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瓦尔代精英之思，联合国在文明冲突的新冷战中何去何从？
【文/于滨】
一、世界“摇摇欲坠”，并非杞人忧天
国际秩序弱化、混乱以至解体，是近几年来俄罗斯精英深度担忧的问题。从瓦尔代2018年度报告的《摇摇欲坠世界中的生活》[1]、2019年的《有所作为，还是无为乱世》，[2]到本年度的《不要在“摇摇欲坠世界”中丧失理智 》的报告中，[3]俄罗斯顶尖学者不断警告世人，国际秩序的缺失、溃散以至不可修复的趋向，如果不加以遏制，势必将国际社会推向灾难。
俄学者的忧虑不是孤立的。早在新冠病毒肆虐世界以前，尤其是在英国脱欧和立志“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当选总统以后，西方精英就在炒作所谓“自由国际秩序” (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 LIO) 终结的话题。[4]然而，西方担心的只是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排除了绝大部分非西方世界，因而不具有真正的全球视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基本上把LIO衰败的原因归咎于西方体制以外的中俄两国，而对西方内部体制性的痼疾视而不见。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肆虐，西方主要国家的无知、傲慢与偏见，使本国人民深受其害，既无心也无力继续经营已经延续了四分之三世纪的国际体制。瓦尔代2020年度报告，一改秋季发表的惯例，在5月14日就匆匆发布，凸显俄罗斯精英对时局的担忧。重要的话说三遍，且宜早不宜迟。如果任何人仍要怀疑俄罗斯文化中固有的悲观情结，过度影响了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者认知的话，新冠时期国际秩序大面积崩塌，足以证明俄国学人的洞察之力。
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度会议 图自俄罗斯卫星社
二、寄希望予联合国
对于国际社会的乱象，瓦尔代2020年的报告不仅有超前之见，同时也提出破解乱局之道，即恢复和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应该指出，“回归”联合国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主流精英的诉求。后冷战时期实现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的俄罗斯，不仅未能融入部分俄罗斯精英翘首以盼的西方体制，反而被日益边缘化。昔日的红色帝国，似乎只有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才能找回当年的余晖。
而在二战结束75周年之际，弘扬这一仍然具有里程碑和普世价值的国际机制，也表现了俄罗斯对历史的敬重。作为一个欧亚国家，俄国深受两次大战之害，对无政府的国际秩序有特殊感受。而在当今西方各国为各自的私利竞相回归自我的狂潮中，瓦尔代的报告提醒人们，“人类历史上最残酷血腥的战争”（二战），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大萧条）无疑是这场真正的世界之战的元凶之一。
俄罗斯不仅仅是生活在过去，更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尤其是在其国力相对贫弱之时。在广义上，任何多边机制都是对强势的约束和弱势的保护，联合国亦不例外。而在国际体制层面，只有联合国才具有“全球道德责任”。
尽管如此，俄罗斯对联合国自身的局限性还是有足够的认知。它需要变革，需要与时俱进，同时也需要其成员国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小心翼翼地遵守国际安全准则，不去碰触彼此的底线”。在这一点上，俄罗斯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西方主导的LIO不同）的维护者而非破坏者。[5]
三、国际秩序与800磅的“大猩猩”
对未来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而言，最大的变数或障碍仍然是美国。无论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美国外交理念中都缺乏与一个多元、复杂的国际社会共处的意愿与能力，而总是在干涉主义与孤立主义中摇摆。美国强大时追求单极体制、绝对安全，以自由—干涉主义(liberal interventionism)塑造一个单一的世界；而美国相对贫弱时，则奉行孤立主义和“美国第一”。无论美国强弱，联合国的框架都难以满足美国的私欲。
冷战以后，摆脱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制约的西方自由干涉主义任意折腾世界的同时，西方内部也日益碎片化、右倾化、意识形态化、民粹化、甚至军事化。自由—干涉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征战，不仅造就了大批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 也损耗了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资源，忽略了国内的民生和软硬件建设。长期贫富不均和精英治理能力下降导致的社会乱象与积怨，最终汇成反体制、反精英、反智、反理性、反多元化的民粹狂潮，将特不靠谱的“巨婴”式人物推入白宫。此公不仅对突发的疫情束手无策，又对积怨深重的族裔问题火上浇油，使美国成为一个巨型的“失败国家”。[6]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迅速与各类国际机制脱钩，最近一次是对世卫组织的撤资。
其实，早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就开始逐步背离、削弱联合国的作用。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将自身置于很多国际条约之外，多次拖欠会员费，滥用否决权，甚至数次退出联合国的一些机制。[7] 可以说，不管是在昔日单极“瞬间”，还是处于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失业率、族裔冲突的特朗普时代，美国对联合国都不屑一顾。而如何使这只800磅的“大猩猩”[8]放弃“特殊”论(exceptionalism)，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名 “正常”成员国，仍是一个巨大未知数。
四、两极世界的昨是与今非
瓦尔代2020年度报告提出的“要么联合国—要么中美两极”的前景，是基于一个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基本认知，即由中美主导的两极秩序，中美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更具有全方位，也更加不可调和。相比之下，20世纪下半叶冷战期间的美苏两极体制则相对稳定。
笔者同意这一观察。然而瓦尔代学者并未进一步讨论如下问题：在过去时和未来时的两极体制中，联合国如何定位并影响国际秩序？为何美苏两极得以稳定，而美中之间却只能你死我活？这里，笔者并非对瓦尔代的年度报告过于挑剔。恰恰相反，一篇文章能够引发进一步探讨和争论，就是其分量所在。这里不妨就瓦尔代2020年度报告所涉及的两个两极体制的描述和预测稍加对比，为读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观察视角。
毫无疑问，昔日美苏两极是高度军事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时代。在全球范围内的零和式竞争中，西方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前苏联）都致力于将世界其他地区塑造成自己理想的政治体制；它们都不接受灰色地带，也不接受第三条道路，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看待世界，都提出了自己版本的“有限主权”论，并以此对其他国家施行“政权更迭”。二者之博弈，把整个世界拖入高度意识形态化和高度军事化的境地，以致数百万人死于西方之外的有限战争(如朝鲜、越南和阿富汗等)。
尽管如此，美苏所主导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却避免了直接冲突的发生。在冷战这个相对简单和可预测的两极体系中，超级大国之间的互动受到多种显性和隐性“规则”的制约，这些规则包括尊重对方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军备控制透明化，以及核武器仅作为终极手段等。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双方接受了基于限制导弹防御系统(ABM条约)的确保相互摧毁原则(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最重要的是，冷战的两极体系限制了双方为自己寻求单方面和绝对安全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另一方的绝对不安全。除这种相互包容的互动之外，双方在政策掌控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默契和互信。比如，“美国官员在冷战期间，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以排除苏联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大国地位的政治目标计划”。[9]苏联领导人也是如此，甚至在1962年导弹危机之前，苏共就已经把“和平共处”作为其外交政策目标，而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则在1963年6月在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发表著名的“和平演讲”，将世界安全置于美国安全之上。[10]1963年底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然而他们的共同遗产(古巴导弹危机中成功的危机处理)，奠定了两个超级核大国在冷战剩余时间里共处的游戏规则，即尽管超级大国不喜欢彼此的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但也会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赫鲁晓夫（左）和肯尼迪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和与国际经济体系的融合度已经远超前苏联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挑战西方，而是兼容并取西方多种理论、经验和政策中的合理成分，结合本国实际，摸索出一条中国自身发展的路径。
对于这样一个良性和善意的竞争者(peer competitor)，美国的主流精英虽然与特朗普格格不入，但在对华认知上却极为一致，即将中国崛起视为某种非正当性。现实主义在国际体系层面聚焦“权势转移”问题(power transition discourse)，[11]即崛起的中国将无法避免地冲击“守成”大国(status-quo powers)，必然挑战甚至颠覆现存国际秩序；[12]自由派学者则对西方主导的国际自由体制的弱化和破碎感到震怒，认为中国的崛起侵蚀了西方的自由秩序。[13]
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治进一步种族化、碎片化和极端化。[14]反应在对外战略层面，美国已经将世界两个最大国家之间复杂的共生/互动关系，界定为具有强烈种族色彩的所谓“文明冲突”，[15]而文明冲突是无解的。
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保守派对前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网开一面，对致力融入同一秩序的中国则百般挑剔和排斥；斯金纳的“文明/种族”论应该可以解释美国对两个两极体制之政策的巨大差异。
如果“旧”冷战与新冷战的这一对比成立，在意识形态的两极中（冷战，1947-1991）存活下来的联合国，在“文明”冲突的新冷战中将如何定位和操作呢？
注释：
[1] Жизн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ЕжегодныйдокладКлуба «Валдай» (Living in a Crumbling World), 2018年10月15日，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zhizn-v-osypayushchemsya-mire/。
[2] Время взрослеть, илиОправдание анархии. Ежегодный доклад Клуба«Валдай» (Time to Grow Up, or the Case for Anarchy), 2019年9月30日,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vremya-vzroslet-ezhegodnyy-doklad/。
[3]Неодичать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мире» (Staying sane in a crumbling world), 2020年5月14日，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ne-odichat-v-osypayushchemsya-mire/。
[4]见Ian Bremmer,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Order,” remarks delivered at EurasiaGroup’s GZERO Summit in Tokyo, Japan, November 18, 2019, https://www.eurasiagroup.net/live-post/end-of-american-order-ian-bremmer-2019-gzero-summit-speech; Reihan Salam, “Is China or Russia America’sDefining Rival?” The Atlantic, October 9, 2018,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18/10/china-or-russia-american-enemy/572479/; Robert Jervis, Francis Gavin and Joshua Rovner,eds., Chaos in the Liberal Order: The Trump Presidency and International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Martin Wolf, “Davos 2018: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sick,”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3,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c45acec8-fd35-11e7-9b32-d7d59aace167; Richard Haass, A World in Disarra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Crisis of the Old Order (NewYork: Penguin Books, 2018);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96, no. 3 (May/June 2017):1-7;Joseph Nye, “Will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The History of an Ida,” ForeignAffairs96, no. 1(January/February 2017); Jeffrey Isaac, “The Politics of Global Disorder,” Perspectiveson Politics 14, no. 1 (March 2016).
[5] James Dobbins, Howard J. Shatz, Ali Wyne, “RussiaIs a Rogue, Not a Peer; China Is a Peer, Not a Rogue: Different Challenges,Different Responses,” RAND, October 2018,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310.html?fbclid=IwAR15_DcfiCuxqvpZb59Nap_2ELUKtKe64vp-lDxzWuLV-tw6zRZa-qr_XGQ.
[6] Derek Thompson, “America Is Acting Like a FailedState,” The Atlantic, March 14,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03/america-isnt-failing-its-pandemic-testwashington-is/608026/.
[7] Peter J. Spiro, “The New Sovereignists,” ForeignAffairs 79. no. 6 (Nov./Dec. 2000): 9-15.
[8] Peter Merkl, The Rift Between America and OldEurope: The Distracted Eagle (Routledge 2005), 59.
[9] John Gaddis, “The Long Peace: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Security10, no. 4 (Spring1986):131.
[10] John F. Kennedy, “American University CommencementAddress”, 10 June 1963, Washington, D.C., https://www.americanrhetoric.com/speeches/jfkamericanuniversityaddress.Html.
[11] 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 “Lost inTransl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Relations 23, no. 3 (2009): 389.
[12]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HMH, 2017).
[13]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尤其坚持这一观点，参见NiallFerguson and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Geopolitics: Be it resolved, the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s over…”, TheMunk Debates, April 28, 2017, http://munkdebates.com/.
[14] Thomas Edsall, “The Deepening ‘Racialization’ of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19,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27/opinion/trump-obama-race.html; Adam Enders and Jamil Scott, “The IncreasingRacialization of American Electoral Politics, 1988-2016,” American PoliticsResearch47, no.2 (March2019): 275-303.
[15] 2019年4月29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凯润·斯金纳(KironSkinner)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是两个文明和两个人种之间的斗争，“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为此，她所主持的国务院正在制定的一项类似冷战期间由乔治·凯南提出的对付前苏联的“遏制”战略，以便应对中国这样“一个非高加索人种（即白人，笔者注）的强大竞争对手”。相比之下，冷战期间与苏联的竞争不过是“西方家族的内部之争”。见JoelGehrke,“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Examiner, April 3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