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告别米尔斯海默和他的“铁笼子”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子思】
近日，观察者网专访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创始人米尔斯海默教授，看得出来，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米尔斯海默教授可以说是重申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没有动摇和妥协。
首先要感谢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在以下三点上：
第一，安排出时间以视频的方式与观察者网的编辑Kris进行了坦诚和深入的对谈，让中国的读者更加明白了米氏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他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和预测。这在当前很有用。
第二，在访谈过程中使用了十分通俗的语言和非常直接的表达方式，没有故作深奥或绕圈子，让观察者网的视频观众和文字读者们不仅了解了米氏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也顺带了解了产生这一理论的思维方式，客观效果上为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观察者网连线米尔斯海默
第三，由于面向中国读者而且重点针对当前热度极高的中美关系，米氏不由自主地将他的现实主义理论推向了一个不留余地的极端，相当于是其理论的一个“极简表达”和“终极应用”。这也很有用，这让批评者只需要针对他的访谈中那些极端化、极简化的表述进行质疑，不需要再从《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幻想》等著作中做太多的引述来呈现其理论概貌了。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说我的一些质疑和批评。
米氏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西方学界的分类方法上，属于当代流行的诸多国际关系理论中之一种。按《牛津国际关系手册》的分法，这个领域的理论流派可分为九种，即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强调范式间对话优势的折中主义。（Christian Reus-Smit, Duncan Snidal, 2008）
在这其中，现实主义属于一个“主流”理论，影响很大而且促成了其他理论的自我界定。其特点在于：虽然包含了很多分支，诸如均势理论、安全困境理论、进攻-防御平衡理论以及新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等等，但都有着同一种哲学立场和思想方法，其共性很容易被辨识出来。
现实主义的共性可以归纳为四点：群体结构、无政府状态、自利动机、权力行为。也就是说，无论现实主义各流派之间观点如何不同，它们在这四点上总是差不多的——说到国际体系，总是将其视为一群国家的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集合，而且整体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中；说到国家，总是假定其具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一定是通过权力达到追逐利益的目的。
按此标准，米尔斯海默当然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从这次访谈中摘出几句话即可证明：
在多极化世界里，所有大国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以现实主义指导行为，开展强权政治。
我是个结构主义者，我最基本的观点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像是铁笼子，它逼迫各国做出这些行为。
在一个不存在更高权威的体系里，也就是无政府状态，各国无从确凿地了解彼此的意图，而各国都有进攻能力，要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最好是成为地区霸主……
国际政治特别是中美竞争，基本就是一场零和博弈。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米氏的现实主义立场不仅典型，而且极为坚定，不留余地。在访谈中，他实际上拒绝了针对现实主义的任何修正，关于中国是否是个民族国家，他说：
如果你想在现代国际体系里生存，你最好是个民族国家，最好是个强悍的民族国家。中国没有及时走上这条路，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结果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今天的中国是现代民族国家，多年来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今天的中国是个现代民族国家，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大好事，我认为中国应该尽力确保自己一直是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用行动确保自己比其他民族国家更加强大。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我认为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关于中国是否是个例外，比如说是一个文明或文明型国家，他说：
难道你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在消失，在崩溃？难道你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在消失？日本在消失？看看这个世界吧，我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国家正在消失。它们消失了谁来接班？如果不是国家，那么应该由谁来主导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活动？答案是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民族国家将继续存在。
关于“公天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设想，他说：
这些想法不会付诸实践，这不是世界运行的方式。我们生活的世界围绕着不同民族运行，不存在什么人类整体。这种关于全球文明、全球社会、世界国家的想法，完全脱离了现实。
这真的很极端。理论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这种带绝对性的辩护并不明智，因为所谓理论，无非是一种自由虚构，其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都是可以证伪的，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种不容置疑的理论。一个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不能对理论的虚构本质有所认识，固守在一个只是让自己感到舒适的简化理论模型当中，很难令人信服。
现实主义理论的先天不足
在关于现实主义的认知中，有一个流行的二元对偶，即现实主义vs理想主义，其含义是：人类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既包括善意的意愿和动机，也包括恶意的威胁和惩罚。如果认为一种秩序的建立更多地取决于前者，就是理想主义，如果认为更多地取决于后者，就是现实主义。
这个二元范式看起来很对称，理论上也工整，但在应用上却似乎从未成功过。著名的例子是亨利•基辛格坚持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思想的二元对立解释20世纪美国的独特外交政策风格。
根据他的解释，现实主义就是一种冷静的、以国家利益为指针、寻求大国均势以确保国际和平的指导思想，而理想主义则是一种幼稚的、以道义原则为指针、通过集体安全以确保和平的指导思想。
基辛格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大师，因为他坚持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通往成功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证，而理想主义只会导致错误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外交悲剧。例如他认为在他担任国务卿的尼克松政府时期，其政策就是“建立在对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的现实评估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利益形成我们的义务，而不是相反。”（Henry. Kissinger, 1997）
但在他试图解释理想主义政策的失败时，却陷入了自相矛盾，他认为“二十世纪许多最佳的外交行动，可以追本溯源到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例如，马歇尔计划、勇敢承诺遏制共产主义、保卫西欧的自由，甚至命运曲折的国际联盟，以及日后取代国联的联合国等等都是。”（Henry. Kissinger, 1997）
被称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大师的基辛格
他的这种牵强附会的二元论解释，招致了一些严厉的批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种简化且生硬的理论框架导致了对国际关系史的曲解。
与米尔斯海默的问题一样，基辛格的问题也在于并未很好地认识到西学传统中的这个现实主义在思想上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
做个假设，如果西方学界并未发展出目前流行的这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那么中国学界有无可能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类似的国际关系理论呢？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与近代西方的列国争霸时期差不多一样长，历史材料也足够多，中国学者有无可能从中归纳出一套规范化的理论模型呢？例如将春秋列国抽象成一个群体结构，将周天子的衰落定义为该结构的无政府状态，将各国的争霸故事按照自利动机与权力行为的规范化理论进行描述？
可以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中国人不习惯这种表面上很科学、很学术、很理论化但实质上带有严重先天缺陷的思维方式。
具体说来，按中国人的传统，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都是人之事，遵循人之道，如《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如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中国人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密不可分，不大会构造某种抽掉了人事和人生的、纯粹“物化”的社会理论。
西学传统却不是这样，自亚里士多德开始，长期偏执于形而上学，将人类社会混同于自然界，将天之道、地之道置于人之道之前，总想要通过将人“物化”找出一种统摄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的单一规范。而随着现代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大发展，牛顿发现的定律犹如上帝投下的光亮，令一切豁然开朗（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让西学中对“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的追问更加执着，如康德的问题：研究和衡量理性的那种先天地认识的能力。
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很多“科学理论”都是这一形而上学传统的产物，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社会问题中把其中活生生的人抽掉，尽可能地将问题还原为物理学和数学，应用数理逻辑进行理论概括和描述，再返回到现实问题中给出解释和预测。
不幸的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各个流派，也都在这一形而上学传统当中，而且就像米尔斯海默在访谈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立场决不动摇，结论决不修正，非如此就不是现实主义。
也不能说这种思维方式完全没道理，将社会科学问题自然科学化，相当于是打开了一座理论工具宝库，只要对所关注的社会科学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抽象处理，就可以将现成的自然科学理论成果拿来直接套用。比如将人类社会的国际体系抽象成一个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同类物体集合，并假定这个集合具有固定不变的结构并且没有统一意志，再将各个国家抽象成具有质量和能量的物体和力，将国家的行为抽象成遵循某种定律的物体运动，这样就可以照搬物理学中的理论与方法建构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模型了。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为了建立“物理学化”的理论模型，必须对现实问题进行简化和“物化”，抽掉其中的“人之道”，转换成“物之道”；然而一旦在由人进行的政治活动中抽掉了人，将人变成了物，也就必然会导致对现实的背离，落入为了迁就理论的工整不得不扭曲现实的思维陷阱。
米尔斯海默在访谈中强调说，“我的主要依据是理论。我对国际政治运作有一套简明的理论。”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的简明理论就是他的陷阱，如果现实更复杂、更多变，超出了其简明理论的解释范围，他不会去修正理论，而是强词夺理地简化现实、固化现实。因为如果不这样坚持，如果承认存在例外和变数，它的简明理论模型就会瞬间崩塌。
这就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现实主义在理论中抽掉了“人之道”，实际上是抽掉了整个问题的历史维度。物理学中的力学模型是没有历史维度的，同一个实验可以在任何时间重复进行，其实验结果不受时间变化的影响。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都是有历史维度的，在国际关系领域，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国，都不像物理学中的物体那样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还是如此，而是历史的产物——各自的独特历史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历史共同作用之下的产物。
这就意味着，现实主义理论的那个统一的理论假定——群体结构、无政府状态、自利动机和权力行为，其实也都是随历史而变化的，不可能像现实主义者们所坚持的那样，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先验之物。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论无法相容？其他暂且不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从不会在抽掉了历史维度的空间平面上分析问题，关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状态、国家的动机与行为，马克思主义都有一套基于历史的解释。
当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也不是不谈历史，而且还很喜欢谈，但他们却是用一种颠倒的方式谈历史，即从历史上找到可以适用于其固定理论模型的案例，例如古希腊时期的雅典和斯巴达、中世纪的意大利诸公国、近代以来欧洲列强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等，再反过来说明其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还能将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与当代的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肯尼斯•沃尔兹、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大不相同的思想者通过现实主义立场串接成一个看起来像是“自古以来”的学术传统。
在这一点上，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很像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前者的国际体系在后者被称为“市场”，前者的国家在后者被称为“经济人”，前者的国家利益和权力政治在后者就是“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最大化策略。两者在虚拟世界、结构不变、无政府状态、行为体的动机和行为规律不变等基本假定上完全一样。
而且也同样偏执，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一直宣称，不承认这些还原论的假定就不是经济学家，也同样为了迁就理论而不惜扭曲现实。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自1970年代的肯尼斯•沃尔兹之后发展出新现实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也大概在那个时期发展出第二代新古典经济学流派，在抽离人、抽离历史、物理学化、数学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看起来是越来越具有学术性和理论性，但其实是越来越走火入魔，越来越受制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不能自拔。
中国引领世界走出“铁笼子”
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与欧美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同步，中国人文社科界也一直深受西方的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影响，很多人对这些学派中的理论化程度、数理化程度深深折服，亦步亦趋地学习犹恐跟不上，不大会去质疑这些理论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
但好在这种影响并不是全面彻底的，一方面中国仍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国也在继承和发展自身的国学传统，这两方面都是强调历史、强调人的因素的，这使得中国学者不会轻易落入西学的形而上学陷阱当中。
早在一百年前，梁启超在研究了西学的形而上学之后，先是承认有其独到之处，在客观的科学方面确实超过中国，但又认为这种思维一旦用于研究人之道，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他认为中国的学术传统强调知行合一，孔子曰“学而不厌”，又曰“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意思是关于人之道的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梁启超认为，“这却是西人始终未看得的一点。”（梁启超，1922）
若论知行合一，中国人才是最好的老师。图为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
从这个观点上讲，源自西学传统的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好，自由市场经济学也好，根本问题恰恰就在于知行分离，而且是作为一种现代主义原则的强制分离，即作为求知者的主体必须超脱在作为被求知者的客体之上，并始终保持距离。由此才产生出这些类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理论。
求知识不是通过人的自为，而是通过知识方法本身，通过“先天综合判断”，这是一种超出中国人学术传统的西学独特路径。追本溯源会发现，这一路径其实源自西方的一神教传统，因为这种从人世间抽离出一个超脱在人世间之上的求知者视角，将人世间与世界万物混同在一起作为被求知对象进行考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西学中源远流长的“圣经叙事”。换句话说，求知者只有通过自比上帝才能获得这种超脱自身所在世界的视角，才能始终与观察对象保持距离，才能通过“纯粹理性”完成求知过程。
中国人通过向西方学习，了解了这种思想方法，从中汲取了很多新知识，在客观的科学研究方面，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个路径。但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国人却不会全盘接受。因为关于人世间的事，关于宇宙中的人之道，中国人骨子里还是孔子和荀子的信徒，也能接受马克思，但并不相信霍布斯和黑格尔。即使有一些沉迷其中并顶礼膜拜的学人，也只是少数。
中国人的知行合一，加上实事求是，不仅是方法论，其实也是本体论，也就是相信宇宙与人生密不可分，比如《易经》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人共生共息，不相信两者是造物主的分别创造。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里，中国人拒绝接受任何超出人的自为行动、抽掉了人的历史创造的超验理论，不接受任何“固定不变的结构”、“永恒的行为规律”。
米尔斯海默将国际体系的结构比喻为一个“铁笼子”，各国在其中受到固定结构的制约和强迫，表现出固定模式的行为。这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莫名其妙，丝毫不像是现实，更像是书呆子的超现实臆想。
反倒是被米尔斯海默称为“大幻想”的自由主义，或者被基辛格称为“幼稚”的理想主义，或多或少还都带一些人间烟火气，都有各自的历史演进过程，并且随时代变化而发生调整，因复杂性的增加而做出反应，没有多少“铁笼子”特性。
如果让中国人来定义，那么西方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妨就归入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由这些偏执的学者们去自说自话，不要再占着现实主义这个挺好的概念，更不要据此来指导国际关系的实践。
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也就是拒绝了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现实主义的、始终直面人类历史、人类互动、人类创造这一真正现实的现实主义者。所以，如果西方国家还是继续迷信国际关系的那个自己臆想出来的“铁笼子”，继续认为“大猩猩”们无路可走，只能接受“铁笼子”的强迫制约在里面按一成不变的丛林规则互相厮杀，那么也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带领它们走出绝境了。
实际上，中国已经在这么做了。
什么叫“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走出国际关系的固定结构和固定模式，具体说就是抛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通过大国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创造新的多边关系。
什么叫“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走出国家的自利动机和权力行为的传统窠臼，坚定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致力于世界各国的携手合作，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这不完全是未来蓝图，实际上也是走出西方现实主义“铁笼子”、避免重回列强争霸旧思维、旧模式的唯一出路。当然，新路决不是那么容易走通的，但中国已经高高举起了指引前进道路的旗帜，不会再回头了。
在此告别米尔斯海默和他的“铁笼子”。如果他内心还是热爱和平的，那么他应该对于他的理论在中国遭遇的彻底失败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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