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罢免案通过——四大因素终结韩国瑜神话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如果评选台湾最不可思议的政治人物，实非韩国瑜莫属。2018年，已退出政坛十几年的他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韩流，在没有资源、没有人脉、没有知名度的艰难情况下，不仅击败已经执政二十年的民进党赢得高雄市长选举，更带动2016年大败的国民党席卷整个台湾。当时正在台湾观选的我，亲身体验了韩流难以想象的威力：台北的出租车司机不谈柯文哲，张口就是韩国瑜。如果看媒体，不会以为这是“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还以为只是高雄在选市长。投票前开往高雄的高铁一票难求。选前之夜狂热的选民全都弃座不用，一直站立振臂高呼。外围的摊贩别说一眼，两眼都望不到边。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上任仅4个月，韩国瑜就投入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成台湾选举史上首例。就在世人以为他又要再创历史的时候，一路领先的韩国瑜突遇香港修例风波，最终以空前差距惨败。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高雄部分民众发起罢韩投票，竟然通过，使得韩国瑜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被民众投票罢免的县市长。2018年韩国瑜获得89万张选票，这一次罢韩票接近94万！更远超57万4996的罢免门槛。韩国瑜神话再度破灭。

韩国瑜的崛起和跌落，堪称流星。赖清德参加党内初选的时候，称韩国瑜是百年一遇的政治人物，我今年年初在台湾观选时，也听到民众赞他五十年不会再有的政治人物。但以如此速度跌落，确实不可思议。这一极度罕见的政治现象，原因极为复杂。

首先，时势造英雄确实是政治学的铁律，个人再神勇，也难摆脱。2018年九合一选举，民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超越一切。民进党执政两年几乎冒犯了各个阶层，包括深绿。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利益受损者。当时全民戏称台湾最大党是“对民进党不满党”。所以，哪怕韩国瑜在辩论时公开承认“九二共识”、他对高雄不了解的短板一再暴露，都改变不了高雄民众对他的支持。正常情况下，在一个绿远大于蓝的地方，敢于在选举时公开承认“九二共识”是政治自杀。但天时地利人和全在韩国瑜这一边，最终大胜。

韩国瑜市长选举胜选的口号“货出去（中国大陆），人（陆客）进来，高雄发大财”，为此2019年3月底，韩国瑜开始拜访大陆，之后前往香港，接受特首林郑月娥的高规格接待，并成为首位踏入香港“中联办”的台湾地方首长。

但2020年选举，时势完全逆转。大陆对台政策从反独到促统的转变、香港修例和民进党的刻意操弄，使得选举的主轴从民生转向“反中”和“主权”。但韩国瑜面对记者对香港事务的提问，并未予正面回答，以“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回应，被媒体评论为闪躲问题。

另外，国际因素也对国民党不利：中美贸易战长达两年不休，两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日益激烈，美国也明显介入台湾选举，立场鲜明地倾向民进党。此时的韩国瑜尽管个人魅力不减，造势现场热度并未衰减，从场面上看也远胜民进党的蔡英文，最后确实也成功地把蓝营的基本盘催出，但最终还是大败。

这一次罢韩，实际是2020选举的延续，其大势氛围未变。客观而言，罢免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历次罢免公职人员都未成功。而且韩国瑜的市政表现也还不错：双语教学、抗击疫情、吸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可圈可点。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结果。虽然很难找到证据，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和民进党都会尽力支持罢免行动，以给大陆颜色。

第二则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

从东西方对比的角度，中国政治传统和文化最突出的一个不同在于高度的道德性。北大学者唐士其先生在其专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开篇序言中就指出：“与西方思想相比，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高度道德化的，或者说中国古代思想家追求的是一种有道德的政治，至少这是先秦儒家的最高理想。”“它首先要求统治者追求道德的完善、接受道德的约束”。

美国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对比过中国和俄罗斯政治的不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俄罗斯最高精英没有对国民负责的类似道德感。在中国，政治等级越高，政府质量越有改进。但在俄罗斯，它却变的越糟。当代精英愿意借用民族主义，使自己权力合法化，但到最后，好象仍在为己着想”。也是一语道出中国政治的特性。

出生于眷村的韩国瑜是非典型政治人物，没有受过好的教育，脾气爆，性子野。他在早期从政时就卓尔不群：吃、喝、打（架），前领导人陈水扁就曾被他打进医院。因此韩国瑜是“民意代表”的时候，就曾经面临罢免投票，虽然没有通过，但37.7万的罢免票也成了全台最高，再无人能企及。对此他本人也不讳言，并在2018年选举时就把自己塑造成“浪子回头”的形象。

这种形象，在县市长层次影响还不是很大，反而给见惯了满嘴政治正确的选民以真实、耳目一新的感觉。但真要选台湾岛最高领导人标准就不同了。“德不配位”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也成为这次罢免的一个主要口号。他在去年的选举中风格不改，屡屡出语低俗，比如民调落后，他就说：“得民调者得痔疮”。这在南部比较草根的社会或许不以为意，但在以知识群体为主的北方则颇损其形象。就是国民党的知识蓝都不愿意投票给他。2020年选举，他在台北的得票率甚至都比国民党的“民意代表”低。也就是投票支持国民党“民意代表”的选民却没有把票投给他。

从西方的政治光谱看，一般把韩国瑜定性为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民粹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并出现了美国总统特普、英国首相约翰逊，还在意大利赢得议会选举。但民粹主义在儒家文明中虽也存在，也可以小赢，却难以在更高层面取得突破。

放眼世界，特朗普这样的政治人物可以在巴西、墨西哥、菲律宾等信奉基督教的第三世界再现，但无法在儒家文化圈内复制。

第三则是韩国瑜的战略性冒险和失误。

当选高雄市长仅4个月就决定参加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是一个破釜沉舟的战略性举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当时韩国瑜携高人气，确实有很大胜选的机会。但政治风云诡谲，特别是台湾的选举结果还涉及到中美关系，它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法律上讲，韩国瑜参选2020并没有问题，也是他的权利。但在道德上却有亏：辜负了投票支持他的选民——其中很多是对民进党不满的绿营支持者。而且他曾多次表示一旦当选一定不会离开高雄，把任期做满。背弃自己的承诺，对于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来讲还是相当严重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台湾有很多政治人物都在任期未满而离去。比如陈菊，在任期还有8个月的时候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赖清德更是在任期还有一年多的时候就担任“行政院长”。但一般都是在第二任期，而且离到任时间也不太长。尽管如此，也被批评违背做满任期的承诺。

象韩国瑜这样，确实打破了台湾的政治底线。

按说赢得高雄的韩国瑜，并不需要去做这样的赌博。他只要守好高雄，不管2020选举结果如何，他都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已经在野两年，许多人都是两手空空，而且在2018年的选举时不少重量级人物都支持过韩国瑜，作为回报，他们希望韩国瑜能够支持他们。但韩国瑜决定参选，却形同“已经占着碗里——而且是很大的碗，还想着锅里”，有违政治伦理，自然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当然，有一个因素可能影响到韩国瑜的判断：他认为蔡英文一定败选，如果 其他国民党候选人胜了，加上连任，就是8年，到时他就70岁了，也就没有机会了。但这个判断显然是错了，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最后一个因素则是高雄长期被民进党统治，绿明显大于蓝。全力以赴治理、保住高雄都是难度很高的挑战，更何况上任几个月就“落跑”。

韩国瑜能在2018年获得绿营选民的支持，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身蓝营色彩并不突出。他长期脱离政坛，在国民党里面也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因此他和国民党的联结并不突出，更象是柯文哲那样的中间派政治人物。在许多选民心目中，投的是韩国瑜，不是国民党。

但韩国瑜代表国民党竞选地区最高领导人后就不一样了，他的中间色彩荡然无存。于是绿营意识被唤醒，再加上韩国瑜参选缺乏正当性和道德性，所以尽管罢免门槛很高，他仍然成为台湾史上首个被民众投票罢免的政治人物。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假如韩国瑜是在一个蓝营占优势的县市，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罢免案。这背后还是脱不了政党恶斗。

未来，韩国瑜的政治生命是否终结？从台湾的选罢法来看，一旦罢免，四年内不得再竞选高雄市长。但此时已62岁的韩国瑜如果想继续从政，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韩粉是否能一直牢固地存在。

2020年选举时，他拥有38%的铁票支持，而且到目前为止，支持者粘度非常高。如果其支持者仍然初心如一，2022年九合一选举他可以竞选台北市长。如果国民党惨败，现任主席江启臣辞职，韩国瑜也有可能竞选党主席，并进而在2024年竞选地区领导人。

如果2022年国民党小负或者继续维持县市长选举的优势，到2024年，党内其他竞争者仍然落后于他，而且党内初选机制不变的话，韩国瑜仍然有可能再次出马。

因为2024年，新北市长侯有宜、台中市长卢秀燕都有可能连任在身，如果连任失败，更丧失竞争的资格，老一代政治人物如朱立伦、王金平这一次就看的出来，并不得选民喜爱。就只剩下“立委”身份的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但江启臣显然没有强大的韩粉优势，更没有党内大佬那样的人脉。

从国民党的角度说，韩国瑜的支持者是大于泛蓝的基本盘，同时支持者粘度相当高，所以国民党也不会放弃韩国瑜，势必进行整合。韩国瑜的政治生涯并不会到此结束。

第二个条件则是民进党未来四年的执政表现。目前来看，蔡英文虽然空前高票当选，但民众对民生议题和两岸关系的处理都相当不满。未来四年，蔡英文也未必能有所改观。民进党再次天怒人怨也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个条件则是外部形势。这包括中美关系、香港国安法实行以后的情况。中美关系只要稳定，香港只要稳定，国民党就会加分。反之，民进党就有机会。

最后要说的是从台湾这次罢免，看西方民主制度的问责。新冠疫情，令东西方问责的不同淋漓尽致的体现于世人面前。中国是即时问责，官员失职或者渎职，会被立即免职，承担责任。所以整个疫情，许多官员因应对疫情不力而被处分。

西方制度上的问责主要体现于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选举，是对执政的总问责，不是对具体某一件事的问责。所以整个疫情期间，尽管欧美表现低劣，以致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建议发达国家向非洲学习，借鉴非洲的经验，但无一人被问责和为此承担责任。不同的问责方式，效果自然也就不同。对于具体一位官员来讲，他干的再好，如果政党下台，他也得下台。如果他干的再不好，只要自己的政党连任，他照样有机会连任。西方类似于集体问责，有事大家抗，这种人人有责，到了现实中往往是人人无责。

另外西方这种选举体制下，一个政党能否胜选或者连任，并不仅仅取决于治理的好坏。比如2020年台湾选举，蔡英文的民进党明明执政非常糟糕，但由于她成功操弄“反中”和“主权”议题，照样以前所未有的高票连任。2002年法国大选，民众对希拉克第一任期并不满意，但由于极右政党意外进入第二轮，所有的政治力量只好把票投给希拉克，从而令其高票当选。2004年小布什能连任则和当时反恐战争没有结束有关，选民普遍认为战争时期还是不换帅的好。关键的是，在西方即使治理的好，也未必能胜选。克林顿8年治理的非常出色，不仅经济持续增长、失业率下降，甚至都出现罕见的财政盈余。结果2000年同党的戈尔仍然败选。实际上，执政好坏和选举时体现的问责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对政治人物的约束作用也越来越小。

既然执政好坏只是条件之一，而且还不一定是决定性的条件，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把精力都放到治理国家上。所以这种通过选举进行的问责，问的究竟是什么还未可知。

这次韩国瑜被罢免，或许又有人认为至少在台湾还是有和大陆类似的问责。但第一，这是唯一一例，非常特殊，不具备普遍性，当然也不可复制。所以也不会有问责的效果。第二，罢免的理由是韩国瑜“落跑”，是违背自己的承诺，但并非其执政表现，更多的是道德层面。第三这种罢免就算是问责，但成本和代价非常高。2020年1月，高雄选民刚投过票，为了罢免韩国瑜，又不得不投票。被罢免后，三个月又要投票。一年三次总动员。投票虽然只有一天，但动员则持续数月，甚至一年。如果从2018年九合一算起，等于这三年高雄市民除了投票就是投票。这样的问责成本，实在是一个社会所无法承受的。大陆这次疫情问责如此之多的官员，如果采取台湾模式，整个社会将无法治理。

就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一向挺韩国瑜的高雄市议长许崐源跳楼自杀！按说政治人物见惯了选举胜负，不应为了一场选举连命都不要。许崐源此举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对台湾政治的失望和绝望。确实，一个执政如此低能的民进党，居然凭借操弄“反中”和“主权”欺骗民众就能赢得选举。

许崐源资料图 图自台媒

说民进党操弄并不是扣帽子。当美国黑人惨死于美国警察的虐杀而引发席卷全美的抗议示威，民进党上下全都视而不见，各缄其口。蔡英文面对记者的一再追问避不回答。这和对待香港安全两样。现在民进党又借助民主，组建“罢韩国家队”，把韩国瑜拉下马。

我以前很早说过一个结论：如果没有共识，民主就成为斗争的手段。罢免韩国瑜不过就是以民主的外衣行斗争之实。韩国瑜“这个百年一遇的政治奇才”不过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牺牲品。许议长看透这些之后，应该是以死来寻求解脱。这实是台湾的民主杀人。

许议长的自杀，未必能唤醒台湾的民众，台湾仍然在西方民主的陷阱中厮杀或挣扎。在我看来，台湾的出路还是在统一。2019年福建省的GDP超过台湾，后者的经济实力日益下降。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和台湾的制度有关，和两岸关系恶化有关。统一则是解决这一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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