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小微企业如何保障并“挑战”中国经济？

张军：

建光希望我能在会上谈谈中小企业的问题。我并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只是有些观察和想法。但我感到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做更深入的研究。

刚才大家都提到大数据，其实大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中小微企业的行业分布以及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的更真实的画面。现在我们只是笼统地说“56789”。其中6就是中小微企业对GDP的贡献是60%，8 指城镇就业岗位中有80%来源于中小微企业，9则是说新增的城镇就业中，90%来自中小微企业。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和克强总理参加记者见面会时更多谈到保就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依靠中小微企业来解决就业，而中小微企业中，90%以上是小微企业，因此，今年要确保9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任务是要落到小微企业和工商个体户头上，也因此恢复地摊经济势在必行。

曾经有段时间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小微企业在我们的经济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将来会怎么发展？中国的中小微企业首先是数量超多。官方的说法是，我们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大约有1.2亿个，其中小微企业占到非常大的比重，应该有一半左右是工商个体户。应该说小微企业，特别是工商个体户的存在，大大缓解了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来的就业压力。刚才说了，即便现在，城镇新增的就业主要是由小微企业提供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和后来的国有经济的改革时期，由知青返城和大量下岗职工造成的集中就业压力迫使我们在政策上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存在和发展，鼓励多种形式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吸纳城市的就业人口。可能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对中小微企业此般地扶持，包括在信贷和金融上加以支持。最近这些年，中国的GDP增速持续下滑，从2012年开始，政府的GDP增长目标平均每年下调约0.5个百分点，但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相对来说却可以保持基本稳定，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维持在1000万到1100万左右。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年国家出台大量就业创造政策，极力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的发展，包括鼓励自主创业、互联网+新兴业态和数字化的平台经济等。

这些年兴起中的所谓“零工经济”不仅指很多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兼职，也有越来越多的依靠数字平台的独立职业者，他们分布在快递、餐饮、清洁、娱乐文化、专车和网上调查等等。可以想象，小微企业和零工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下行对就业造成的压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根据目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复苏节奏来判断，今年GDP能达到实际2%的增长应该说相当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就业压力毫无疑问会被突然放大。因此，这次政府工作和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的答记者问都格外强调保就业是最优先的工作。而保就业就必须更多地帮助中小微企业，支持灵活就业形式。

说到中小微企业，仅仅说它们在我们的经济中有相当重要的贡献是不够的，我想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过去一说到中小微企业，包括工商个体户，我们会把它们视为非正规部门，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微小，更是因为它们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比较落后，生产率很低。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里，经济学家往往把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理解为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断扩大正规就业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会带来整体生产率的提高。

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经济增速回落和就业压力增大，我们经济当中非正规就业的比重有扩大的趋势，这当中不排除也有不少过去在制造业的正规部门就业的劳动力转向服务业中的非正规部门就业，导致收入降低。但我们也要看到，互联网经济和数字化平台的出现也创造了大量的灵活就业模式，甚至出现了“零工经济”。这些新的业态和就业模式不太容易用非正规化这个概念来定义，它们模糊了正规化和非正规化的边界，也对度量生产率及GDP 增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这些新经济和分享经济的现象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个人收入的增长。

我觉得，大量小微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这些变化将会对我们的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一定的挑战。比如更加灵活的就业将可能使得我们的宏观经济偏离正统的“奥肯定律”或“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平衡点，在经济还没有复苏到之前的状态之前，充分就业则提前实现了。如果是这样，货币政策将变得不怎么管用。不过，从长远说，基于经济数字化或新经济的非正规部门的扩大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率的变化意味着什么？这就很值得研究了。

在我们已有的正规部门，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我们发现依然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在我看到的一个研究中，我们制造业中70%多的就业在4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而在美国的制造业中，70%的就业是在400人以上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中。这个粗略的对比说明，我们的制造业企业依然是以中小型加工企业为主的。即便是其中那些具有创新潜质的小企业，如果不能容易地成长为大企业，那么对于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就非常不利。考虑到大多数中小微企业的生产率不高且不容易提升，一个经济可能陷入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系列的制度障碍阻止了经济当中正规部门的扩大。

这次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讲过一句话：非常期待中小微企业能够成长为大企业。言下之意是，当下我们的中小企业在成长中面临的制度障碍还很多，需要依靠结构改革来消除。很多行业存在有形和无形的进入和退出壁垒，导致很多缺乏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国有企业长期占用和吸纳资源，但是效率不高，甚至长期亏损，依靠政府间接补贴，很多已是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当然，对很多有潜力的中小私人企业而言，难以准入更大的市场更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始终没有解决好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问题，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我们私人企业的发展道路。很多私人中小企业因此不能很好地扩张，没有足够的资源做强做大，也不能够因此吸纳更多正规就业。即使中小微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缓冲了我们的就业压力，尤其是在遇到疫情或其它外部冲击时更是这样，但是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长期目标来看，那些有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中小企业能够较为容易地成长为优秀的大企业依然是我们制度改革的努力方向，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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