对于中国现在提出的“公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设想，米教授认为：“这些想法不会付诸实践，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我们生活的世界围绕着不同民族运行，不存在什么人类整体。这种关于全球文明、全球社会、世界国家的想法，完全脱离了现实。”
这看法的问题不在其极端，也不是一个理论构建对错的问题，这纯是一个观察，对人类历史经验的一种归纳。这是美国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是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西方文明社会经验的一个总结。他的问题在于片面，只看到自己经历的东西，并将其扩大到全人类，拒绝认识及了解其他族群的经验。
首先，人类整体是一个事实，人类有共同命运也是一个事实，如气候变化，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这些事情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响，解决的办法，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单独能承担的。在全球化的大局下，这些性质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米教授也不可能不承认这些事实。他不承认的是人类有这个视野，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能放弃自己的私利，共同合作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的盲点，也是他的悲观及消极主义。
应承认，现在没有一个世界国家或全球政府。联合国能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与这理想及要求相差很远，全球国际社会亦缺乏整体意识。但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仍是客观的事实。人类这个群体能否面对这一现实，共同合力去解决一些大家的问题，就是世界当前面对的挑战。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着实与整个世界的认知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
如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呼吁大家共同面对这些问题，推动大家同心协力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当代的理想主义，就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提出的理想主义。
米尔斯海默教授的问题，不是带有严重先天缺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他也不是抽离人、抽离历史、将国际关系物理学化、数学化。而是他对人性、人类社会有个非常负面、悲观、及片面的看法，有一个非常狭窄的经验主义的缺憾。但更重要的是，米教授认为大国必然会以强权来保护及扩大它自身的利益的真正动力，并不单纯是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性格及本质问题。如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必然是扩充性的这种结构性分析成立的话，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有一定的条件下（大国），米教授所说的那些论述，就必然从他们的行为得到体现，而事实上也是这样。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这与我们提出的理想主义有什么关系，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如子思点出的“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希望走出国际关系的固定结构和固定模式，大家抛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通过大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创造新的多边关系。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走出国家的自利动机和权力行为的传统窠臼，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致力于世界各国的携手合作，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子思认为“这不完全是未来蓝图，实际上也是走出西方现实主义‘铁笼子’、避免重回列强争霸旧思维、旧模式的唯一出路。当然，新路决不是那么容易走通的，但中国已经高高举起了指引前进道路的旗帜，不会再回头了。”
这是个良好的愿望。但这与西方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结构性地对外争取及维持霸权的地位，存在什么矛盾？两者关系如何？如何兼容？都是我们要面对，要回答的问题。这不能以良好的出发点、说教的形式就可以解决。
并不是文化差异的问题
米教授的理论，并不是知行“未能”合一，也不是他忽视了人的因素。他提出的理论也最后必然要受到现实的考验和认证。而这现实，证明他对与错的事实，看来只能由中国的行为结果来提出。他的论述是基于他对人及人类社会的理解，他并没有忽视人的因素。西方的思维倾向形而上学，这是他们的思想传统。我们与米教授的分歧，并不是源自他的形而上学与我们实事求是的处事态度的差异。反而对方可能会认为我们提出的纯是理想主义，一厢情愿，才是形而上学，缺乏事实支持。米教授的思想可能是顽固的，这是他的“铁笼子”，但作为一个学者，坚持己见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中国学界能否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绝对不能怀疑。中国不会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构建其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人提出“公天下”、“天人合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自然是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与哲学。但中国也不应，也不能单以自己的历史材料，归纳出一套能应用在当今世界的规范化的理论模型。无可否认，中国世界观的视野，是超乎现代民族国家，超乎西方在这问题上的水平。正如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指出：“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而存在。”
中美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当然也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对美国就这问题的各种思维、看法，对我们如何处理这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如果我们的论述是基于事实，在话语权仍被操控于西方的现实下，则最后只有以事实，才能说服西方人。或在过程中，根本不用说服什么人。所以我们做的，比我们说的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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