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中美走向对抗，还是回到联合国？

【文/冯绍雷】

读罢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2020年的年度报告《不要在‘摇摇欲坠的世界’中丧失理智》，笔者不由为当前世界走向的一个结论所吸引。当今世界面临着两个基本选择：要么，维护和加强联合国这个当今依然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要么，陷入“中美对抗”。而后者是须全力避免的一种前景。笔者同意这样明智的判断和富于建设性的结论。

冷战后世界曾多次出现以强权、道义、意识形态的所谓“合法性”取代联合国为代表的最高国际法规范的谬误。事实上，联合国不光是最具合法性，同时，也最符合国际法规范的权威国际组织。唯联合国及安理会、联合国大会、及其所辖的国际组织才最有权力能对国际治理提供有效保障。当此“摇摇欲坠”的世界已处严重失范、至多“半秩序状态”之时，尽管需要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但是有什么理由将仍在努力工作的联合国弃之一边呢？

回到联合国，并不意味历史时钟就会回到1945年那一刻。2016年瓦尔代国际论坛上，我曾请教普京总统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共同体曾经历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1814年的维也纳体系，1919年的凡尔赛体系，1945年的雅尔塔体系，依您所见，今后国际秩序将会是接近于上述的哪一种国际秩序？普京会心一笑，从容答道：当今世界面临着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科技、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巨变，今后变化的速度会更加飞快。如此背景之下，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今后国际秩序就会简单地类同于以前曾有过的任何一种呢？换句话说，未来国际秩序一定不会是以前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完全重复。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2020年的年度报告《不要在‘摇摇欲坠的世界’中丧失理智》

笔者认为，与1945年相比，至少今天世界有以下几个关键区别：第一，1945年的国际转型是处于战争条件下。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战争年代，坦克开到哪里，就可以在哪里建立自己的制度和秩序。而今天总体依然是和平条件之下的国际转型，不是用强权和暴力断定一切，世界也变得不是像战争场景下那么黑白分明。

第二，疫情告诫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无论东西南北、无论对错是非、更无论制度优劣，紧迫而重大任务在于，人类需以健全有力的治理和秩序来共同应对挑战。对此，联合国是不二之选。

第三，与当年很不同的背景是，新兴力量复兴和西方相对衰落乃是今天出现的一个长期趋势。当马克龙总统和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对此都直言不讳，而且点出问题首先来自西方本身之时，不能再对此无动于衷。但当第一超级大国美国不太愿意继续真正承当领导责任之际，联合国的挺身而出，理所当然。

第四，雅尔塔体制最主要的缺陷在于，曾有半个世纪冷战对抗。换言之，即使有联合国体制的合理设计，也并未能避免荒唐的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竞争，甚至于差点被核武器毁灭人类。今天需总结和反思的，正是如何避免重蹈冷战的覆辙。读一读被称为“冷战之父”的百岁老人乔治·凯南的日记，也许是治疗“对抗狂热症”的一剂良药。乔治·凯南并非没有对前苏联体制的深刻批评，但他在提出对苏“遏制战略”战略之后，他一生为之懊悔不已而未能阻遏的，正是以“遏制苏联”为名，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杜鲁门的全球军事扩张，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并延续至今的北约东扩。

因此，回到联合国，远不意味着历史的重演。恰恰相反，需要因时而异，推进制度与秩序的创新。当然，在此同时，还需要强调的是：近代以来的国际史表明，凡能够长期存在、对跨国家、跨文明、跨地区事务起稳定作用的国际秩序，比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雅尔塔体系等等，都是以多元、多样、多极力量为基础的合作共处的产物。基辛格说过，威斯特伐利亚体制的关键，是从各不相让的宗教战争走向欧洲内部的多元化。1648年体系确认各国独立自主，不再听命于教廷，各国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从规则上提供这样一种多元并存的可能性。维也纳体系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之后，由超越各文明界限的英、俄、普、奥匈、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在内的各大帝国间的国际协作。历史似乎并不在乎“腐朽帝国”和“先进的革命”之间的孰是孰非，维也纳秩序维持了欧洲“百年和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雅尔塔体系——尽管冷战对抗——但总体还是保持着来自不同文明和发展水平的美、俄、英、法、中诸大国并存，维护着将近大半个世纪的和平。冷战结束后，短暂出现单极世界的模式，也很快被2008年危机从G7走向G20的更为多元的合作所取代。这表明多极、多样、多元并存的态势，乃是人心所向，是联合国创新改革的基础。

无论是十字军东征、拿破仑扩张战争、还是今天北约东扩式的推进，都无法改变这一趋势。而联合国的存在乃是这一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实际趋势的深刻反映。但是也要讲好“多极化”的故事，因为多极并非仅指多极抗衡。笔者强调：思想观念和文明存在意义上的多元并存；制度、发展水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多样交融；以及综合实力的多极合作与竞争这三者之间的融会贯通而成一体。离开了联合国，有谁能单打独斗做成这件事呢？

如果几十年之后再来回顾今天这一段历史，也许史家会说，一定程度上，中美关系是随形势发展而一步一步地陷于“被对抗”的态势之下。没有任何一种经得起认真探讨的逻辑能证明：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和传统霸主的衰败必然导致“修昔底德式”的对决；也无法证明现代信息技术的差距与竞争必然走向垄断，必然将推翻所有复杂系统的有效合作而走向脱钩和抗衡。更荒谬的是所谓“民主和专制（威权）的对立”似乎就是当今世界一切，而且就一定会走向邪恶与正义的生死决战；尤其难以接受的是，全球化条件下被加速接触、但沟通不足而凸显各大文明间、种族之间的差异，必定会导致全面冲突。在一个信息开放、但缺乏验证并高速传播的时代，尤其不能让偏见如此轻而易举地蒙蔽良知。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尽管有着充分的理由，应当避免所谓“两极对抗”的危险前景，但并不等于，危险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被自动排除；或者可以放弃应对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的准备。基于这样的理由：除了美、俄、英、法、中各方首先要行动起来，迎接今秋安理会峰会。其中，共同抗疫和协调恢复经济，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紧迫议题。笔者也曾请教过普京总统，如何看待当今中美俄关系。他的回答简短而清晰：中美俄之间应该保持相互尊重和相互有利的这样一种关系。

可能更重要的是，各方如何首先调整好自己心态，梳理各自的成就与不足。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教授所提供同样重要的题为《保卫和平、地球和所有国家的选择自由：俄罗斯对外政策新思想》的报告中，他带有总结性结论是“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非常成功”。但他依然含蓄地指出：“近年来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胜利，其表达和阐述不足以推进俄罗斯在世界事务中做出的积极贡献，不足以形成具有魅力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而本次瓦尔代报告作者费奥多·卢基扬诺夫于2018年年中乌克兰危机近五周年总结经验教训，在批评西方霸权和乌克兰时局混乱的同时，曾坦率回顾道：“俄罗斯政治策略是失败的。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几乎一成不变地受制于解决短期波动性变化的紧迫需求，而并没有达到任何长期目标中的一个——无论是地缘政治目标、经济目标、还是文化-人文目标。”虽然表述不同，但笔者从琳琅满目的诠释中看到的是，伤痕累累的战斗民族在反思中变得更为明确而坚定的行进步伐。近年来，我在俄罗斯的多年至交曾告知，乌克兰危机后尽管俄罗斯持有不同政治主张的派別一直保持着对执政当局的巨大压力，但是，这一派别中的元老级人物由衷地感慨道：还是普京拯救了俄罗斯！看来，自信和反思，这两个方面都始终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明基因。它不光为战斗民族增色，而且，也为大家提供启示。

（本文原载于微信号“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