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乡下人”，我知道美国是怎么衰落的

编者按：当地时间7月15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特朗普出征2024美国大选；同时，就在两天前刚刚躲过刺杀的特朗普宣布：他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39岁的詹姆斯·戴维·万斯（J.D.Vance）担任自己的竞选搭档。

詹姆斯·戴维·万斯的名字在美国社会并不陌生，他的身上有诸多层身份，如生长在“铁锈地带”的穷小子，前海军陆战队队员，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但除此之外，更被大众知晓的是，万斯曾写下知名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以“局内人”的角度，叙述自己的成长故事与经历，剖析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人带来怎样的影响，并深入探视美国蓝领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在美国社会中，人们常用“乡下人”（Hillbilly）等词汇来形容在困境中挣扎求生的白人蓝领阶层；“比贫穷更可怕的是失去希望”，正是这个群体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这本书出版后被诸多媒体用来解读“特朗普为什么会赢”，于是万斯身上又有了很多新标签：超级畅销书作家，共和党未来之星，美国工人阶层的代言人……当然，到2024年7月15日，他的新身份是：特朗普竞选副手——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本文摘自《乡下人的悲歌》第四章，中文版已于2017年出版。

当地时间7月15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詹姆斯·戴维·万斯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法新社

【文/ 詹姆斯·戴维·万斯】

我出生于1984年的夏末。在我出生几个月后，阿公就给共和党投上了他自己第一张也是唯一一张选票——投给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里根赢得了“铁锈地带”许多像阿公一样的民主党拥趸，因此以美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优势赢得了选举。

美国“铁锈地带”地图

“我从来就不是很喜欢里根，”阿公后来告诉我，“但是我恨死了那个蒙代尔（Mondale）。”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和里根的竞争对手，蒙代尔是一位来自北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在文化上和我阿公这样的乡下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蒙代尔根本就不可能获得阿公的青睐。而在蒙代尔淡出政治舞台后，阿公再也没有在选举中投票反对自己所钟爱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虽然我的心一直属于肯塔基州的杰克逊，但我当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度过的。从很多地方来看，我出生时的这座小城与阿嬷和阿公40年前刚来时大体上没什么变化。20世纪50年代，乡下公路上的移民潮大势已去，从那之后，米德尔敦的人口就没怎么变化。

我上的那所小学建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阿嬷和阿公还没离开杰克逊。而我上的那所初中早在一战后不久就迎来了自己第一批学生，那时候阿嬷和阿公都还没有出生。阿姆科一直是米德尔敦最大的雇主，虽然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但一直没遇到过严重的经济问题。

“我们把这里看作一个非常良好的社区，与榭柯高地（Shaker Heights）和上阿灵顿（Upper Arlington）两个地区比起来不相上下。”一位在公立学校干了几十年的老教师说道，把昔日的米德尔敦与俄亥俄州最为成功的郊区相较。“当然了，当时的我们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米德尔敦（Middletown）是俄亥俄州较早的自治市镇之一，建于19世纪初。因为它距离流入俄亥俄的迈阿密河非常近。我们小孩子总是笑话自己的家乡实在是太普通了，以至于给它命名的人都没费什么心思：它正好位于辛辛那提和代顿（Dayton）这两大城市中间，而且又是个城镇，所以就把它叫作“中间的城镇”。这样的地方还不止它一个，离米德尔敦不远就是森特维尔（Centerville）。

米德尔敦所在地理位置（图/谷歌地图）

米德尔敦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很普通，可以说是以制造业为中心的铁锈地带在经济扩张时期的例证。从社会经济学来说，这里以工人阶级为主。从种族上来说，这里的白人和黑人都很多（黑人是从类似的移民潮中来到此地），但其他人种很少。从文化上来说，这里的人们非常保守，虽然文化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在米德尔敦往往并不是一回事。

我小时候身边的那些人与杰克逊的乡亲们相比差别也并没有那么大。尤其是在雇用了米德尔敦多数人口的阿姆科。确实如此，阿姆科的工作环境曾与许多雇员来自的肯塔基州小镇们一般无二。曾有人指出，“公寓间的门道里挂着一张牌子：摩根县（Morgan County）与沃尔夫县（Wolfe County）之界。”肯塔基州和其内部的郡县之争一起，随着阿巴拉契亚山区的移民一道进了城。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把米德尔敦分成了三个基本的地理区域。首先是高中附近的区域。这所高中建于1969年，也就是吉米舅舅上高三的时候（直到2003年的时候，阿嬷提及它的时候还是说“那所新高中”）。

这一区域是那些“有钱人家”孩子们住的地方。这个区域有大房子，还有维护良好的公园和写字楼。如果你父亲是一名医生的话，他十有八九住在这里，或是在这里工作，要么就是既住在这里也在这里工作。那时的我就梦想能在离高中不到一英里的曼彻斯特庄园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在这个相对较新的小区买一套不错的房子连在圣弗朗西斯科买房子的费用的五分之一都用不到。

第二块区域是穷人家（特别穷的那些）的孩子们住的地方，在阿姆科附近。这里，就连最好的房子都被改造成了许多家混住的公寓房。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这块区域其实包括两个社区：一个是由米德尔敦的黑人工人阶级组成的，另一个则是最穷的那部分白人。米德尔敦少数几个安居工程都在这片区域。

第三块区域就是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大多都是单亲家庭，到处都有废弃的仓库和工厂。现在回想，我不知道那些“特别穷”的孩子们所在的区域和我所在的区域有什么不同。或许把这两块区域分开是因为当时的我不愿意相信自己所在的区域是“特别的”贫穷。

我们房子的对面就是迈阿密公园，足足一个街区那么大，有网球场、棒球场和篮球场。随着我越长越大，我发现网球场上球场线的颜色也越来越淡，而且市政府也不再修补球场上的裂缝，或是更换篮球场的篮网。在我年纪还没多大时，网球场已经变成了一大块杂草丛生的水泥地。当我在一周的时间里连续被偷了两辆自行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所在的社区已经“每况愈下”了。

阿嬷说，很多年以来，她的孩子们都是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锁都不用锁，也不会被偷。现在她的外孙们起床的时候却发现锁自行车的大锁被老虎钳剪成了两半。从那之后，我就只好步行了。

如果说米德尔敦在我出生前没什么变化的话，在我出生后几乎就立刻发生了改变。不过，就算是住在那里的居民都很难发现，因为这种改变是逐渐的，不是泥石流，而是水土流失。但是，如果你知道该看哪些地方的话，这种改变难以逃过你的眼睛。像我这种离开一段时间的人，再次踏进米德尔敦的时候，时不时地就会在心里感叹：“天哪，米德尔敦看起来可不咋样。”

20世纪80年代，米德尔敦有一个引以为傲的几乎完美的市中心：繁忙的购物中心、好几家从二战后就开始运营的餐馆，还有阿公那样的男人们经常在一天的辛勤劳作之后聚到一起喝上一两瓶（或许多瓶）啤酒的几家酒吧。我最喜欢的一家店是当地的凯马特（Kmart），这是沿街商业区最为吸引人的地方。它的旁边是一家迪尔曼的分店——这家当地食品杂货店共有三四家分店。现在，这片商业区几乎荡然无存：凯马特早被搬空，迪尔曼那家店已经和其他分店一起关门大吉。我上次路过的时候，米德尔敦当年的商业中心现在只有一家Arby’s、一家杂货折扣店和一家中式自助餐厅。

1980年代的米德尔敦

可不仅仅是这片商业区如此，米德尔敦经营盈利的生意寥寥无几，还有许多已经停业。20年前，这里有两家当地的大型商场，到了现在，其中一个成了停车场，而另一个成了老年人的步行街（虽然街边还有几家商店）。现在的米德尔敦市中心就像是美国工业辉煌时期的一处废墟。在中央大道和主街交汇的心脏地位，一眼望去，全是被遗弃的商店和被打破的窗户。

据我所知，里奇典当行早已关门，但一副丑陋的黄绿色招牌仍留在原地。里奇典当行不远处的一家药店，在它的繁华时期，有一个饮料柜台，还有麦根沙士卖。街对面有一幢看起来像剧院的建筑，上面的巨型标识是“ST___L”，中间的三个字母早破碎不见了，而且又没有人更换。但是如果你想找发薪日贷款商，或是收购金饰的小铺，现在的米德尔敦市中心肯定有。

离这条满是空空如也的商店和木板封住的窗户的主要街道不远，就是索尔格家的宅邸。索尔格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是一个强大而又富有的工业家族，在米德尔敦经营一家大型的造纸厂。他们捐赠的钱使得他们得以冠名当地的歌剧院，而且他们帮助把米德尔敦建设成了一座像样的城市，把阿姆科这样的大公司吸引了过来。他们家的宅邸是一座巨大的庄园，旁边是以前让人们引以为豪的城郊俱乐部。虽然这座府邸如此之好，一对来自马里兰的夫妇仅花了225000美元就把它买了下来。这笔钱在华盛顿特区只够买半套像样的多房间公寓。

索尔格家的府邸所坐落的主街上，那众多的豪宅里面曾住的是米德尔敦的有钱人。可到了现在，大多数已是年久失修。其余的那些已被分隔成一间间的小公寓，里面住着米德尔敦最穷的人。这条曾是米德尔敦骄傲的街道，如今成了瘾君子和毒贩子们接头的地点。天黑以后，最好还是离这条主街远一点为好。

这种变化就是美国当今经济现状的一个征兆，即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白人孩子居住在贫困率在10%以上的社区的比例为2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现在这一比例肯定更高。

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项研究显示：“与2000年相比，2005至2009年间住在极度贫穷社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白人、土生土长、高中或大学毕业、自己拥有住房且不接受政府援助。”换言之，那些不良的社区困扰的不再仅仅是城市中的那些贫民窟，不良的社区已经蔓延到了城郊。

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多。从吉米·卡特的《社区再投资法》到乔治·W·布什的“所有权社会”，联邦住房政策一直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但在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住房要付出过高的社会代价：某一地区内的工作机会减少，房产的贬值使人们陷在这里的社区而不能自拔。就算你想搬走也难以实现，因为市场早已一跌到底，你所拥有的房产价值摆在那里，但根本没人愿花这样的钱来买。搬家的成本也太高，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留在原处。当然了，那些被陷住的人往往都是那些最为贫穷的。

因为那些花得起钱离开的人早已选择了离开。市领导们试过不少方法来重振米德尔敦的市中心，但都以失败告终。想要看看他们试过的最为臭名昭著的方法的话，读者可以沿着中央大道一直走到尽头，直到迈阿密河的河岸。这里曾是一处美丽的地方。出于某些我难以想到的原因，米德尔敦市政府的智囊团决定把这处美丽的河畔变成米德尔敦湖——这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明显包括把成吨的泥土填入河里。

智囊团们可能以为建成后这会是一个吸引人的去处。现在的河里多了一个人工用土堆砌的岛，足有一整个街区那么大，可惜的是，什么效果都没达成。那些重振米德尔敦市中心的措施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效果的。

人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中心没有时髦的文化便利设施才离开的。那些文化便利设施的离开是因为米德尔敦没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来支撑它们。为什么米德尔敦没有足够的薪水优厚的消费者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作来雇佣这些消费者。

米德尔敦市中心的挣扎是那些发生在米德尔敦人身上的问题的冰山一角，其中还包括阿姆科-川崎钢铁公司（AK Steel）日益下降的重要性。

阿姆科-川崎钢铁公司源于1989年一次并购，并购的双方是阿姆科和川崎（Kawasaki）。川崎就是那家生产小型大马力摩托车（我们小时候把这种车叫作“胯下火箭”）的公司。但是现在大多数人仍把这家公司称为阿姆科，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正如阿嬷经常说：“这座该死的城是阿姆科建起来的。”她并没瞎说：米德尔敦那些最好的公园和设施中，大多数都是阿姆科花钱建造的。阿姆科的人进入了当地许多组织机构的董事会，而给学校提供资金的正是这些组织机构。而且，阿姆科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像我阿公一样的米德尔敦人，他们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却能领到优厚的薪水。

阿姆科这一声誉是靠精心的设计赢来的。查德·贝里（Chad Berry）在《南方的移民，北方的流亡者》（Southern Migrants, Northern Exiles）一书中提到：

“直到20世纪50年代，迈阿密流域雇员最多的‘四巨头’——辛辛那提的宝洁、汉密尔顿的冠军纸业、米德尔敦的阿姆科以及代顿的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它们的劳工关系都非常缓和。部分是因为它们……（雇用了）雇员的家人和朋友，而这些人都曾是移民。举例来说，米德尔敦的内河集装箱公司的薪水册上有220名肯塔基人，其中117名是来自沃尔夫一个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劳工关系无疑下降了，阿姆科（及类似公司）建立的声誉大都得以留存。

大多数人仍把阿姆科-川崎公司称为阿姆科的原因中，另一方面是因为川崎是一家日本公司。设想一下，在一座到处都是二战老兵和他们家人的城市中，这项并购消息宣布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东条英机跑到俄亥俄州的西南部开工厂来了。阿公曾经发过誓，如果自己的孩子买日本汽车就跟他们断绝关系，但就算是他，在并购宣布后没几天就不再抱怨了。他跟我说：“事实是，现在日本人成了我们的朋友了。”

阿姆科-川崎钢铁公司（资料图/Ty Greenlees）

川崎的这项并购所代表的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美国制造业在后全球化时代的不景气。阿姆科这样的公司想要存活下去，不得不进行重组。川崎给了阿姆科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的话，米德尔敦的门面企业很可能早就分崩离析了。

在小时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完全没意识到当时的世界已经在变化了。那时阿公几年前刚退休，手上还有阿姆科的股票，退休金也不菲。阿姆科公园仍是城里最为漂亮最为高档的休闲去处，而且能进入私人公园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意味着你父亲（或祖父）有着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当时的我从来没想过，阿姆科可能有一天会不复存在，不会再提供奖学金、建公园或者举办免费的音乐会。

尽管如此，我朋友当中很少有人会把在阿姆科工作当作是一种追求。我们当时都还是小孩子，我们的梦想也和其他小孩子差不多。我们想成为的是宇航员、橄榄球运动员或者是功夫片里的英雄。我自己当时想成为的是一名职业的“闲人”，这在当时看起来可是非常合理的。

等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想成为的是兽医、医生、牧师或是商人，反正不是钢铁工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罗斯福小学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但就算在这所学校，也没有学生想成为一名蓝领工人，虽然当一名蓝领保准可以获得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从来没把在阿姆科找份工作算作幸运，我们把阿姆科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看来，仍有许多孩子还抱着这样的想法。几年前，米德尔敦一位关注失足少年的高中教师珍妮弗·麦古菲（Jennifer McGuffey）曾对我谈到：

“许多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情况。”她一边谈一边连连摇头，“有的学生计划着以后成为棒球运动员，但是他们连学校的棒球队都不想参加，仅仅是因为教练对他们苛刻。还有的学生在学校成绩很差，你如果试着告诉他们将来的前途时，他们就会提到阿姆科-川崎，‘嗨，我能在阿姆科-川崎找份工作的。我叔在那儿上班呢’。看起来他们根本就没把米德尔敦现在的形势与阿姆科-川崎的工作岗位缺乏联系起来。”

我听到这番话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孩子怎么能不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他们就没注意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变化吗？但随后我就意识到：既然我们当时没注意到，他们现在又怎会注意到呢？

对于我的外祖父母来说，阿姆科是他们经济上的救世主。正是阿姆科这个引擎，把他们从肯塔基州的山区托举到了美国的中产阶层。阿公深爱着阿姆科，知晓那些用阿姆科的钢铁造出来的汽车的品牌和型号。就算后来大多数美国的汽车生产商都慢慢地不再使用钢铁车身，每当阿公路过二手车经销商那儿看到一辆老福特或者是雪佛兰时，他都会停下来告诉我；“这车的钢材是阿姆科生产的。”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流露自豪感的时刻之一。

虽然他有这种自豪感，但他从没想过让我在那里工作。他有次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将来得靠自己的脑子吃饭，而不是靠双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来工作，那也只能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焊接车间的一名工人。米德尔敦的许多父辈和祖父辈一定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梦需要的是向前进的势头。体力劳动固然是光荣的，但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工作——我们这代人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向前进的势头指的就是朝向上的阶级流动，而这就需要上大学。

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没能接受到高等教育是什么好羞愧的事，也不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虽然这种信号并不明确，而且老师们也从没说过我们太笨或是太穷以至于能上大学反而奇怪了。但是这种信号确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像是我们整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家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留在米德尔敦的那些岁数大点的朋友和亲戚们虽然没什么职业前途，但也都很满足；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哪怕一位毕业于俄亥俄州之外的名校；而且每个人都认识至少一位未充分就业或是完全失业的年轻人。

在米德尔敦，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中有20%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人不会拿到大学毕业证书，而且几乎没人到俄亥俄州以外的大学去读书。学生们对自己的期望并不高，因为身边的人对他们的期望也不高。许多学生的家长也是随波逐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就不记得有因为分数低而挨骂的时候，直到阿嬷在我高中时开始注意我的分数。当我姐姐和我在学校考得不好的时候，我总是能听到“好吧，也许她就是不擅长分数”或是“J.D.的天分在数字方面，拼写测试考得不好没关系”，诸如此类。

当时的人们有一种认识，现在这种认识依然存在，即那些成功的人有两类。第一类人靠的是运气：他们出生在富贵人家，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不凡。另一类人则靠的是天才：他们生下来脑子就好使，只要去尝试就不会落空。因为米德尔敦很少有第一类人，所以人们就自动把那些成功的人归到第二类当中，认为他们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

对米德尔敦的普通人来说，辛勤的努力远不及天生的才能重要。并不是说家长和老师们从未让孩子们努力，或是说他们大言不惭地声称对自己的孩子不抱希望。态度掩盖在表象之下，不是人们怎么说，而是他们怎么做。

我们有位邻居在一生都没离开政府的救助，但是除了借外祖母的汽车或者是溢价出售自己的食品券，她在提到勤奋的重要性时也是滔滔不绝。她常说：“利用现有体制的人太多了，那些勤劳的人根本得不到需要的帮助。”她的脑海里就是这样的构想：体制内的大多数受益者都是在夸大其词地招摇撞骗，而她自己——虽然一辈子没工作过——却明显是个例外。

在像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勤奋。走遍这座城市，虽然这里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周期，美国左倾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关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白皮书。报告中有这么一条发现，即工人阶级的白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比起来，工作时间要更长。但如果这样就认定白人工人阶级的平均工作时间更长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公共宗教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基于调查——他们主要是四处打电话，征询受调查对象的看法。

该报告唯一能证实的就是，对于工作时间，许多人都是做得少，说得多。当然了，穷人比其他人工作时间少的原因非常复杂，把这一问题归咎于人们的懒惰太过简单。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得到的只有兼职工作，因为世界上像阿姆科这样的公司江河日下，而他们的工作技能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但无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口中谈论的勤奋与实际情况间存在着矛盾。米德尔敦的孩子们正是经受着这种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挣扎。

在这一问题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和他们那些留在山区的亲戚们非常相似。在美国家庭影院电视台（HBO）一部关于肯塔基州东部山区居民的纪录片中，一位阿巴拉契亚大家庭的家长在介绍自己时给适合男人的工作与适合女人的工作做了严格的区分。虽然他所指的“女人的工作”非常明显，但他却没有说明什么工作是适合他的，前提是得有这样的工作。不过，适合他的工作肯定不是全职工作，因为这位家长一生当中从没干过有固定薪水的工作。最终，他自己儿子的证词出卖了他：

“父亲总是说自己曾经工作过。我看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动动自己该死的屁股。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实话实说。父亲是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从没带过食物回家。是妈妈一直在养育着她的孩子们，如果没有妈妈的话，我们早就死了。”

除了对于蓝领工作的价值的这些不一致的标准之外，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得白领工作。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整个美国——乃至就在我们的小城——其他的孩子早已开始了对将来出人头地的竞争。

在我上一年级时，我们每天上午都会玩一种游戏：在老师宣布当天的特定数字之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列出某个能得到这一数字的数学方程式。比如说，如果当天的特定数字是4，你只要列出“2×2”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品，而通常这种奖品是一小块儿糖果。有一天，老师给出的这个特定数字是30。我前面的同学们列出的都是简单的答案：“29+1”“28+2”“15+15”。我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已经做好了让老师大吃一惊的准备。

当轮到我的时候，我骄傲地回答道：“50-20。”老师立刻对我赞不绝口，并给了我两块儿糖果，以作为我初次尝试减法的奖励，而那时我们刚学过减法没几天。没过多一会儿，当我还在为自己的聪明扬扬自得的时候，另一位同学答道：“10×3。”我连那是啥意思都不知道。乘？这家伙是谁呀？

老师的反应更为热烈，而我的这位竞争者耀武扬威地收下了他的奖品，不是两块儿是三块儿。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乘法，然后问我们有没有人知道有这么种运算方法。我们当中一个举手的人都没有。就我而言，我感到倍受打击，一回到家就放声大哭。我当时确信我的无知是因为性格里的某种缺陷。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笨。

我在那天之前从没听说过“乘法”这个词，但这并不是我的错。这种东西我在学校还没学到过，而我的家庭也不是整天没事的时候做做数学题。但是，对于一个想在学校好好表现的小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那尚未成熟的大脑并不明白智力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于是我就认为自己是个笨蛋。

虽然我在那天之前并不了解乘法，但是当我回到家把自己的伤心事告诉阿公时，他把我的铩羽而归变成了一次凯旋。在晚饭前，我就学会了乘法和除法。而且，在那之后的两年中，我和外祖父每周练习一次数学运算，而且越来越难。我如果表现好的话还能得到一个冰淇淋作为奖励。当我不能理解某个概念时，我就会感到自责，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充满了挫败感。但当我闷闷不乐一会儿后，阿公又会接着教我。

母亲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数学的人，但早在我学会阅读之前，她就把我带到了公共图书馆，给我办了张借书证，然后又教给我怎么用它借书。在家里，母亲也总是让我有儿童书看。

换言之，虽然我家附近和社区当时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环境上的压力，但是我从家里接收到了一种不同的讯息。而拯救我的可能正是这种不一样的讯息。

（本文节选自J.D.万斯所著《乡下人的悲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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