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疫情可能产生积极的政治结果，比如自由民主的重生

【文/弗朗西斯·福山 译/观察者网由冠群】

严重的危机常常会引发难以预见的严重后果。上个世纪的经济大萧条刺激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并最终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大萧条也带来了罗斯福新政，促成美国崛起为一个新的全球超级大国，并最终引发了全球的去殖民地化。9·11恐怖袭击促使美国发动了两场失败的战争，带来了伊朗的崛起和新形式的伊斯兰极端主义。2008年的金融危机激发了一波反建制民粹主义浪潮，将全世界很多国家的领导人赶下了台。未来的历史学家也会相应追踪新冠疫情带来的重大影响，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提前预测疫情将造成怎样的影响。

现在已经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方面比其它国家做的更好，并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瑕瑜互见的趋势会延续下去。决定表现好坏的关键不是政体类型。有些民主国家表现优异，但有些则不好，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威权政体。能否成功应对疫情取决于国家能力、社会信任和领导水平。一个国家如果拥有高效的国家机构、民众信任服从的政府和强有力的领导人，那这个国家的表现就会很出色，所受的损失也不会太大。而这个国家如果政府无能、社会对立、领导层疲弱，那该国的抗疫表现就会很差，使其国计民生徒受损失。

在疫情爆发初期中国迅速建立起各种隔离设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发展 图片来源：新华网

对新冠肺炎了解的越多，就越可以断定这场疫情不会马上结束，可能是以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来计算疫情持续时间。新冠病毒并不像我们原本恐惧的那样致命，但却极具传染力，而且常常是在人群中不知不觉的传播。埃博拉病毒极度致命但却很难传染，患者常常在将病毒传染给别人之前就先死掉了，新冠病毒则正相反。这意味着人们往往会对新冠病毒疏忽大意，使得病毒在全球广泛蔓延，造成大量死亡。而各国宣称最终战胜这种疾病的日子则遥不可及，各国经济可能要试探着缓慢恢复，后续反复出现的疫情将拖累经济恢复进程。对经济V型反弹的期望显得过于乐观，经济更有可能会呈现出L型走势，但拖着长长的翘尾，或是波动起伏的W型。世界经济将不会很快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状态。

从经济上说，一场拖延不绝的危机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商场、连锁店和旅游等行业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美国经济的市场集中度水平近几十年一直在稳步上升，这场疫情将促进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只有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能安然度过这场风暴。其中，科技巨头受益最多，因为网上互动在疫情期间变的更为重要。

政治影响将会更加重大。民众可以受集体主义的鼓动而做出一时的自我牺牲，但却不会永远保持这种热情。久拖不决的疫情加上高失业率、漫长的衰退和前所未有的经济负担，将不可避免的制造紧张局势，进而演变成政治动乱，只是未来会受到冲击的靶子是谁现在还不清楚。

全世界的权力分配将继续向东方倾斜，因为东亚在控制疫情方面要好过欧洲或美国。尽管疫情始发于中国，但中国却从疫情中受益良多，至少是相对而言。随着疫情在全球爆发，别国政府起初的表现明显也很差劲，这些国家国民染病死亡率也更高。至少北京还能够控制住局势并开始迎接下一个挑战——使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到稳定发展的正轨。

相比之下，美国应对危机时则显得笨手笨脚，眼瞅着本国的声望迅速下滑。美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本有巨大潜力可挖，并在过去的传染病危机中表现不俗，但目前美国社会高度的政治对立和无能的领导却使这个国家无法高效运作。美国总统煽动对立而不是鼓励团结，将医疗援助分配政治化，在将拍板责任推卸给各州州长的同时竟以保护公众健康的名义鼓励民众上街抗议，不但拒绝支持国际机构还不断攻击这些机构。全世界也都站在一边，充满好奇地看着这一幕幕表演，而中国则迅速脱颖而出。

在未来几年，这场疫情将造成美国相对削弱，国际自由主义秩序不断受到侵蚀，法西斯主义将在全球卷土重来。这场疫情还将促成自由民主体制的浴火重生，再次挫败怀疑这个体制的论调，显示出这个体制巨大的韧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在不同的地区，这两种前景都有可能变成现实。不幸的是，除非当前趋势明显转向，否则前景并不乐观。

法西斯主义崛起？

悲观的结果并不难以想象。民族主义、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和对自由世界秩序的攻击在近些年来出现增多的迹象，而本次疫情只会加速这种趋势。匈牙利和菲律宾两国的政府已经借由此次疫情掌握了在国家紧急状态下才能由政府掌握的权力，使两国政体进一步偏离了民主体制。其它很多国家的政府，如萨尔瓦多和乌干达，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阻碍人口流动的障碍在全世界到处出现，包括在欧洲核心地区。各国没有为了共同利益通力合作，却选择了闭关自守互相指责，争相把自己抗疫不利的责任归罪到他们的政治对手身上。

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大了发生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某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将“与外国开战”视作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有效手段，或者他们想利用疫情这个机会，在对手虚弱无力、无暇他顾之时无中生有，颠覆对手。考虑到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有主要玩家都受制于核武器的恐怖威力和共同的难题，发生国际动荡的可能性要比发生国内动荡的可能性低。

拥有众多人口和薄弱基础设施的贫穷国家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在某些国家，不要说保持社交距离，就连保持最简单的卫生习惯如洗手也极难做到，因为这些国家的很多国民根本无法经常接触到清洁的水源。而且，某些政府常常因为规划不周、因为挑起社群矛盾、因为破坏社会团结或就是因为自身的无能而使事情变得更糟。比如印度突然宣布要施行全国封城，却没有考虑到这会对聚集在各大城市的数千万外来务工人员造成怎样的影响。很多人返回了自己乡下的老家，将新冠肺炎传播到印度各地。一旦政府改变主意，开始禁止人员流动，有很多人就会发现自己困在了城市，陷入到既无工作又无住所，也得不到救助的窘境。

疫情迫使印度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返回家乡 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发展中国家，因气候变化而引发的人口迁徙危机正在缓慢酝酿。此次疫情只会加重这个危机，使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濒临衣食无着的困境。在贫穷国家，有上亿人口受惠于过去二十年经济的持续发展，但这场危机却粉碎了这些人改善生活的希望。怒火将会到处燃烧，毁掉民众高涨的期望是引发革命的经典配方。极度绝望的人将会铤而走险，野心家将会趁势夺权，腐败的政客会借机获利，而政府要么强力镇压要么轰然崩溃。同时，从穷国涌向富国的新一波移民潮将不会收获之前的同情，而是会遭遇更多的障碍，因为指控移民带来了疾病和混乱将变得更加可信。

能否出现所谓的黑天鹅本来就是无法预料的，但未来出现这样一只黑天鹅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无尽的苦难会引发极度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疫情会孕育出各种末世想象、邪教和宗教的原因。实际上，法西斯主义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这样的邪教，法西斯主义就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余绪所带来的暴力和混乱。阴谋论曾在中东等地盛行，因为当地人毫无权力，感到没人出头代表他们的利益。现在，阴谋论在富裕国家也遍地开花，部分原因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使舆论环境变的光怪陆离，连绵不绝的灾祸很可能为民粹主义野心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供其利用来蛊惑民众。

或民主复原？

但是，正如大萧条不仅孕育了法西斯主义也振兴了自由民主主义一样，新冠疫情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政治后果。一个来自外部的巨大冲击常常能够打破政治制度僵化不前的状态，为早该进行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而这一模式很可能会再次发生，至少在某些地方。

专业精神和专业技能是应对疫情的更现实方式，妖言惑众和无能低效会因此而暴露。最后这会产生一种有益选择效应（a beneficial selection effect），那些表现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将受到奖励，那些表现不好的政治家和政府将受到惩罚。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近些年一直在不停蛀蚀巴西的民主体制，在此次疫情危机中仍想蒙混过关，而现在终于深陷困境，不得不面对疫情引发的健康危机。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也想掩饰疫情的严重性，声称俄罗斯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在新冠疫情遍及整个俄罗斯后将不得不改口食言。普京的执政合法性在此次疫情危机之前已经有所削弱，现在这个削弱的进程可能还会加速。

此次疫情如聚光灯一般把世界各地的现存政治体制照射了一遍，暴露了各个政治体制的不足与弱点。此次危机将加深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如果经济长期停滞，这个鸿沟还会进一步加深。虽然危机暴露了问题，但此次危机也展现出了政府可以在危机中调用公共资源、提供援助的能力。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引发的民族灾难刺激了福利国家在上个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出现，危机后残留的“相濡以沫”意识可以极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政府加大保护社会的力度。

这可能会让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极端形式偃旗息鼓。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如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等人率先提出了新自由主义这种自由市场理念（free-market ideology）。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提出的各项政策由芝加哥学派负责提供学术辩护，他们都认为一个触角过长的大型政府是阻碍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障碍。同时，有各种不错的理由去削减各种各样的公立机构和减少政府监管。但这种学说后来却固化成了一门自由主义者的宗教，在整整一代保守派知识分子心中播下了敌视国家行为的种子，尤其是在美国知识分子心中。

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以施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而闻名于世 图片来源：资料图

考虑到国家有必要采取强力措施来延缓疫情的蔓延，现在已经没人再说政府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问题本身”了（里根在其第一届总统任期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也没人能举出可信的实例来证明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候，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能替代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发挥作用。在今年4月份，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宣布，他将为抗疫行动捐款10亿美元，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慈善行为。同月，美国国会批准了2.3万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以支持在疫情中受损的企业和个人。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可能在反对封城的抗议者那里还有一定市场，但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政府医学专家给出的抗疫建议。这可能有助于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采取行动来解决其它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此次疫情还可能重启中断已久的国际合作。尽管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互相指责，但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却在加深彼此之间的合作与联系。如果中断国际合作引发了灾难，并被认为是一大失败，则后疫情时代就可以看到各国重新展开多边合作来促进共同利益。

别抱太大希望

疫情是一场全球性的政治压力测试。那些政府具有合法性又有能力的国家，它们的测试成绩将会相对较好，可能施行改革使本国更加强大和更有韧性，从而有助于让自己未来的表现更好。而政府软弱无力或政治领袖表现糟糕的国家则可能深陷泥沼，停滞不前，甚至陷入贫困和动荡之中。现在的问题是，第二类国家的数量要远远多于第一类。

不幸的是，压力测试太难，很少有国家能通过测试。想要在疫情初始阶段成功应对，一个国家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强力的政府和充足的资源，还需要形成大量的社会共识和拥有令人信任的能干领袖。韩国政府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领导下的德国政府就满足这些条件，这两个政府都将抗疫工作委托给了专业的医疗机构负责。但更多的政府却总会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差强人意。鉴于疫情的收尾工作仍然艰难，这种瑕瑜互见的趋势很有可能会延续下去，难以令人普遍乐观。

另一个使人悲观的理由是，一个社会要想形成向好的局面就需要理性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学习，然而现在专业知识和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却比过去精英治国的时代更加弱化了。数字革命所引发的权威大众化现象抚平了包括认知层级在内的多种层级结构，而现在的政治决策则常常被党同伐异所绑架。这就不是一个建设性的、有利于集体检讨的理想环境，某些荒谬的政策可能比明智的政策持续更长的时间。

最大的变量是美国。在危机袭来之际，掌舵美国的却是美国近代史上最无能、最具争议性的领导者，而且其治理模式并没有在危机压力下发生改变，这是美国最大的不幸。在其任期内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和自己统领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当形势发生变化时，他不能有效应对。他判断对抗和仇视远比国家团结更契合自己的政治利益，于是他就利用疫情挑起了争斗并加深了社会裂纹。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糟糕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的领袖没能成功履行领袖的责任。

如果这位总统在11月份获得了第二个总统任期，民主政治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范围复兴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两党对立都不大可能发生改变。在疫情期间举行一场选举将会很难，心怀不满的败选者会有动机质疑其合法性。即使民主党能在总统大选和国会两院选举中都大获全胜，他们继承的也是一个半瘫的国家。民主党在胜选后本应立即采取行动，但该党却将遭遇堆积如山的债务和共和党两院残余势力的顽强反对。国家体制和国际体系在经受多年的摧残后变的虚弱不堪、踉跄难行，而想要重建它们则需要花费数年时间——如果还能重建的话。

随着疫情最紧急、最危险的阶段过去，整个世界都要投入到下阶段漫长而又沮丧的埋头苦干中。世界最终会恢复如初，某些国家恢复的速度可能更快些。剧烈的世界动荡不大可能，民主体制、资本主义和美国都在过去证明了自己具有变革和适应的能力。但这次它们仍然要再变一次无中生有的兔子戏法。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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