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疫情是大国文明兴衰加速器，上次助推美国崛起，这次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谢茂松】

纵观世界文明史，疫情尤其是大疫，往往成为大国兴衰、文明兴衰的加速器，兴者愈兴，衰者愈衰。而大的文明往往要有大国来代表与承载，大国兴衰与文明兴衰也往往相互伴随、互为表里。

当一个大国、文明自身处于持续衰落趋势下，若猝然遇到来自外部自然界的大疫的打击，完全超出了其应对能力，疫情下政府、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就可能完全失能，这又刺激了内部早就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极端爆发，内外交困，从而加速了衰落之势。如果没有大疫，大国及其文明衰落的速度相对会缓慢些，但趋势不变，只是早晚而已。突如其来的疫情则让大国的衰落变得更戏剧化。

反之，当一个大国处于上升趋势时，疫情则成为大国上升的试金石，疫情激发了大国领导人、政府对于社会的强有力的组织动员力，伴随大国上升而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暴露中得到加速度的克服，大国在整体上变得更强而有力，内部更有社会凝聚力。疫情之后，大国及其文明加速了总体上升的速度。

我们来看世界文明史上疫情加速大国、文明兴衰的几个经典案例。首先看西方文明的罗马帝国，凯尔· 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研究了三次大的瘟疫对于罗马帝国衰落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作者将罗马的气候分成三个时期，约公元前200-公元150年是罗马气候最优期，也是罗马帝国的最繁荣期；约150-450年则是过渡期，这个时期的罗马的气候就没有这么好了；约450-700年则是晚古小冰期，这一时期的自然气候恶化。气候变化与传染病这两种因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重叠两种自然力量。

165年，罗马帝国爆发安东尼瘟疫。这次瘟疫一方面激发了哲学皇帝马克· 奥勒留的统治责任的增加，也加速了帝国的行省化；另一方面，由于奥勒留在不合适的时间发动了针对北方蛮族的北方战争，最终还是使得罗马帝国在疫情打击下开始失去罗马体系应对挑战的韧性边际。这一次瘟疫对于罗马帝国虽不是致命一击，罗马帝国在疫情之后没有解体，但却引起了多方面危机，全面中止了帝国的扩张，罗马帝国的地位再也不同于往日。

罗马帝国在接下来的第二次疫情，即 249年的西普里安瘟疫，则再也无法与瘟疫抗衡，第二次瘟疫超出了罗马帝国这个体系的韧性的边际。当时罗马皇帝菲利普的去世开启了罗马帝国20年的无政府的混乱局面，疫情加剧了罗马帝国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失败：帝国合法性出现危机，篡位时常发生，直至出现军人皇帝，职业军人取代了元老阶层的政治地位；货币危机出现；边境防线体系崩溃。罗马帝国的国家控制力更加衰退，许多事情改变了。第二次让罗马帝国出现了第一次衰落，帝国开始崩溃。

541年开始的查士丁尼瘟疫持续了200年，罗马帝国东部即东罗马帝国的复兴在黑死病和小冰期的双重打击下猛然中断，罗马帝国体系的稳定性与韧性不复存在，更无法抵御伊斯兰军队向欧洲的推进。帝国无可阻止地终结。

罗马帝国在反复爆发的鼠疫的打击下最终崩溃，鼠疫只是罗马帝国崩溃的加速器，决定性的因素是罗马帝国内部的分崩离析而难以为继。

罗马帝国及其包括基督教在内的罗马文明传统，以及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传统，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我们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再往回看以雅典城邦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在战争与疫情的双重打击下的衰落。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30年雅典爆发大瘟疫，而希腊其他城邦却似乎流行不广。在这次瘟疫中，雅典民众大量死亡，作为雅典城邦最高主政者的首席将军伯里克利也染上瘟疫而病逝。伯里克利连续十四年当选为雅典首席将军，是当时雅典最为重要的政治家，他进行了著名的伯里克利改革。伯里克利被瘟疫夺去生命后，雅典再也没有了强有力的领导人，雅典最终在战争中失败。雅典城邦及其代表的希腊文明也在大疫与战争的双重打击下出现盛极而衰。

伯罗奔尼撒战争被称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世界大战，我们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再往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1918年春当一战快结束时，全球性大流感的疫情爆发，这场大疫一直持续到1920年春才神秘消失。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受疫情感染，死亡人数则在数千万，远远超过中世纪1347至1353年的“黑死病”造成2500万人死亡的人数，也超过一战时死亡于战争的人数。各交战国无法额外补充兵员，疫情也被认为是加速一战结束的原因之一。

1918年的全球大流感当时被称为西班牙流感，事后证明是个错误。流感最早在1918年3月发现于美国军营，这些美军越洋到欧洲参战，也将流感病毒带到了欧洲。当时交战双方存在严格的战时新闻审查，对于疫情的报道迟缓。而西班牙则是中立国，没有战时新闻审查，所以及时地大量报道了疫情，却因此被其他国家误认为流感是由西班牙流传的，因而冠名西班牙流感。

1917年4月2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请求参战的演讲。图自国会图书馆

1918年的瘟疫在美国崛起过程中扮演了加速器的角色。1918年大流感是美国最近100年来最严重的大流行病，导致美国60余万人死亡，但在1918年大流感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当时，面对空前的疫情和巨大的损失，美国社会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和恢复能力。在国内，民众以积极英勇的行动应对疫情，学生、教师、退休人员等都被动员起来充当志愿者，美国很多学校、私人住宅和建筑物都被改建为临时医院等等。

在国际上，在疫情对交战各国造成越来越大损失的时候，美国继续增派军队和供应军需物资显示出了国家的实力，也为协约国最后的胜利作出了卓著贡献。 一战开始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于美国在战争中的策略，开始是采取中立立场，通过与欧洲各国进行大规模的军火等贸易以及战争贷款而大发战争财。到了战争后期，纳尔逊则将策略调整为参战，不但参与战争还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以相对最小的成本而最大地获得战后的全球利益分配，最终在战后世界秩序中占据重要地位。

正是从纳尔逊开始，美国改变了孤立主义政策而着眼于全球霸权，基辛格高度评价威尔逊对于美国建立世界秩序上的意义：“无论如何，威尔逊在思想上的胜利比任何其他的政治成就更根深蒂固，因为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使命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地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一战的世界大战以及死亡人数超过欧洲黑死病的全球大流感，改变了世界秩序，加速了美国在一战后的快速崛起的速度。二战同样成为美国崛起的加速器，美国在二战时仍然采用了与一战时的策略，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世界霸权。

瘟疫分别成为罗马帝国衰亡与美国崛起的加速器，美国具有文明史背景的战略界常常将美国对标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兴衰成为美国念兹在兹的借镜。

我们再来看中国文明史上疫情对于王朝的冲击。东汉末年发生十多次大疫，东汉在大疫与黄巾军的打击下，加速了衰亡，但东汉衰亡的根本原因还是政治的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加上士大夫阶层的党争，大疫只是东汉灭亡的加速器。再说一个小插曲，曹操的军队在赤壁之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居然也是遇到了大疫，当然这绝不是决定性的。往后再看明朝的灭亡，大明王朝居然不可思议地亡于只有十几万军队的满族。对于明亡的诸多原因的探究，其中的一种最新解释是明末席卷包括华北的大疫造成了京畿地区大量人口死亡，这也成为明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大疫不足以让明朝灭亡，大疫只是加速了明亡。明亡的内在原因是晚明政治的腐败，包括士大夫阶层的腐败、内部的党争，还有崇祯皇帝的反复无常以及随意诛杀袁崇焕等大将所显示的政治无能，所以明亡根本上还是政治失败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大疫刺激了中医的发展。东汉末年、晚明的两次大疫分别催生了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晚明吴又可的《瘟疫论》 。大疫下，中医对于中华民族的保全起了重大作用，这一点是世界文明史所独有的。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断裂性，中国的王朝有兴衰，但中国文明却始终能保持连续而不断裂。取代旧王朝的新王朝代表着新生的历史力量，能够吸取前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而励精图治。作为儒家道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中的大禹、商汤，分别在其立国后遇到九年水灾与七年旱灾，持续水旱大灾后必有瘟疫。灾疫反而让禹、汤反求诸己、励精图治，加速了夏、商王朝以及早期中国礼乐文明的兴盛 。可以说在大禹、商汤的积极有为之下，疫情反而刺激了中国早期的制度与文明体系的加速革新与完善。汤有著名的《汤誓》：“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汤之盘铭则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都是强调政府领导者反求诸己的高度政治责任与政治能力。

中国文明对于疫情的认识是高度中道而辩证的， 来自大自然的疫情具有两面性，它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挑战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也可能是刺激一个国家的体系的加速更新与完善，这完全取决于这一体系对于国家政治能力的调动。中国文明古今一体的连续性，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在这次抗疫中，中国展示出的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再到整个社会全体民众，上下齐心协力抗疫的全体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对于所有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所展示的“一视同仁”的文明本能。中国抗疫更为深远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的制度与文明体系在抗疫中得到整体性的加速完善。

反观美国的国家领导人及其政府官员面对疫情则完全暴露出其政治失能，其抗疫不力却忙于帅锅中国，更加剧了其政治失能。这让人想起1347至1353年的欧洲“黑死病” 传播时掀起的迫害犹太人的浪潮，当时欧洲人认为是犹太人到处流动传播了疫病并且四处投毒，大量的犹太人被杀害或活活烧死。而欧美国家的政府精英最初普遍提出“群体免疫论”，则暴露出西方文明“适者生存”的文明本能。两相比较，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疫情对于大国及其文明兴衰所具有的加速器的意义。

一旦我们在文明史的视野下，对于疫情加速了大国、文明兴衰这一时势有了自觉而深刻的认识，我们就要为疫情之后大国、文明兴衰趋势的加速，提前在战略上、战术上做好内外各方面的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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