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国家能力与东西大分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绍光】

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最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东西大分流”。其中，有人认为大分流发生在18世纪，另一些人则认为，至少在1500～1600年就开始发生了。不过大家都认同，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是真正的分水岭。

在工业革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之前，欧洲已经发生了六件大事：科学革命（16-18世纪）、军事革命（16-17世纪）、财政-军事国家的出现（17-18世纪）、大规模殖民主义（16-19世纪）、大规模奴隶贸易（16-19世纪）、税收增长（17-20世纪）。

关于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争论上百年，不过断言科学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人并不多。而后五件大事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能力的变化，而国家能力的增强很可能与工业革命的出现有关。

什么是国家能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的能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做的事，但是要把意志变为行动、化为现实，决非易事。什么是基础性国家能力？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有七个方面能力至关重要：（1）强制能力：国家要掌握暴力、垄断使用暴力的权力；（2）汲取能力：国家要能够从社会与经济中收取一部分资源，如财政税收；（3）濡化能力：国家使得国人有共同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有内化于心的一套核心价值。此外，还有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

二战以后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增速高达4.05%。而中国在整个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负数（见表1）。两相对比，大分流的态势十分清楚。

表1：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人均GDP增长速度

表2：现代国家形成前后世界人均GDP

大分流也表现在人均GDP水平的变化上（表2，按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从16-17世纪欧洲近现代国家开始出现雏形，欧洲的经济增长才开始提速，东西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鸿沟，西方领先于全球。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欧美崛起依靠的强制能力

如果认真仔细阅读亚当·斯密的著作（如《国富论》第三篇与《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就会发现，暴力始终是其关注的一个重点。在他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之所以经济停滞，是因为暴力盛行。“任何国家，如果司法体系不能正常运作，人们对其财产的拥有缺乏安全感，契约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国家的权威不能被用来强制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与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繁荣”。换句话说，有效国家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没有一个有效国家的保障，市场主体根本无法正常运作。

最近20年里，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开始使用“财政-军事国家”来称呼17-19世纪在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那么，这种国家至少具备两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军事国家）与汲取能力（财政国家）。用历史学家李伯重的话说，“火枪加账簿”就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财政-军事国家”这种政治创新引领了西方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其实，“财政-军事国家”更应该被叫作“军事-财政国家”，因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军事革命在先，财政创新在后，且财政创新最初是服务于军事与战争的。

“军事革命”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历史学家迈克·罗伯斯于1956年提出的。在16-17世纪，西方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即在武器、军队组织与规模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军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杰弗瑞·帕克指出，上一次军事革命是中国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场革命为一个持久的皇权体系奠定了基础。西方发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军事革命。在帕克看来，正如“秦国的优越军事组织使它得以征服整个中国；西方国家的优越军事组织则让它们得以统治整个世界，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决于使用武力”。

莫里斯对东西方的开战能力进行了估算和梳理。从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东方的战争能力高于西方；到15世纪末，欧洲的火炮已优于中国，导致出现了第一次小型的军事分流。16世纪以后，西方出现了军事革命，其开战能力开始超越东方。1550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东亚地区烽烟四起，迫使中国反过来向欧洲学习制作先进枪炮的技术，与欧洲国家形成军事均势；其间，郑成功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但1760-1839年间，中国战事较少，因而军事创新停顿，而欧洲战火不断，军事创新突飞猛进，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军事分流。军事大分流的结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成为中国永久的耻辱。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的时点恰好发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间，与中西军事大分流的时点几乎完全吻合。这绝不是因为巧合，而是因为军事革命造就了强制能力更加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具备强制能力的现代国家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强制能力具体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呢？从欧洲的历史看，其作用表现在对内、对外两方面。

对内，强制能力可以为当时的“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创造一个和平的内部环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备军出现在16世纪的西班牙，它是当时的世界霸主。常备军是现代社会的标志，因为“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

对外，强制能力用来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夺海外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第二是打开海外市场；第三是培养管理人才。

掠夺海外资源的方式是殖民主义与奴隶贸易。欧洲推行殖民主义历时约400年，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末。欧洲崛起时，几乎所有的大小欧洲国家都参与了殖民主义掠夺，包括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芬兰、挪威）。

不仅是奴隶贸易，奴隶制也是工业革命率先在欧美爆发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历史学家埃里克·威廉姆斯就在《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中提出一个著名论点：从英属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隶种植的蔗糖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初始资本，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经济体。直到制造业站稳脚跟、来自奴隶制的利润与之相比不再那么确定之后，英国才开始倡导废除奴隶制。

在大西洋的另一侧，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奴隶制的关系更加直接。整个美国的工业起飞都与奴隶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奴隶种植的棉花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奴隶的总市值超过美国铁路与工厂价值的总和……美国的奴隶制深深镶嵌在美国资本主义的DNA上。

如果将时空视野进一步放宽，就会看到，奴隶贸易与奴隶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国，以及整个欧洲都联成一体，进而与中国也发生了关系。“奴隶在美洲开采的白银首先为欧洲各帝国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并换取来自中国消费品的机会；奴隶种植的农产品使英国有可能逃避对其人口增长的环境限制，从而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改变人类历史的工业革命会首先发生在英国，为什么欧洲的军事革命、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奴隶制会导致东西方之间出现所谓的“大分流”。

除了掠夺资源外，西方殖民主义者还依仗船坚炮利在全球范围四处横行，抢占市场。英国、荷兰等国的海外殖民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注重海军舰队的建设、并特许更多、更大规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进行殖民掠夺。

简而言之，从欧洲发生军事革命后，列强各国便在掠夺海外资源的同时，不择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场。“由于远洋贸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欧洲商人集团的远洋探索和全球贸易都是‘武装贸易’。”这个时期在欧洲被人称作“英雄商业时期”。到18世纪末，欧洲列强已开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场，“从而为引爆工业革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没有世界市场，就不可能有工业革命”。

除了需要资本、其它资源、市场之外，发展经济还需要相关人才，如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军事组织与经济组织都是较为大型的人类组织，其运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实，“Company”这个词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后来才被用来指称商业公司。组织战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险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知道如何进行远距离运作，这些都与所谓“企业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国还有人说，军队是培养企业家最好的学堂。军事革命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军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与公司经营者、管理者。

资本、资源、市场、人才、技术在英国与欧洲各国的崛起过程中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除此之外，英国与欧洲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实际上都是以暴力或国家强制能力为基础的。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精辟见解：英国与欧洲各国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这段话点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强制能力较强的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关键时刻可以领先一步。

强制能力必须有财力支撑

不过，强制能力或对暴力的垄断必须有财力支撑；强制能力的增强也需要国家的汲取能力相应增强。伴随着16-17世纪展开的军事革命，为了支撑战争，政府必须要用财政金融工具来为军队的运作筹钱。当然，反过来军事竞争也可以倒逼财政、金融手段的进步。

谈到汲取能力时，往往有人会认为，它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只有经济先增长，汲取能力才能加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以英国为例，在光荣革命以后，它的财政税收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并没有这么快，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据估算，1688-1815年间，英国的GDP增长了3倍，但实际税收增长了15倍。与英国和欧洲各国相比，满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没有提高。据估计，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在康熙时期(1662-1722)约为3500万两，在雍正时期(1722-1735)约为4000万两，在乾隆时期(1736-1795)约为4300-4800万两，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之前。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概在6000-8000万两之间摆动。这是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清代人均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倒是持续下滑的。

现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国家能力与经济的早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学家帕特里克·奥布莱恩2011年的研究发现：1815年以前，因为英国具有对外维护自身安全、对内维持秩序与产权的国家能力，它得以促进投资与国际贸易，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西班牙没有在加强汲取能力方面做出努力，导致这个曾经的霸主于17世纪逐步衰落。在东西方之间出现大分流的时代，国家汲取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这类观察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造成东西方大分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能力的强弱。

在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战争刺激它们强化了自己的国家能力，较强的国家能力转而帮助这些国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国家能力就是发达国家用过的梯子；现在它们却把这把梯子隐藏起来，让发展中国家按它们说的做，而不是按它们做过的做，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摘自王绍光教授新著《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本书入选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王绍光教授著作《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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