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反对派在国际上装清纯，国安法将撕下他们的面具

【文/ 张释之】

在维护国家安全上，香港在内地人眼中不啻为“无掩鸡笼”，其实在外国以及现在动辄声称港人自由权利受威胁的反对派眼中，何尝不是如此。内地民众还不过有此观感而已，回归二十多年来在香港的政治自由中不识国家主权为何物的香港反对派，则是切身体会了缺乏任何约束而天马行空的境界。

回归前因惧怕中国中央政权而纷纷移民西方的港人，前些年大量回流，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回归后对香港事务肆无忌惮“自豪”地插手，都是这种境界最充分的说明。只要对香港的反对派作稍微深入的分析，就不难判断，中国的一切他们固然丝毫不能忍受，但他们自己从未反躬自省的是，凭他们在香港的作为，固然可以成为西方政客甚至西方政府的座上宾，但如果他们在西方土地上改变客人的身份，则要么做规矩守法的外国公民，要么就要被外国的“规矩”修理，反正要想在外国的土地上同样为所欲为，实践被他们在香港发挥、演绎到出神入化的自由民主理论，可以肯定是休想。

香港“无掩鸡笼”难以置信的自由度，导致反对派如今受不得丁点约束，面对中央政府的国安立法，他们似乎受了天大的委屈，发出的反对自以为理直气壮，以西方价值传承者而自得，但究其实，明显是长期被纵容娇惯者的自以为是。立法会信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6月15日刊登在《信报》的文章《国安法：香港互联网自由头上一把刀》就正是这样的代表。

莫乃光，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制裁

莫议员认为，香港有国安立法后，“与外国沟通交流也有可能被指控‘勾结外国势力’”，“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亦有机会被冠以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个推演，首先把过去香港反对派在国际上表演的角色装扮得很清纯。近年来的实际是不是止于这样，莫议员作为到西方国家找他国政要“投诉”香港情况的一员，应该比普通市民心里有数得多。他的同道们远不是到西方国家发表一点言论那么简单，而是动辄要求西方干预和制裁，提供的建议手段由从前呼吁否决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至现在制裁香港和中央政府官员，连香港的选举主任名单都周详地向他国报备。这就是他们“与外国沟通和交流”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事务”的方式。

其次，不知莫议员有没有过逆向思维，在他们眼中神一样存在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度，其政治活动家如果不是到中国来随便发表批评自己国家的言论而已，而是到中国来直接与中国政府联系，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自己的国家，会是什么情形？莫议员之所以不可能有这样的参照，一来中国不会去干涉别国的内政，不会吸引别国的反对人士直接前来要求中国政府干预和制裁他国；二来外国的政治活动人士除非想要借助外力政变，否则鲜有香港反对派这样无法无天、毫无分寸的人，会以实际行动要求中国对自己国家不利。当然，中国既没有干预他国的意愿，也不具备美国这样动辄干预和制裁他国的实力。

莫议员又认为，国安法的罪名涵盖范围广且定义模糊，因此“忧虑中国式网络言论审查将全面“入侵”。好一个“入侵”，表达非常明确。中国维护国安有自己的《国家安全法》，香港作为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行政区，须与全国一同履行维护国安的责任，这是义务，是主权国家的应有之义。香港绝非独立的政治实体，这一基本事实是抗拒回归的反对派始终不能接受的现实，才会有“入侵”一说。

莫议员文末的结论是，“如果全球坐视不理，让侵犯自由的事情在香港发生，谁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这是由“中国入侵”引申的结论。然则，香港是中国的香港，如何维持香港的国际都会地位，中国政府自有其政策和应对，为什么要“全球”来理？莫议员希望“全球”如何来理？

林郑月娥上街签名，支持“港区国安法”。图片来源：文汇网

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意识

每个国家实行的制度，是与其国情和社会、经济、政治发展阶段和现实相适应的，不管今天西方的发展如何让人艳羡，但这些国家同样经历了一个不能省略大部分步骤的过程。就如环保，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的发达优雅，是经历了大规模破坏环境的历史阶段的，“雾伦敦”变得清澈，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

再说人权，美国没有白人初到美洲时对印第安人近乎种族灭绝的经历，也没有十八世纪大规模贩卖黑奴和对他们的残酷奴役，就不可能有现在的强大所需的发展基础。只因为那些历史已经走远，就以为美国天然就是如今的模样，以今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度标准衡量全世界，这不过是浸泡在富裕社会中想当然的幼稚而已。

更何况，对西方现今制度的好坏评判并不就是只有香港反对派所持的唯一一套标准。以这次新冠疫情为例，西方国家至今拒不承认中国应对疫情所体现的优胜之处，但检验的标准只能是中国的抗疫成绩，可以肯定，如果中国自始至终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做法，一场疫症下来，后果将难以想象。在现实面前，香港反对派不能一味表现得如同受尽宠溺、由着性子唯我独尊的娇儿。

正因为香港不少人缺乏最起码的国家主权和安全意识，要实现真正的回归，对这些人而言，可说是从零开始，难度之大，决不会亚于一场革命。但悲观的是，其中一些人长期被娇纵而失去了接受普通道理的可能，除非移民他去，到西方乐土上追求和实现彻底的自由民主理想，否则，任何形式的革命恐怕都无法触及他们的心灵，真正的回归对这样的人而言，似乎已注定不可能。

（本文首发于6月16日信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