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美国民主为什么保护不了黑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迅速蔓延，达到了每天新增超过11万的空前速度。然而，连续几天跃上全球媒体头条的并不是疫情，而是席卷全美、愈演愈烈的抗议浪潮。
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因警方暴力执法致死的过程被路人拍下并放到网上，立即引发全国的愤怒。现在抗议浪潮已蔓延到多个城市，十余个州出动了军队。除了正常的抗议，暴力和抢劫事件也非常突出。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最早发生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也是由政府部门执法引发，不同之处在于涉事小贩自杀，但照样引发了撼动世界的一场运动。
美国新冠疫情全球最为严重，死亡也超过十万人，但一名黑人被警察打死就能引发如此激烈的抗议运动，社会背景自然不简单。
种族问题长期存在
从远处说，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就建立了黑奴制，一场内战也只是法律上终结了这种制度，但种族隔离却又应运而生。直至1965年法律意义的种族隔离才结束，但又被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所取代。双方冲突一直不断，一有火星就成为全国性骚乱或者抗议事件。
从近处说，2016年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特朗普入主白宫。他经常发表带有种族歧视的言论，令白人至上主义者大为兴奋。身为地产商的特朗普，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因拒绝黑人租房的申请而被告上法院，这也显示了他一贯的种族立场。事实上，他的上任，激化了本就长期存在的美国种族问题。
不过特朗普执政前三年，美国经济一直表现出奇的好，失业率也非常低，因此种族矛盾的爆发程度并没有特别高。但一场疫情，不但一笔勾消了这三年的经济成果，失业人口更超过3000万。和欧洲不同，美国的福利制度并不完善，政府也没有提供欧洲模式的救助，因此低收入阶层受影响最大。这次疫情，死亡比例最高的也是黑人。
可以说，在这起悲剧发生之前，美国已经是一个火药桶了。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两起针对黑人的攻击事件，只是因为主角不是政府，才没有酿成大规模抗议事件。
从全球看，很多国家都有少数族裔的问题。美国主要是黑人，欧洲则主要是穆斯林。本世纪以来，欧洲发生过巴黎骚乱、伦敦骚乱、斯德哥尔摩骚乱，都震惊整个世界。
欧洲的问题既有经济因素，也有种族因素。
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整体上一直居于社会低层，失业率高达30%以上，平时受各界歧视，不仅政府执法部门对他们另眼相看——比如他们出门总是被警察拦下检查，民众也对他们畏而远之。政府的福利政策能让他们活下去，但没有尊严。
这个问题就是政界也不讳言。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过：“在法国，穆斯林往往享受不到充足的物资供应，却受到不友善的政策待遇，所以应当立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就业等相关问题，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主流社会接受他们，让他们尽快实现自给自足”。但现状却是日益恶化。
种族问题则是穆斯林出生率很高，一般一个家庭至少有三个孩子，而传统白人家庭却只勉强高过1。穆斯林迅速增长的人口引发极右甚至中右立场白人的恐惧。针对穆斯林的攻击事件频频发生，清真寺也经常成为攻击的目标，比如洒猪血、枪击、涂写污辱口号等。这一背景也促成欧洲极右政党的崛起。
巴黎恐袭过后，《纽约时报》的报道
其实，欧洲各国政府早就存在对穆斯林的戒心，并在政策执行上明显不公。比如法国政府鼓励宗教团体自办学校，并提供相应资金，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的援助资金常常分发给仅占法国受教育儿童五分之一左右的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开办的学校；法国政府对穆斯林呼吁资助自己学校的请求却置之不理。
另外，欧洲以言论自由为名，经常发表冒犯伊斯兰教信仰的言论。温和的穆斯林想通过司法手段维权，往往败诉，最终导致极端恐怖主义获得话语权和活动空间。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洲，它们借口强调平等，以至于不能出台针对特定群体的优惠政策。比如“可否强制穆斯林未成年人必须上高中”，欧洲国家一定确保每个穆斯林家庭都有一名就业者。不管情况和条件的差异而过分强调平等，实际是更大的不平等。再比如“国会是否一定要有穆斯林族裔的名额”，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女性、无党派、少数民族都必须有一定的名额保证；但欧洲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在其体制内，没有少数族裔发声的渠道。
美国黑人的问题比欧洲还要复杂：
一是白人的历史原罪。从黑奴制、种族隔离到种族歧视，这种仇恨从现实来看，根本无解。
二是美国非常注重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即使在教育和福利上对黑人有政策倾斜，但仍无法改变黑人的整体命运。我在美国观摩选举，只要打车，司机多是黑人；机场上提供擦鞋服务的也多是黑人。总而言之一句话：脏、苦、累、危险的工作基本都是他们。
三是白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特别是在执法时，优越感不经意间就会冒出来。当然，黑人群体犯罪率高也是事实，但这已经成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恶性循环了。
整体而言，欧洲和美国的种族问题长期存在，日益恶化，丝毫无解。
警方滥用权力
不过回到这次席卷美国全国的抗议运动，种族因素只是其一，因为参与抗议的群体还有大量白人。客观分析应该是那些一直反对特朗普的群体、不满特朗普应对新冠疫情的群体、因为封城经济受到损害的群体，以及因为总统大选来临希望特朗普下台的群体，都借助这个事件而走向街头。
目前民主党籍的明尼苏达州长瓦尔茨表示，暴力骚乱是由白人种族主义者、贩毒团伙、无政府主义者煽动的。特朗普总统则认为“极左团伙”应对骚乱负责：“暴力、破坏公物行为，是由反法西斯组织以及其他左翼暴力团伙牵头的”。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有转移视线之嫌。
美国频发警民悲剧，还有一个因素很关键，即美国拥有持枪自由，所以警察为了自身的安全，权力也特别大，而滥用权力就不可避免了。一旦受害者是黑人等弱势群体，往往引发全美抗议或者骚乱。这一次警察执法，除了施暴的那位警察，当时还有三名警察围观，对施暴无动于衷。多名路人围观并用手机拍摄全程，画面中还能见到警察拔枪威胁指责他们的路人。
这个过程令人看到美国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一是警察执法方式。在警察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却如此的暴力，肆意侵犯嫌疑人的人权。
二是在已将对方制服的情况下仍跪压他近九分钟，这完全超出必要性，令人怀疑警察是为了享受施虐的快感。
三是警察如此执法，不是在人迹稀少之处或者夜间，而是光天化日之下，有如此多的路人。其嚣张跋扈、肆无忌惮可见一斑。
四是警察作为政府强力部门之人，应该知晓美国发生的多次席卷全国的抗议行动和他们的暴力执法有关，也知道肇事警察被判刑，他们应该具备最起码的政治敏感性和自我保护意识。但事实却是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换而言之，他们连把人带回警察局再施暴的“智慧”都没有。
五是现在已是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全民都能成为记者。警察明知围观民众用手机拍摄，却继续跪压嫌疑人，甚至还向民众发出威胁，这都超出正常的理解范围。
纵观美国历史上发生的因为黑人被打死或被虐待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事件，都有一个共性，即被普通人拍下放到网上或者投给电视媒体。这当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黑人受到不公正待遇后，根本没有正义可寻。所以当一个黑人的不公正待遇被披露后，曾经有过这种经历的黑人自然感同身受。这不仅仅是种族的问题，还有共同的惨痛经历。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此类事件披露后，引发的反弹会如此强烈。
亚特兰大抗议现场（图/路透社）
欧美为何难保障少数族裔权益？
说到这里，一个疑问就会自然挥之不去：
为什么美国的民主，号称人民当家做主，却难以保障少数族裔的权益？
当然，不仅是美国，欧洲也同样如此。为什么受害者只能用暴力而不是用选票来回应？正如一位抗议示威者对记者所说的：暴力是这个国家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
原因恰恰就在制度本身。因为西方的政党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体，它执政后也就只是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
西方的每个政党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体，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同的政党，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不同的，在社会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对应群体的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主要是蓝领、低收入阶层；共和党则主要是财团和高收入群体。法国也同样，2012年社会党的奥朗德之所以赢得大选，是因为60%以上的工人和年轻人投了他的票。
二是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只需赢得绝对或者相对多数。法国历次大选，胜负相差很难超过十个百分点（2002年极右政党进入第二轮是例外），1971年双方只差1.62个百分点，1981年两者相差3.51个百分点。
西方政党的这个特点导致了如下两个后果：
一是政党执政后，其政策明显偏袒支持者。一般来讲，左派上台就增加（穷人）福利，右派上台就（为富人）减税。2008年，美国民主党赢得大选后，尽管面临经济危机，却继续扩大社会福利，并在经济危机最严峻之际，推行医疗保险方案，这需要政府支出5000亿美元。特朗普上台后，就大幅减税。两党的做法对财政、贸易双赤字同时又有着天文数字般债务的美国来讲，风险很高。
二是少数群体往往被忽视，甚至受到歧视和伤害，最终不得不通过极端手段来维权。前面提到的二十一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三大骚乱——2005年巴黎骚乱、2011年伦敦骚乱、2013年瑞典斯德格尔摩骚乱——导火索都是警察执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却是弱势群体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生活艰难，更是经济危机中实行的紧缩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以伦敦骚乱发源地托特纳姆地区为例，这一地区失业率（尤其青少年失业率高）、贫困率、犯罪率极高，甚至当地居民平均寿命也比伦敦平均值低大约5年。但由于这些群体没有足够选票，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制度性的社会不公正长期存在。
西方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不得不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他们更是首当其冲受影响。该地区共有13家青年活动中心，但由于政府削减支出，其中的8家已经被迫关闭，而这次骚乱的主力就是青少年。
不仅如此，伦敦警员平日执勤时经常粗暴对待少数族裔，令民怨愈积愈重，底层民众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骚乱发生后，正如一位托特纳姆区居民所说：
“在伦敦，在托特纳姆的街道上，警察经常骚扰我们、粗暴地对待我们。我们为此提出申诉，他们却全不当一回事，认为我们是在开玩笑。而这一切仅仅因为我们是有色人种，是黑人……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让人们睁开眼睛，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由于这些弱势群体是少数，其选票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他们的命运不会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而他们也自然选择暴力来表达诉求。
更可悲的是，当他们选择暴力之后，出事国政府在西方主流社会的支持下、在国内外主流媒体的配合之下对之进行堂而皇之的镇压：控制社交媒体、仅仅一个伦敦就抓捕了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对一千多人迅速重判——有人仅仅因接受别人给的鞋而被判刑。当时的首相卡梅伦还发明了“连坐”——家里有一人参与骚乱，全家人都从政府的廉租房中赶出去。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彻头彻尾犯罪行为”的帽子。现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做法。
目前生活在法国的三大少数族裔——华人、犹太人、穆斯林——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华人可以依赖中国的强大，犹太人凭借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力，而穆斯林则诉诸于暴力。其共性是没有一个群体幻想选票可以保护自己。
明尼苏达州多处建筑被示威者点燃
利好特朗普？
美国今年是大选年，这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是否会对特朗普产生不利影响呢？能否成为继新冠疫情应对不力、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之后的第三个压倒特朗普的因素？
个人认为，这场以黑人为受害者、以黑人为抗议主体的运动，对特朗普的选情未必是坏事。
首先，黑人本就多数支持民主党，反对特朗普。因此，有没有这场悲剧都不会影响到黑人的投票取向。
其次，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本就是普通白人、全球化受损的群体。他们要么对美国的种族结构有危机感，希望特朗普这样不在乎政治正确的人来捍卫白人的主导地位，要么希望逆转全球化。
虽然这个群体也有不少人不满意特朗普对疫情的应对，也是经济衰退的受害者，但这场以黑人为主体的抗议，反而可能加深了这些普通白人的种族意识和危机，这会促使他们更加支持特朗普的连任。至于全球化的反对者，更是满意特朗普全球发动贸易战、陆续退群的举动。而且他们相信，这样的事情也就只有体制外的特朗普能够做到。
可以说，这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激化了特朗普支持者的危机感和凝聚力。在疫情应对不力、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对特朗普反而极可能是利好。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起悲剧当然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对于现在的香港来说，则是一帖清醒剂。香港的所谓泛民派别，从价值观上是以美国为榜样的，但美国警察残暴执法、民众起来抗议追求正义后，面临的却是政府的污名化和强力镇压。除了警察，美国政府更直接大规模出动军队镇压，才几天其死亡人数就已超过香港整个修例风波。
中美竞争越来越激烈，并随着大选的到来而越发充满了不理性的选举语言。这场危机至少某种程度分散了特朗普政府的注意力，也降低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道德力量。毕竟真正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还是看谁能更好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从疫情、恢复经济再到国内矛盾的化解，美国一再处于下风。
只是，美国还有能力变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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