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源：中国应该顺应反全球化的趋势，我觉得这句话既对又错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孟源】
虽然新冠疫情还只进行到第二幕，距离疫苗接种所承诺的大结局还有半年多，但我们已经可以确定它必然会带给人类社会冷战后30年来最重大的历史转折。我个人估计，如果中方能够步步为营、始终采行最佳策略，这个疫情危机将会加速美国霸权衰弱达五年之多。我想写一系列的分析文章来讨论这些挑战和其应对之策，这是第一篇。
首先我们检视政经层面的大趋势。有学者宣传“去全球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标签容易引起误解，有详细讨论的必要。
世界贸易史上的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它起源于195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在冷战对峙中强化自身经济实力而做出的互相开放，这个政策方向使这些国家得以从新的技术发明中汲取最大的利益，例如大幅降低远程运输成本的标准集装箱和70年代开始的数字化记录与通讯。
到了80年代，英美的财阀成功扭转了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改革，走上去工业化的道路，将制造业批量外包，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向新兴工业国，在中低端产业上担任供应者地位的局面转化。1990年前后苏东集团的崩溃，以及中国的改开政策，带来了国际市场规模和廉价劳动力的巨幅增长，使得欧美财团的利润空间更加宽广，于是在国际规则和政策上，也更加积极地推动高低分工。
图自《金融时报》
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全球化”，其实至少有政治和工业两个层面：最早二战后的美欧日自由贸易合作，纯属美国政治主宰下的先进工业集团内部的互惠。其后英美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的结果，才决定了可以放开工业技术上壁垒，对后进国家释放了中低端产业，将第三世界囊括到国际工业品的生产链之中。冷战的结束，则解除了政治上把国际经贸体系分割为两个互无交集集团的禁令，进一步扩大了自由贸易的红利，老工业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则获得建立自己工业的机会。
当然这个进程不可能无限延续：后进工业国不会永远满足于低端技术，它们持续发展的结果，是产业升级，而这最终必然会挤占先进国家的利润空间。尤其中国的政策执行效率远高于欧美的预期，2001年才被准入WTO，七年之后的欧美金融危机已经凸显出被中国超赶的危险。
我在2009年就注意到美国开始有系统地对内对外进行全面反中宣传，这应该是《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它的姐妹组织背后的建制派政经精英，为了维护美国的国际特权和经贸利益，未雨绸缪，预先创造对华斗争的民意基础（参见《从特朗普的支持率谈起》）；其目标显然止于遏制中国的技术、经济和军事实力成长，从而容许这些精英继续搜刮全球。事后证明他们不但严重低估了中国，也低估了自已国内蓝领阶级民粹的怨气和力量，养虎为患，在2016年的大选后完全失控，特朗普不但要打击中国，而且把政策方向扩大到要逆转全球化，这并不是美国政经精英的初衷。
从前面提到全球化的两个层面来看，美国建制派精英希望扭转的，是中国在工业技术上的升级发展，以及它所带来的国力军力增长和国际地位上升；他们并不计划要在政治外交上也倒转时钟，重新划分出冷战式的两个集团。特朗普所代表的民粹则不在乎细分这些差别，要求全方面地回归80年代之前美国主宰世界的格局。
当然，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两次破坏了美国出手绊倒中国的机会，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显著超越美国，军事实力也增强到美军无法在区域战争中获胜，而全面战争又会是两败俱伤的地步。美国能力可及的，反而只是拉着最亲密的小弟来与中国做出切割。很反讽地，这刚好与政经精英的原计划相反。
所以我并不觉得“反全球化”是适当的词汇，“中美脱钩”更为贴切。特朗普在年底的大选并无绝对的胜算；如果他获胜，必然会强力快速地建立以五眼联盟为核心的反中集团，如果拜登当选，则会采取迂迴间接的手段，试图拉拢更多国家来站队。
从中国的观点来看，特朗普不择手段地撕裂中美关系在短期内的冲击很大，但是中方在外交上反制的胜算也高得多，这是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市场，只要及早适度做出提醒，它们内部的经济利益集团自然会出手压倒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英、加两国对美国吃人不吐骨的做法也有若干认识，中方如果能在外交宣传上少犯些低级错误，把宣传声量专注在羞辱打击它们国内反中的民粹力量（例如揭露这些人自相矛盾的言论），要维持它们的中立并不困难。
拜登政权则会是个完全不同的挑战：在中美经贸关系上，中方已经无法再信任美国的供应链，民主党主政会给予中国更多的时间、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脱钩，大幅减轻经贸政策的难度。然而在外交方面，建制派的“巧实力”手段能动员更多更高阶的国外带路党，所以中国在合纵连横上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更广更复杂。
这里法国是关键。新冠疫情之中，西方对中方防疫过程污蔑得最起劲的，法国是五眼以外之最。这是因为法国政府固然如同大多数欧洲国家，有对自己执政不力推诿卸责，它同时也是欧盟的两个核心国家之一，一向视东欧和南欧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中国染指这些国家早有不满，偏偏又不像德国对中国市场有极大的依赖。再加上法兰西民族的历史傲慢，对暴发户先天极度反感，所以无分官民左右，所有的媒体一致无法接受中国防疫成功的事实，千方百计地要为自己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来自圆其说。
然而这并不代表法国会心甘情愿地站到美国那一边。美国在法国人眼中，一样是暴发户。特朗普的民粹诉求，也只有反移民一项在法国有市场。马克龙的理想是强大独立的欧盟，而不是一个跨大西洋的反中联盟。中国应该好好与他沟通，让他理解建立大欧盟的真正障碍在于美国而不是中国。如果中国能够获得法方的谅解，那么维持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就会水到渠成。毕竟主动撕裂全球经贸体系的是美方，中国只要在战术上让欧洲保持中立，就是战略上的胜利。
有评论说中国应该顺应反全球化的趋势，避免继承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最终买家”（“Buyer of the last resort”）地位。我觉得这句话既对又错：对，是因为美国能维持巨大的贸易逆差，与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互为因果，中方在中短期内没有这个条件；事实上由于中国制造业十分全面，也没有这个必要。错，则是因为这和“反全球化”没有什么关系；中美脱钩之后，美国制造业不可能大规模回流，它仍然会是全世界的最终买家，中国仍然可以在继续推行与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维持进出口的收支平衡。例如越南，它可以说是美国眼中最适合取代中国组装厂的进口来源，但是它所需的零件和原料必然大部来自中国，中方所贡献的产值比例没有理由不能持续上升，中国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也仍旧是正确的方向。
“反全球化”这个标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诱导大家很自然地拿“战间期”（Interwar Period）来做类比。但是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差别：
首先，当时的世界贸易分裂为许多个几乎完全独立的山头，而目前我们面临的是美国针对中方的定向切割，所以这次的分裂不是多元，可以只是二元的。
其次，当年的工业技术集中在欧美少数国家，现在有若干工业能力的国家普遍得多，供给和需求散布地更广，要依托这些政治外交上基本中立的新兴国家，来维系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其可行性远非100年前所能想象。
最后，上世纪一战前的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水平方向的分工，在产业链的垂直方向，远远不及今日的互相依赖程度；所以任何主动拆解这个国际分工体系的企图，都会有更大的效率损失，而在中美脱钩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护效率增益的动力，也就绝对不容忽视。
今天（2020年五月25日）消息传出，欧盟的外交部长在给德国外交部给演讲的时候，说出“美国体系的终结和亚洲世纪的到来，现在正发生在眼前（the end of an American system and the arrival of an Asian century. This is now）”。
欧盟的有识之士已经准备好要和美国脱钩，以便从中美冲突中脱身，谋求最大利益。这实在是中方在外交上主动出击的绝佳机会，在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取代美元、节制美国长臂管辖上都大有可为。
美国财阀在70年代开始布局准备重新夺权的时候，宣传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经济上推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绝对自由主义，政治上则强调政府是万恶之源，与此同时，还要在历史叙事上，美化既有体制和传统，包括开国元老、宪法和普选投票（虽然开国元老一直认为宪法必须不断与时俱进，直选民主则不可信任，这是美国有选举人团制度的原因）全都被彻底神化。其后果，在知识界是引发了自信爆棚的白左思潮和以福山为首的“历史终结论”；对一般群众，则使怀旧成为右翼民粹的基本信仰教条。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里的重点其实是“Again”一字。
当然，财阀灌输对旧美国的怀念崇拜，除了方便迎合愚民之外，实际目的是要排除任何对他们独占国家资源利益的威胁，从而确保阶级固化和财富集中。只要人民心目中，把富裕强盛和美国例外论幻想出的历史划上等号，那么任何试图适应现实的理性论证和改革方案就永远不会有市场；相反地，改革的动力会被转移到追寻更加极端的自由市场和愚民分权上，结果自然是越改越糟糕。
真实历史里的美国体制，随时代不同在左右之间有过剧烈的摇摆。我们熟悉的美式自由主义，其实是在里根（Ronald Reagan）之后才成为文化正统。他的一系列政策和理论，除了对官僚体系有着绝对的腐化作用，在经济上也脱实向虚，不但将制造业空心化，即使是难以外包的零售服务业，也普遍杀鸡取卵，牺牲员工和组织的既有经验和知识，通过金融炒作来一次性地榨干企业价值。
一个典型的手段是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借着企业债市高需求/低老练度的特征，自已不必出什么本金，基本全凭借贷来收购现成的企业，但是负债人不是金融巨鳄，而是这些刚被收购的公司。如果运气好，公司经营顺利，那么多赚的盈利属于股东；如果经济下行，生意失败，则赔钱的是放贷的银行和基金。
像这样有赚无赔的好事，金融巨富们还觉得花费精力认真经营几年，实在太辛苦，所以很快地发明出改进版，就是挑选正处在低潮的公司，贱价买入，遣散员工，然后把资产分割零售。美式经济学的教授们被雇佣来美化这种掠夺性的行为，把这叫做“建设性的摧毁”，说它是提升效率的必要过程和自由市场的正常运作。实际上是把很大的负面社会成本丢给员工、顾客和供应商等等弱势族群，只计算炒家的账目所得。
如果这家目标公司的资产总量不足以玩上面的拆分游戏，但是生意稳定、有可靠的现金流（Cash Flow），那么杠杆收购一样可以玩得转。这里的巧妙在于一旦获得股权，就拿现金流和资产（典型的例如地产和商标）为抵押，尽可能借贷更多的企业债，然后转头便将所有手里的现金对股东发放红利，完全合法地放入自己口袋。当然公司本身资金枯竭，还欠了一屁股债，除非生意环境忽然大幅好转，否则苟延残喘上几年之后很自然地必须破产重整，但这完全在股权人的计划之中；他们早已无中生有、为自己“创造”了一笔新的财富。至于其他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巨大损失，则被美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完全忽略。
美国人这样拼命作死了几十年，政策和文化也越改越歪，为什么还能一直有相对漂亮的GDP成长率？为什么还能大幅投资进高科技？为什么有余力称霸全球？新冠疫情下的美国经济展望提供了很好的示例。
我从一年多前就预测美国这一波经济危机的震中，会是企业债市。新冠疫情把衰退放大了至少四倍（单季GDP成长率原本会比长期走势降低3.5%，现在则是14%左右），因债务违约而必须破产重整的浪潮，除了我已经一再分析过的页岩油业和航空业之外，其他行业也都无法幸免。再加上前面讨论的杠杆收购炒作，早已为美国经济制造了许多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例如电影院、餐厅、百货公司等等，它们在疫情下刚好又首当其冲，所以即使新冠疫苗能在年底顺利量产，商业破产仍将在2021年余波荡漾，而且在美国会比欧洲普遍得多。
这正是为什么这次美联储撒钱救市的重点，不像12年前放在银行业，而是直接下场去买企业债。但是波音这类名义上还有投资级别（Investment Grade，波音目前属于投资级别的最低一级）的公司，固然因此而大幅受益，可以简单从债市获得几百亿美元的资金，从而有了拒绝联邦入股的底气，其他因疫情而刚刚落入投机级别（Speculative Grade，又称Junk Bond，垃圾债券）的公司（叫做“Fallen Angels”）也是美联储救助的重点，但是美国还有近2000家中大型企业向来都算是垃圾，它们是过去十年经济泡沫的糟粕，许多是杠杆收购压榨后的残渣，所以，连美联储这样可以凭空印钞票（第一轮收购企业债总额就高达7500亿美元）的机构，也不愿意直接出面为这些公司买单。
本周有媒体估计在2021年底之前，会有400家这类的垃圾公司无力偿还利息；这可能还是很严重的低估。不过即使有1000家中大型公司面临违约，也不会对美国经济有立即的重大打击，这是因为美联储在今明两年至少会注入五万亿美元的流动量（Liquidity），这么庞大的现金供应保证了任何财务受困的企业都能够间接得到相对慷慨的资金来源，不论是发债、增股、出售部分资产、或是整个公司转手，仍然会是有秩序的重整，不至于引发连锁恐慌。换句话说，虽然美国产业沉厄积重难返，但可以借助无限转嫁成本的美元印钞权，就能阻断经济衰退的正常机制，即便在百年一见的危机下，依旧可以规避几十年来治理不善的恶果。
我反复提过，美国的霸权建立在软实力、美元和美军三个支柱上。特朗普在外交和经贸政策上的一意孤行，在全球树敌无算，最近在新冠疫情衬托之下，更将自己的无能和无耻暴露无遗，这都是在自行阉割美国传统的软实力优势，主动放弃主导国际治理的权责，其结果就是全世界都渴求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新运作规则和机制。
但是只要美元依旧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就能兵不血刃地搜刮全世界的经济生产成果，从而避免自身错误政策的天然经济后果，并且在财政上继续支撑对外侵略颠覆的企图。一年前我曾在受访问时，估计美元的地位要到2030年前后发生的下一场经济衰退才会动摇，但是新冠极度加剧了今年的这场经济危机，迫使美联储放弃一切矜持，全力消费美元既有的权威地位，只求平安度过当前的困难。如同上一篇博文讨论的中美经贸脱钩，也可以是中国崛起的机遇，而要抓住这个机遇的枢纽也同样是法国。
欧盟由德法两国主导，中国寻求更深入的合作，德国较容易因为双边经济的互相依赖，而能做出理性的反应，法国却经常基于非理性的情绪因素而有所排斥。其实在后新冠世界中，中法双方的利益高度重合，在气候变化、伊朗去核、国际秩序、多边组织、有序贸易等等议题上都有共鸣，在限制美国长臂管辖和提升欧元地位上，法国更是最积极的欧洲国家，而这些刚好也是中国亟需合作伙伴的战略目标。
中方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已历多年，虽有进展，但距离取代美元依旧遥远；欧元才是国际上排名第二的货币。然而在2010年的希腊金融危机后，欧元的市场额分反而大幅倒退了。与美国相比，欧元区的GDP成长率更低，没有统一的财政同盟，甚至没有完全一致的金融法规。拉丁系国家的赤字，普遍累积到传统财政理论认为，不可持续的地步，而日耳曼系国家却不愿意出钱补贴帮忙，这使得欧元区瓦解的可能性，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悬在头顶。再加上欧洲的主要银行过去十几年因为在美国的诸般交易而亏损累累（部分来自美国政府的制裁和惩罚），国际市场额分大不如前，也减弱了欧元背后的推动力量。
俄国早已尝试过助推欧元，以减低美元在长臂管辖上的杀伤力，但收效甚微。中国的经济体量远大于俄国，但在国际金融界的分量与欧元有量级上的差别，即使采纳同样拥护欧元的政策，胜算依旧不大。
这并不代表欧盟不是美元替代战线上的必要成员，只不过说明了美元的地位非常巩固，要推翻它非得有中国加上欧盟、专注而坚决的协同努力不可，至于用来替代美元的新国际货币，是欧元、IMF的SDR、还是中欧联合发行的新数字货币，反而是可以由战术方便来取决的细节，不必事先锁定。
所以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要能不畏美国必然会有的激烈反应，雄心勃勃地进行替代美元的工作。特朗普在过去两年的诸般敌对行动，反而是把美方能采纳的反制措施预先耗尽，给予了中国很大的行动自由。例如对外援助和贷款一律改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最近美方要求中国豁免非洲国家欠债，就可以顺水推舟，减免一定百分比之后，将余额改为人民币或欧元。所有的大宗商品进口，尤其是原油，也应该完全去美元化；美国和沙特的关系已经有明显的动摇，改用欧元或人民币定价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
与此同时，中方应该积极与欧盟对话，通过金融上的让利，取得政治上的共识，共同推动双方合作选定的新国际货币。这将是后美国世界的起点，也是新冠疫情能为人类带来的最大正面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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