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韦诺：解决香港教育问题，先要打破“非政治化”的信条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在中央决定订立“港区国安法”的同时，针对香港教育的号角也再次被吹响。5月1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香港中小学教育至今仍没有进行‘去殖民化’过程，更没有建立与‘一国两制’制度相适应的新教育体制。回归后，香港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教育也应当从‘殖民地式’教育转变为‘一国两制’特色教育。”
5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评论专栏“侠客岛”则以“教育不去殖民化，香港怎么有未来？”为题，批评“香港回归20多年，香港教育却未完成‘去殖民化’改革，导致许多香港年轻人对国家和‘一国两制’充满偏见，令人深感遗憾和忧虑”。
6月10日，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香港的教育，是香港的大事，也是国家的大事。”
同日，中联办发言人指出：“教育有着鲜明的主权属性，在培养合格国民、厚植家国情怀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
对香港教育作出批评固然是好事，代表问题焦点已从本属受害者的香港青年身上移走，可以尝试回答：为何本来如“一张白纸”的青年，无法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绘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然而，之所以说“再次被吹响”，是因为这个已经是老问题。早在2015年，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就指出：“特区成立后，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让一些本应放在历史博物馆里的东西跑出来招摇过市，有的还被奉为‘金科玉律’。”同年，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饶戈平亦指出“香港有必要进行‘去殖民化教育’”；学者强世功批评香港教育仍未“去殖民化”；学者赵可金则指出“香港教育‘殖民化’问题亟待解决”。
相隔五年，香港教育“去殖民化”问题再度被提起，反过来证明了这个问题在这五年内仍未解决。那么，为何教育“去殖民化”会停滞不前？
笔者认为，教育要“去殖民化”，先要搞清楚殖民教育。假如我们错误认识殖民教育，便会“断错症，下错药”。
“非政治化”的教学？还是教育“非政治化”？
很多人对殖民教育的印象就是“非政治化”及“去中国化”。总体上而言，这种看法没有错，但太过笼统及粗糙，容易产生错误分析。
首先，“非政治化”的教学不代表教育与政治沾不上边。笔者理解，由于港英政府看似严厉打击课程中与政治有关内容，因此视殖民教育为“非政治化”。
然而，教育的性质为何？教育本身就发挥着政治功能。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说：“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换言之，教育的作用是向学生灌输意识形态，而殖民时代的香港教育就是向学生灌输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及意识形态，以维持殖民统治，可见教育从来没有一刻与政治分开过。
另外，港英政府的殖民教育都是政治操作，背后完全是出于最切合宗主国利益的政治盘算，而且我们不应该把殖民教育看成一个不变的东西，它会随社会政治环境改变而不断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局势变化。
以殖民时代的公民教育为例。自1842年英国侵占香港起，至1920年代，香港完全没有任何公民教育。直至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及1930年代初南京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港英政府才设立“公民科”，成为学校科目，以加强殖民意识与殖民管治，尽可能地使香港游离于中国内地之外而保持相对的“独立”。
省港大罢工
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应对强大的共产党势力，自1950年代起，公民教育被港英政府用作向香港市民灌输特定的殖民政治知识，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活动，而“公民科”亦成为学校的必考科目之一。
同时，港英政府大幅度修改《教育条例》和《教育则例》，禁止学校举行“政治活动”。港英政府动用《教育条例》的个案，显示其政治用途相当广泛，包括：搜查学校、取消有潜在左派背景的人登记成为老师的资格、指令学校禁止展示及使用有特定政治内容的课本及书藉、用在学校搜出的教材来指控校长及老师、停止对进行政治活动的学校的资助、指令学校禁止老师在课外时间与学生进行未经授权的会面及集会，甚至可以直接关闭学校。
到了1960年代，由于经济起飞、内地来港难民增加，以及1966年及67年两次社会运动，港英政府将中学的公民科改为“经济与公共事务”科，将小学的公民科改为“社会科”，课程内容以要求学生遵守法律、遵从政府管治，效忠英国女王为主要内容，强调“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及香港的经济成果，不鼓励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加入联合国，并成功将香港剔除出殖民地名单。港英政府马上将“经济与公共事务”科的课程大纲改变，不再强调“香港是殖民地”，并加入中国（内地）、英国、香港三地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始鼓励港人参与地方事务。
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港英政府公布《代议政制白皮书》，开始推动政治改革，公民教育的课程加入强调政治组织及代议政治的内容，并开始提及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
1985年，港英政府通过了《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八五指引》），容许在中小学实行政治性的教育，打破了“校内不准开展政治活动”的禁令，被批评为“殖民政府为保障其地位与荣耀所做的最后努力”。
1989年后，港英政府在高中年级加入“政府与公共事务”科与“通识教育”科，并修订教育条例，允许教师可以和学生谈论政治事件。
1991年，港英政府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并于1996年发表新一份《学校公民教育指引》（简称《九六指引》），在公民教育课程中加入人权教育、民主教育与批判思考，强调培养“具批判性思考素质和公民意识，成为有理性、富政治醒觉而又负责任的公民”，又要了解“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与法治精神的重要，并在生活中实践”。
笔者之所以详述殖民时代的公民教育历史，是希望展示给读者看，港英政府是如何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操纵教学内容，而且殖民教育并非铁板一块，它会随社会及政治环境改变而变化，并因应政治形势加入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假如我们简单地以为殖民教育是“非政治化”，便会很容易误以为教育是非政治的，而这种错误想法充分展示在香港的一些官员身上。
早前，考评局取消中学文凭试历史科被指美化日本侵华的题目，香港官员回应记者提问时多次强调专业因素，排除“政治考虑”“政治干预”。然而，出题者明目张胆引导学生美化日本侵华、歪曲史实，这不是政治阴谋，又是什么？
利用片面材料，佯装中立，但倾向性极强的试题，图片来源：港媒
另外，官员很喜欢强调“政治止于校门前”、“政治归政治、教育归教育”、“要防止政治带入校园”或“入侵校园”，还说“不应在校园内唱带有政治讯息歌曲”，“学校不应该有政治宣传活动”。
官方人士的这些表态，也许是为了在近年的不利局势下，消解反对派在校园发动青年的势头，但笔者要反问的是，国歌是不是带有政治讯息的歌曲？升国旗、唱国歌是不是政治活动？在学校推广爱国主义，又是不是政治宣传？官员们为了短期的目标而这样操作，虽然可以理解，但笔者不得不指出，这不会改变香港长期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误解，恐怕难以在教育问题上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曾说：“在各方面的教育工作中，我们都不能抱着教育不问政治的旧观点，不能让教育工作不联系政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思想一贯占着统治地位。所谓教育‘不问政治’，教育‘不讲政治’，都是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法。”——《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3日）
讽刺的是，当政府批评反对派将教育政治化，反对派也经常批评政府政治操控教育、把教育政治化，仿佛各方都犯上了“政治洁癖”。
官员误以为教育是“非政治化”，误以为政治问题应由“非政治”的行政手段去解决，结果产生了极为矛盾的论述：一方面认为香港教育的问题是“泛政治化”，所以要采取“去政治化”；另一方面同意殖民教育是“非政治化”，而教育“去殖民化”的方法就是“防止政治入侵校园”，结果，为了解决殖民教育的遗留问题，却回到了维持“非政治化”的殖民教育原点。
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教育“政治化”的问题，教育本身就从来没有一刻离开过政治。香港教育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政治、谈不谈政治的问题，而是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教育系统占统治地位的问题，是反动的政治，还是进步的政治？是错误的政治，还是正确的政治？如已故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迺强所言：“香港的乱局，并非出于我们讲政治，而是自己多年不讲政治，让反对势力大讲政治。解决方法是我们也讲我们的政治。”
图片来源：央视
“去中国化”？还是“去‘政治中国’化”？
至于殖民教育是“去中国化”，这个看法也是过于一概而论。事实上，港英政府在殖民教育之中并没有简单而粗暴地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内容抹走，反而加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港人对文化民族中国的认同感。
1920年代，为了应对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影响，港英政府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中学，这是第一间由政府创办的汉文中学，并于1927年在港大设立中文系，聘请前清翰林教授传统中国文化。1929年，港大中文系更升格为中文学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并聘请另一位前清翰林朱汝珍任教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学。
1952年，为了应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港英政府成立“中文科目委员会”（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并于翌年发表报告，指出要杜绝课程内所有政治宣传（当然，针对的只是作为敌对的政治意识形态，即具有反殖民意识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元素），不建议教授近代历史，避谈中华民族百年国耻，加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及民族自豪感。
由此可见，殖民教育并非简单的“去中国化”，同样有教导包含中国的内容。准确而言，殖民教育并非“去中国化”，而是“去‘政治中国’化”，用“文化中国”来取代“政治中国”。
当我们误以为殖民教育是“去中国化”，那么解决方法好像就是增加中国的内容。问题是，殖民教育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而回归后的爱国教育仍然是以向学生教导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那么，两者分别何在？
事实上，回归后的爱国教育是避重就轻，仍旧回避“政治中国”。笔者还记得，求学时期学校的确有唱国歌及升国旗的活动，但学校并没有教导我们国歌及国旗背后的历史意义，它们只作为符号而存在。
以2004年由当局制作的宣传片《心系家国》为例。首先，宣传片虽然贯以中国国歌，但为了让港人适应及接受，宣传片采用的国歌经过了重新编曲，节奏较为轻松柔和，并由青年学生合唱。
另外，宣传片透过加入很多日常生活的画面，比如一家人吃饭共聚天伦、学习用筷子及毛笔，来呈现出香港与内地两地之间、由个人到家庭以至国家之间共同拥有的传统中华文化。
此外，片段加入太空人杨利伟及奥运金牌选手等画面，以加强港人对中国的自豪感。
学者马杰伟指出，《心系家国》采用了“去政治化”的宣传手法，透过强调抽象的传统文化及中国在运动和科技上取得的成就来加强港人的国族意识，对现代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及制度则避而不谈。因此，马杰伟以“软化的国族宣言”来形容这套宣传片，它所能加强的是一种软化的、抽象的、出于实用主义的爱国意识。
问题是，假如爱国教育仍旧维持“去‘政治中国’化”，难以使港人对实质的中国产生认同感。爱国教育要有成效，要建立“一国两制”特色教育，我们首要面对的，是实质而非抽象的中国，即社会主义中国。
邓公论香港时，多次强调中国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 “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国家里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主体的补充。
忽略了冷战结构的影响
除了对殖民教育“断错症”，对病历分析的不全面也可能是导致“去殖民化”停滞的原因之一。笔者问过不少接受殖民教育长大的前辈，他们都表示殖民教育虽然是充满殖民意识，会美化殖民统治（因为被殖民所以繁荣，所谓“小渔村变成大都会”），刻意回避及淡化国耻，但不可能出现如早前公然歪曲鸦片战争及抗日战争史实的情况。
一直以来，当我们谈论殖民教育时，总是将焦点放在港英政府基于统治目的而对教育作出的控制，但忽略了背后的冷战历史。事实上，虽然由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港英没有完全取缔及歼灭中共在港势力，而是采取打压和箝制，但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英国最忌讳的及针对的对象，仍旧是左派力量。
冷战结构下港英政府对教育的操纵，并非单纯出于管治考虑，而且具有反共目的，尤其是当1980年代香港回归已成事实，教育作为港英政府的反共工具非常明显。
《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作者陈光兴指出：
“所谓的后冷战时期尚未到来。进一步来说，冷战的长期效应已经根植于在地历史，成为国族史乃至于家族与个人历史的重要地层，就算现实上冷战被宣告结束，也不会就此散去，冷战效应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份，与我们常相左右。”
“我们的世界观、政治与机构的形式、老百姓的知识体系与分类──还别说用社会科学的分析训练来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其实都是冷战结构效应的主要环节。”
既然香港的殖民体制与冷战结构纠缠一起，那么“去殖民化”的进程及成效必定受冷战结构所制约。教育，以至整个香港社会的“去殖民化”都不可忽略冷战结构的影响。香港“去殖民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很可能与我们的分析长期忽略冷战结构有关。
比如说，回归后的爱国教育强调近代、宏观、客观，以1842年英国侵占香港为主轴，但忽略了梳理及批判当代、微观、主观的，在冷战结构下形成的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恋殖、亲帝、反共的所谓“殖民印象”），导致了现时爱国教育出现“1842年 vs 1982年”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
只有了解冷战结构的作用，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回归前接受殖民教育的学生尚有一颗爱国之心，为保卫钓鱼台及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走上街头，回归后接受爱国教育的港人却大多是反华反共，高举英美国旗、高呼“支那”等辱华字句。为什么殖民时代的教育只是避谈、淡化中国，回归后的教育居然是丑化、歪曲中国，课本充斥着抹黑内地的信息，全因为现在的教材、教师，以至整个教育制度，仍然是受西方殖民—资本主义价值观及意识形态影响的。这不只是殖民思维问题，而且是冷战思维问题，两者纠缠一起，“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语）。单单“去殖民化”并不足够，更要“去冷战化”。
“去冷战化”并非要忘记冷战历史，也不是对冷战结构视而不见。冷战就如地心吸力一样，不会因我们主观忽略它而消失，仍然无时无刻影响着我们（香港依旧发挥着西方的反共堡垒的作用，而“共产极权vs民主自由”的冷战话语依旧缠绕着港人）。“去冷战化”是要面对冷战结构对香港的影响，对香港社会进行改造，将香港由过往属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员，变成社会主义中国的一部分，这涉及的不只是法律主权的层面，而且是人心及价值观的精神层面。
教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
由此可见，香港教育“去殖民化”停滞不前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我们长期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错误认识有关，一直将教育问题视作非政治的、行政的技术问题，误以为单靠管理手段及力度的调整就可以解决，而忽略了教育的政治本质。现在最迫切的问题，不是教育这个意识形态机器如何操纵及修补的问题，而是控制这个机器的权力谁属的问题。换言之，是政治权力斗争的问题。
香港教育只是呈现了问题最突出、最尖锐的一面，但这并非纯粹教育问题，而是由于西方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在香港社会上仍然占统治地位，政权无法控制教育，导致它继续沦为反华反共势力的政治斗争工具的问题。乔治·奥威尔的经典小说《1984》里说：“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当教育被反华反共势力控制，他们就控制了对过去的诠释权。长此下去，香港还有未来吗？
试想想，在课堂上教师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拥有巨大的自主性，如果大部分教师都是反华反共，会是什么结果？无论政府如何管理教材，也要视乎教师如何教学，附以什么材料去引导学生。在日常情况下，学童在课室上学，课室内无人知晓教师如何教导，学童亦缺乏足够知识去判断正确与否。
在笔者求学时期，教师就会在课堂上播放反共机构制作的视频片段，以及带学生到反共机构在城大的所谓“展览馆”参观，去引导学生。而早前有老师被揭发歪曲鸦片战争的起因，也只是因为疫情期间在网上教学的特殊情况，家长才有机会发现，这些事明显只是冰山一角。
即使政府为教师提供专业操守培训，但面对政治动荡，反华反共的教师也会认为自己所信所做的是“正确”的，然后去教导学生，甚至带学生走上街头，更遑论那些支持子女出外抗争的家长。正如阿尔都塞所言：“学校（以及学校—家庭的对子）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更棘手的是，假如连负责管理教育部门的官员，对反华反共的课程内容及考试题目也视而不见，甚至默许，那怎么办？这并非危言耸听。学者霍秉坤、叶慧虹、黄显华从教科书研究、审书尺度、审书取向、教科书内容质素等四方面分析，发现教育局一直在教科书审定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现时教科书仍长期充斥大量反华反共内容，显示政府对教育的管理存在问题。这到底只是出于官僚本来的惰性，还是个别公务员也持有反华反共的立场所导致？政府对教育的管理，亦引申出政府的管治力量问题。换言之，都是政治问题。
总而言之，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的问题，它反映的是政治问题，而单靠行政手段不足以解决，只能透过政治斗争，争夺控制上层建筑的权力，然后以进步的价值观取代腐朽的价值观，才能解决。教育的“去殖民化”，除了制度层面，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层面。已故香港经济学家曾澍基指出：
“我们要与之拼搏的不单是这个无生命的制度系统，和英国殖民地主义者的‘教育政策’，而是整个社会背后的政治因素与价值观，要彻底的改革香港教育，要有效的推倒整个腐朽的价值指标，不单是改善考试制度或课程细节可以做得到。……对于一个意识的器械，我们只能制之以新意识，新感性……唯有通过超越这个制度本身的活动，扩展一种新感性和新价值观，才能有效地与这个制度对抗，否则只能永远在制度之下团团转。”
然而，回归后，爱国势力在教育领域依然处于弱势，爱国学校的数量依旧非常少（数据显示：香港中小学总数超过1000所， 但以爱国为宗旨的“传统爱国学校”只有16所，比例仅为1.5%），教育系统由反对势力的教协把持（从会员人数量计算，教协会员九万多，属于爱国阵营的教联会员只有一万六千余，而教评会员更不足两百，显示大部分教育从业员都是教协会员），甚至出现有传统爱国学校的老师允许学生于音乐考试演奏港独歌曲的闹剧。在这种情况下，能培养出爱国学生吗？曾教授上述所言的“新感性及新价值观”又从何说起？这是所有希望改变香港教育的人需要反思的。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去除教育“非政治化”的幻想，壮大爱国势力，才能在教育领域上与反华反共势力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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