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徐畅：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历史研究院

【文/马建标、徐畅】

“剑桥中国史”系列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套集大成之作，由多位欧美著名学者执笔。它在中国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两本所涉及的时间段，又与通常所称的“中国近代史”大致相当。这两本书也继承了该系列的一贯特点，即站在西方研究者的立场上，以一种“域外”和“他者”的视角，观察审视发生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现象，并自成一套评价体系和结论。这种体系和结论，虽然“独特”和“新颖”，但却未必合理与正确。

先以《剑桥中国晚清史》为例。众所周知，该书主编费正清对于自晚清以降的中国近代历史，提出了著名的“冲击—回应”的认知与分析模式，这一点也鲜明地反映在《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体例结构与各章内容的主要议题之中。该书是从分析晚清王朝在财政税收、教育文化、社会流动等方面的衰落表象以及造成中国各种叛乱、民变频仍的原因入手和展开论述的。这一切入点的选择看似是在强调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历史动因，但实质上却流露出对于中国社会“充满惰性和停滞不前”的悲观情绪和认知基础：面临层出不穷的统治危机，中国内部缺乏能够扭转局势的变革动力，在资本主义与现代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之中，中国被迫走上模仿西方、向现代靠拢的发展道路。但这样的论证思路即使是在西方学者群体中，也早已有人提出质疑和批评，美国知名学者墨子刻（Thomas A.Metzger）就认为：“这些关于曾国藩之类的人物和太平天国或鸦片战争之类的事件的描述虽然精巧细致，但对于晚清时期中国（内在）的社会结构、官僚体制和思想内涵却议论甚少。”

《剑桥中国晚清史》书影

另一方面，正是带着这种对于中西地位差距的偏见和西方“如此重要”的先天优越感，该书的著者又特别关注寻找西方在中国的痕迹与中国人的西方观，如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看法与对外政策的演变，以及中国的政治改革、思想潮流乃至革命运动中的西方因素。这样的总结或许可以启发中国本土的读者和研究者思考，但是，这些因素是否确实居于关键和必要的地位？如果离开了这些外因的参与，中国自身的多重变革是否仍会发生或达到相同的程度？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学者也承认，在西方人广泛地与中国人接触之前，清王朝内部已经出现了政权稳定性的裂痕和危机的征兆，相较于“外患”，这些“内忧”的冲击力和引起的关注可能更显著。

进一步说，如果离开这种西方“冲击”的理论模式与叙事背景，该书对于晚清之际中国历史的论述还能否成立？换言之，对于晚清世变的产生与解局，是否还有其他历史书写和阐释的方式可供选择？

由于文化差异及观察视角的不同，费正清等人在解读中国历史文献的过程中，难免存在隔膜，甚至有失偏颇。如果把“中国”比喻成一栋大厦，他们虽然可以一览中国这栋“建筑”的“外观”，却永远看不到其中的“内景”。中国学者的优势就是可以深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的“内景”。归根结底，一切历史研究都应先立足于历史的内在因素，用发展的变化的历史眼光去把握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国近代史研究，真正能打破域外学者的历史认知局限，最终还有赖于中国历史学者的自身努力。

再谈《剑桥中华民国史》。该书在表面的篇章结构布局和内核的问题意识根源上，与前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相仿，除了统治中国的最高政治实体经历了从帝制的大清王朝到共和的中华民国的转变，叙述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中心线索并没有改变，著者还是更倾向于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发现中国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西方因素，从而推论出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升与西方的压力和推力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方面，该书虽然也承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参与程度和发挥作用日渐增强，但却更多地归因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与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其他大国利益关系的权衡，反而很少着墨于中国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国内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事实。而这一点恰恰对于理解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对外关系、外交政策与国际地位的发展变迁，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述及由于中国特有国情产生的历史现象时，惯以貌似中立的局外人身份加以评头论足，特别是涉及关于中国的民族革命，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的诞生、发展与纠缠的过程，在全书两卷本的内容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虽然说国共关系的分合及其背后的思想源流的确是贯穿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重要线索，但恐怕也与西方近代史研究中更加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不无关联。概括而言，该书对中国革命总体的评价偏向负面，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等方面，著者片面地突出和指责其“保守”甚至所谓“非正统”的一面，完全无视这些理论提出所针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定时空背景。这种脱离历史语境叙述和评论历史现象的做法正触犯了历史学的大忌，也是开展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极力避免的错误。

中共一大会址

此外，《剑桥中华民国史》同样有不少因对史料未加认真考辨而造成的史实上的偏差，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这些“硬伤”的出现也势必影响历史论述的信度与效度。这对于中国的民国史乃至全体史学研究者而言，同样无异于一种警示：在历史研究和著述的过程中要竭尽所能保证史料来源和历史事实的确实可靠，这是一条必须恪守的基本底线。

综上所述，从“异域”的外部视角研究中国历史，固然有可能得出“新观点”“新结论”，但正如汪熙先生曾精辟地总结的那样：“任何外来冲击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只有通过中国内部的因素才能起作用。中国社会内部自有其运动的规律，它必然会向前运动发展，并且最终决定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与结局。”尽管他同时也强调了在历史研究中“外因与内因不可偏废，这两种取向应有机地结合起来”，但相较于外因，内因对于历史演进却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避讳和必须牢记的。中国近代史是在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因此，当我们审视和研究这段历史时，需要秉持长时段的、发展的、全局的眼光，防止史学研究成果流于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既不能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不能盲目崇拜和迷信西方的学术观念及其论著。由此，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