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保尔森：美元的未来

【文/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高盛集团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

3月下旬，全球金融市场在新冠疫情所引发的动荡中已经濒临崩溃。就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所做的那样，国际投资者们再一次把美元当作了避难所，美联储不得不大量供应美元来满足各国央行的需求。在二战结束75年后的今天，美元依旧维持着自己的至高地位。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以及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从1960年占全球GDP的40%到如今的25%），美国能够把美元的主导地位维持到今天的确是不同寻常的（remarkable）。不过美元的地位仍面临考验，华盛顿应对新冠疫情的能力、白宫为压缩国家债务和结构性财政赤字将出台怎样的经济政策等因素，都将决定美元是否能够通过考验。

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美国前财长、高盛集团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保尔森2020年5月19日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发评论文章：《美元的未来》

对美国来说，美元的信誉极为重要。美元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这一地位能够让美国为美元资产支付更低的利息；此外，美元的这一地位还能够降低汇率风险、让美国承受大规模贸易赤字，美国金融市场将因此更具流动性；最后，美国的银行业也能够从美元地位中获益，他们的融资将因此更加便利。

美元能够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维持这一地位从历史角度来说是很反常的（a historic anomaly），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尤其如此。从目前来看，中国的人民币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地位的货币。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良好的经济增长前景、与全球经济之间不断融合的态势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都有利于人民币在世界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然而，上述因素还不足以让人民币取代美元的地位，即便考虑到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取得的那些被广为宣传的成就（比如移动支付的快速普及以及最近中国央行在数字人民币方面的尝试）也无法改变这一点。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并不能改变人民币的本质属性。北京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重大问题才能够让人民币取代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中国需要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改善公司治理、为赢得国际投资者的尊重推动金融市场向更高效、更规范的方向发展，做到了上述几点，北京便能够解除资本管制并推动人民币转型成为一种由市场决定其价值的货币。

在与中国博弈的过程中，华盛顿应该头脑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美国应该继续保持在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而且我们无需过于夸大中国数字货币对美元造成的冲击。美国必须继续掌握那些最初有利于美元成为首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诸多国家优势：在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帮助下蓬勃发展的经济、开放透明的政治体制以及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

简而言之，美元的地位并不是由中国决定的；正相反，美元的地位几乎完全由美国自己来决定，由美国推动经济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发展的能力来决定，由美国是否能够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榜样来决定。

中国公司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竞争力

许多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对中国社会无现金程度之高深感意外。从在街边购买小吃到施舍乞丐，如今中国几乎所有的支付行为都是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来完成的，用ATM机取款已经很罕见了。中国公司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竞争力正不断提高，中国消费者是其服务的最大使用群体。

看到这些事实之后，我们的一些评论人士经常大呼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优势将很快对美元地位够成威胁。目前无需过于忧虑，而且我们还不能断言美国在金融科技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that is not a serious concern—nor is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ctually falling behind in matters of fintech）。事实上，中国并非金融科技领域的先驱，它只是在新技术的应用方面动作很快，推广普及做得比较好而已。

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大科技巨头不但使移动支付过程更加简便，而且还成功打入了农村这个不太使用银行服务的庞大市场。如今在中国，使用这两家公司金融服务的消费群体已十分庞大，中国移动支付总额在2018年就已高达41.5万亿美元。

移动支付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基本上要归功于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陈旧和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此外，信用卡从未在中国实现大规模普及，当智能手机的价格低到让每个普通中国人都能买得起的时候，中国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就如蛙跳一般直接进入了移动支付时代。

很多人惊讶于中国社会的无现金程度之高，然而除了小额支付，许多美国人也早已想不起上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了。在美国，人们能够把资金从一个银行账户便捷地无缝转移到另一个银行账户，而Venmo和Apple Pay等移动支付手段与中国的支付宝、微信一样好用。不过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更喜欢信用卡，因为使用信用卡与使用手机一样方便，而且美国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足够安全、稳定、可靠。

中国科技公司一直在用自己的创新成果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以此来弥补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不足。此外，这些中国公司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输出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那些国家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经济很容易接受智能手机的许多应用场景，中国公司因此在那些国家获得了大量商业机会并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货币的形式与功能

据报道，中国央行在今年内就可能推出数字货币，然而一些媒体在报导中称这一事件具有“颠覆性影响”还是过于夸张了。一些人担心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进展可能会伤及美元地位，其实他们还不明白：货币的形式也许有所改变，但其本质却并没有太大变化。数字化的人民币仍然是中国的人民币，这种中国货币本身并没有脱胎换骨。

货币在流通中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的人民币是否能够获得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还是取决于这种货币的发行者本身是否能够满足某些条件。此外，虽然中国政府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时一直在致力于扩大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范围，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是用美元标定的。

其实，美元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美元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地位，是由于二战结束后的地缘政治形势、美联储的政策以及当时美国经济的庞大规模和发展活力等一系列历史性的偶然因素恰好同时落在了自己身上。美元的“天然垄断地位”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国际秩序中固有的一部分，可是在20世纪上半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和英镑二者的地位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的。

随着局势的发展，很可能会再次出现两种或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享有同等地位的局面。中国的人民币当然是其中之一，其实人民币已经与日元、欧元和英镑一道享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了。在不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眼下，中国还会是第一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主要经济体。

然而现在就预判“人民币将与美元一道共享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还为时尚早。人民币若要获得与美元平起平坐的资格，中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并使自己的资本市场获得发展，然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其中会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权衡。中国希望把上海打造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城市，然而若不放开资本管制且人民币仍不能实现市场化，那么上海是很难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的。在获得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道路上，人民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虽然由北京背书的数字货币本身不太可能对美元的至高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但它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是有帮助的。在委内瑞拉等缺乏稳定货币的国家，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数字化的人民币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替代选项。腾讯等中国公司已经在非洲、拉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他们将继续扩大对上述市场的参与，数字化人民币将帮助他们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一切都将有助于巩固人民币的全球地位，而且也将对中国向外投射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宏大战略发挥促进作用。

美国应提高金融创新成果的应用能力

美国不应在“美元主导地位是否即将终结”这个问题上过度思虑，美国更应该担心的其实是自己的私营经济部门在金融科技创新成果应用方面的能力。数字货币并非中国的发明，而且数字货币也未必一定由中央银行来发行，美国私营经济部门已经在数字货币和移动支付领域取得了创新成果。不过，那些金融创新成果所具有的内在风险不应被忽视。如果数据隐私不能受到保护，实现这种新技术在美国的大规模应用将会是十分困难的。此外，新的金融技术还可能为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创造便利条件，所有这些担忧并非毫无道理。

长期以来，硅谷和华尔街一直在新的数字化交易平台和新的货币形式等金融创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如果他们能够将这些创新成果投入实际应用，那么美国公司就能够创造出世界上最好、最安全、最可靠而且对非法金融活动有着强大防范能力的数字货币。这种数字货币在使用时的高效率以及相应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将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支持美国私营经济部门进行金融技术创新与控制新的金融技术的内在风险之间谨慎地找到平衡。

一些美国公司有能力向那些更喜欢数字金融服务而不是传统银行服务的美国用户以及遍布全球发展中国家（许多此类国家的金融市场尚未成熟而且当地缺乏稳定的货币）的20亿无法使用任何银行业务的潜在用户提供服务，但问题在于我们的那些工作热情过高的监管者可能会提高进入门槛，如此一来那些美国公司便无法进入数字货币领域开展业务。

美元的地位取决于美国自己

毫无疑问，美国应该把中国视为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极为强大的经济竞争对手。可是在美元地位这个问题上，局势的走向最终还是由华盛顿而非北京来决定。美国必须确保自己的经济继续享有国际声誉，必须确保各国继续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如果美国做不到这一点，假以时日，美元作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必将陷入危机。

美元的地位其实是美国政治经济体制基础健康状况的反映。为了维护美元的主导地位，我们必须确保美国经济的成功并使之成为各国效仿的榜样。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政治体制必须有能力使那些可以帮助更多美国人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功的政策获得执行。此外，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要有能力确保国家财政状况的健康。历史告诉我们，从长期来看，当一个国家在财政方面做不到谨慎行事时，它是无法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的政治体制必须对我们当今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作出反应。

此外，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也非常重要，因为这关乎美国的国家声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关乎美国影响全球局势的能力。为了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应该就贸易、投资和科技竞争等领域的全球规则和标准的调整乃至升级提出倡议以反映21世纪新的现实。

华盛顿还应该意识到，单边制裁（正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使得此类制裁成为可能）并非没有成本。把美元当作制裁他国的武器来使用会鼓励盟友、敌对国家推出能够替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甚至可能让我们的盟友和敌人联起手来去做这件事。这正是欧盟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在国际贸易结算中扩大欧元使用范围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人民币是否能够像美元那样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将完全取决于中国如何重塑其自身的经济。如果北京能够成功推进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中国经济就将变得更加有利于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对华出口，在华美资企业也将拥有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美国将从中国经济所发生的这种变化中获益。

一个国家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状况。在新冠疫情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国能拿出怎样的成绩单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要考验。首先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美国必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以便让国家债务和结构性财政赤字变得更具可持续性。此外，美国绝不能再继续无谓地破坏构成其经济力量的那些最为基本的因素，而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就必须发扬创新精神并确保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如果华盛顿能够坚持这样的道路，我们就没有理由对美元失去信心。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5月19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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