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一线城市为什么拒绝“地摊经济”？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魏程琳】

最近，给城市增添人间烟火的“地摊经济”火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规划摊点摊位，以此增加人口就业收入机会。还有地方城管主动喊摊贩出来摆摊。既往城管摊贩之间的猫鼠关系如今变成了伙伴关系，“地摊经济”也一时间成为活跃市场经济、协调政府市民关系、为大城市增光添彩的“灵丹妙药”。

然而，既然“地摊经济”有如此妙用，为何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明确表示地摊经济不适合它们呢？事实上，地摊经济无论是对于民生就业、生活，还是城市街头公共空间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北京、深圳等城市的理性反应，无疑给过热的“地摊经济”降了降温。

地摊不是想摆就能摆

地摊经济作为一种草根经济，具有低成本、低门槛的特征，通常是城市贫弱人口（以老年和残疾人为主）、进城农民群体在街角、路边和人口密集的医院、商超周边经营的小生意，其服务对象相对固定且有限。

显然，这种占道经营经常受到城管、食药监部门的管理和劝阻，但在长期的管理互动过程中，摊贩在城市治理规范、经营范围、经营时间和空间上都有了自觉意识，他们既不会影响商超经营，也会尽量降低对市民生活的干扰，还会注意与城市管理部门、环卫部门配合，做好周边卫生、上级检查等工作。

然而，突然而来的地摊经济政策，扰乱了街头社会经过长期互动形成的分利秩序。事实上，无论国家管控得多么严密，城市空间总有管理空白、疏漏地带。若此地带有利可图，就会有寻利者蜂拥而至，经过一段时间博弈，这一有利可图的空间基本被分配完毕，每个经营者都有相对合适的空间和相对稳定的收入。而不谙世事的外来摆摊者很容易被排挤出去，他们非但不能获利，反而可能赔本。

武汉某城管队员告诉笔者，2015年他曾经和几位同事穿便装到武汉江滩摆摊暗访，结果不断遭到原有摊贩排挤，他们说：我们在这都几年了，你要挪个地方。最后他们只得到人流稀少的地带摆摊，几天下来，不但没有挣钱，反而搭进去了人力成本，他们进的货也只能送给亲戚朋友。

这些长期“混迹”街头的违规摆摊者，不但要与城管等政府人员斡旋，还要与新来者竞争，甚至要给一些地方灰色势力交“管理费”，才能保住自己不太稳定的街头经营地位。而在那些官方指定的摆摊地带，摊位早已摆满，例如江汉路步行街旁的巷道。

江汉路上的地摊主一边摆地摊一边直播，图片来源：楚天都市报

2000年前后，政府为了解决城市贫困家庭就业问题，在繁华街市旁边划出一段公共空间，作为公益性摊位分给贫困家庭经营，但他们或者经营不善或者不愿经营转而出租给他人，摊位经过多次转手后摊位费已经从每年三五千元涨到每年几万元，2013年前后，还有一群人专门“炒摊位”，一个2平方米左右的摊位竟然被炒到5、6万元/年。

地摊经济“火了”之后，摊位转卖的现象将更加常见，然而，这实质是将属于市民的公共空间转变为私有之物的行为，一旦出现且被官方认可或默许，将为今后的城市治理埋下隐患——官方很可能因此失去在公共空间治理的合法性。

在城乡结合部地带、城中村地带，由于管理部门交叉、物理空间复杂，通常成为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这些公共空间的地摊经济一直很“火”，周边居民所需的各种生活物资用品几乎都可以从地摊上获得。这一地带的秩序通常由官方认可的社会自治机构或人员完成，例如城中村自行组织的市场管理服务队，或者某位有影响力的人物。

显然，无论是城乡结合部、城中村，还是繁华的商超周边，抑或是公园、游乐场、医院、高校等公共场所的门口，都不乏摊贩的身影，他们对周边环境和利益空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今天的市场经济或城市经济服务显然处于一个饱和状态，只不过由于疫情而暂时隐退，或者在城市管理部门的努力下而略显稀疏，但这后一种的秩序平衡显然符合市民、摊民的利益。

综上，地摊经济是一个城市治理、社会利益分配和机会竞争的综合性问题，看起来“简单易行”的地摊显然不是想摆就能摆。

地摊经济的就业功能真有那么大？

各地以保民生、促就业的口号积极推动地摊经济，据报道，成都市政府通过地摊经济新增10万就业岗位。然而，地摊经济政策的就业功能真有那么大吗？

经过仔细观察，政府统计的就业人数中，相当一部分人长期从事地摊经营活动，这不过是将之前非法摆卖的摊贩合法化了；还有一部分经营者因店前经营地带拓展而略微增加工作人员（通常是钟点工），也有部分新加入摊贩行列的人员，这些人既没有工作经验，也没有自己的经营范围，算是真正的新增就业人员。

问题在于，政府将非法经营的摊贩合法化之后，从已有的市场服务经济份额中分一部分出来，是否真的促进就业了？鉴于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的地摊经济的饱和状态，当前的地摊经营者仍以有经验的摊贩和有门店经营的店主为主，各地宣传的地摊经济亮点也基本上是以这两者为基础的。

新加入摊贩行列的人员（简称“新地摊主”）需要经过市场筛选机制才能真正变成前两者之一，最终实现稳定就业。从城市公共空间的有限性看，新地摊主成功的机会事实上非常小。门店经营者将自家门店前的公共空间牢牢占住，作为新开辟的经营活动空间、产品展示和营销空间，绝不会给其他摊贩以机会，除非其他摊贩向其交租金，但这又会产生公共空间私有化的问题。而老地摊经营者基本上已经将城市有利益流的公共空间占据瓜分完毕，他们更不允许新加入者与其争利，一旦外来摊贩没有及时退出，很容易引起街头冲突，经济低收入群体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惨烈。

那么，政策催生出来的新地摊主该如何安放呢？官方通常的做法有二：

第一，专门开辟新的经营空间供地摊主使用，例如在商超广场搭建临时的美食街、小物品摆卖间等；

第二，允许摊贩在特定时间段在特定地域自主经营。

第一种方法通常是官方许可、私人管理的模式，商超等广场公共空间的实际占有者负责摊位、卫生管理和收费。第二种方式就是官方许可地摊主自己经营的模式。

不可否认，通过官方鼓励，地摊经济的主体和范围有所扩张，扩大了城市繁荣空间、增加了城市烟火气息，但却给门店经营者尤其是非一楼的门店经营者带来巨大经济压力，因为他们的客流量被分走了，但房租、工资等支出并未降低。如果有的门店经营者因此入不敷出，那岂不是因此既引发了失业又减少了商场门店租金和政府税收？

政府就业政策应该既要保证量，更要保证质，万不可投机取巧地采取短视的就业政策，引发长期的民生、社会问题。当前地摊经济所刺激出来的新地摊主群体，显然给政府带来了两难困境：政府要么推动其与门店经营者竞争分利，要么任由其发展与老地摊主竞争，在市场份额有限的情况下，前者可能引发新的失业，后者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可以预见，地摊经济的弊端和社会问题将会日益显现出来，而政府要做的是做好政策应对预案和长远的政策规划。

地摊经济不可避免影响周围居民生活，图片来源：新华网

如何保卫城市公共空间？

任何一项政策都无法脱离城市空间的属性而径自行事。城市公共空间是政治秩序空间、社会交往空间、经济利益分配空间和民众的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的多重属性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群体的不同需求。清洁、有序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全球都市政府多年来共同追求的目标，符合城市市民生活、城市营商环境和品牌形象维护的利益诉求。公共空间的长期私有占有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利益，因而，我们制定城市管理制度以保卫城市公共空间。

显然，地摊经济正在给原有的街头秩序和管理制度带来冲击，并进一步凸显了市民、摊民、门店经营者等不同群体的差别化利益诉求。与便利廉价的地摊货相比，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加喜欢清洁、安静和有序的公共空间和生活环境。

因而，地摊经济火了之后，对地摊活动的投诉也火了，不少市民反映地摊经营者油烟扰民、噪音扰民、污染环境、阻碍交通等等。结果出现政府允许摆摊，市民投诉地摊影响了自己的生活；政府不允许摆摊，有市民说地方官员违背中央政策；市民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反映，使得都市政府深陷为民服务的矛盾之中。

更为棘手的是，原有的城市管理制度规范是否要废弃？如何面对特殊群体如残疾人、少数民族、外来人员、城市低保户等的摆摊诉求？如何理解和处理将公共空间的摊位高价转让行为？如何确立公共空间的治理规则和合法性？

城市治理的根本诉求是保障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和公共秩序，以免公共空间落入政府、市民或特殊利益集团中的任何一方。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对那没有跟风搞地摊经济的城市表示敬佩，也对那些没有长远制度规划的地方地摊经济政策感到担忧。地摊主的经营者身份、经营空间和范围被官方认可之后，会不会使得多年来的城市治理合法性、治理绩效毁于一旦，市政府今后又该如何维持街头秩序呢？

笔者认为，政府认可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摆摊，更不意味着对原有城市治理制度的否弃。在这一全民热议的话题面前，各地政府尤其需要精准定位城市公共空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合理地布局城市商业服务和民生服务，以构建和谐有序的公共空间为目标，客观评价和管理地摊经济，这要比“发热式”“一阵风式”推动地摊经济，更有利于民众民生需求和城市治理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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