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沃尔夫：我们一直想把中国强行纳入西方架构内，这是行不通的

1 疫情前的世界趋势

疫情危机到来前，全球的经济政治形势已经不稳定。世界主要经济体、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升的速度都在放缓。

贸易增长的速度也大幅度下滑，金融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是经济增速的大约2倍，而现在的增速基本一致。

西方国家债务率非常高，最近十年间，中国、印度的债务也高企。

同时，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都在抬头，这些趋势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存在。

2 疫情造成的世界冲击

历史上大的经济危机的两个冲击间会间隔一定时间，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我们面临两个接连的巨大经济冲击，这很罕见。

此前，西方经历过的最接近的是两次石油危机，对西方产生了巨大的打击。

这次的疫情危机是很多事件前所未有的结合，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到来前，世界其实还并没有从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中恢复过来。这次危机是前所未有的。

上一次人类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它导致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这次新冠疫情同样会导致全球经济直线下降，尤其短期的下降会非常严重，因为全球各国的政府为了保护国民健康，需要停止大部分的经济活动。

我们正处于卫生危机后的经济危机，并且金融危机的迹象已经显现。资本从新兴市场外逃，寻求安全港。大量的企业违约，西方历史最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推出。令人瞠目结舌。

现在，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不知道疫情会怎样发展；不知道各个国家遏制疫情的这些举措是否成功；不知道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恢复正常；不知道经济会怎么发展；也不知道政治会怎么发展……

现在看来唯一确定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短期不会回归正常。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成功地控制住疫情的话，付出经济的代价会更大，恢复常态所需的时间会更长。

3 疫情后的世界

疫情下世界还面临很多风险点，这些风险点甚至可能改变未来世界格局。

世界经济的恢复将是曲折的。疫情可能会有第二、三波反复。高失业率会持续很长时间，不仅发达国家，这对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印度也是同样的。

疫苗未必能迅速问世，有效性也难以保证，国境不可能完全开放，人的开放不会达到之前的水平。

如果这些风险都出现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悲观的未来。

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会更加得道。我们已经看到各国互相指责，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一些大国内部的稳定会受到冲击。

我对欧洲一些国家比较担心，也对美国有担心。

如果特朗普在大选中被击败的话，他会承认落败吗？我不确定。

除此之外，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包括贸易秩序也有可能瓦解，世界进而陷入1930年代的竞争性的民族主义的失序状态。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一点已经比较明确：我们不能也不会回到金融危机前或者疫情前的时代。疫情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未来，世界需要摸索出一些新的有合法性的、中立的机制，才能够协调和管理大国的行为，从而化解中、美，以及欧盟间等一些大的矛盾，维系整个体系的稳定。

比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金融全球化的性质和框架。我们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没有进行足够的思考。它实在太脆弱了。

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结构，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保证它有自由贸易的基本结构，但同时留给各个国家一定权力来应对国内压力。

我们需要接受旧的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事实，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秩序，否则就要看着世界陷入无序的状态。

未来的几年非常重要，我们做出的选择将是决定性的。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想把中国强行纳入西方的架构内，这是行不通的。

中国和西方之间需要某种互相妥协，双方既可以去维护各自的核心利益诉求，也能够在一些必要的领域开展合作。比如环境和气候领域、安全领域。当然这是非常困难的。

此外，自由贸易的架构也需要革新，要容纳中国的经济崛起，也要维系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承认差异，不一定完全按照世贸标准的机制来运行。

美国需要改变，因为目前的美国路径将击碎西方秩序，这不仅对我们来讲是有破坏性的，对全球来讲也是无益的。

5 建议：积极开展中欧合作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现在是失灵的，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会成为全球格局的构建者。

长期看，美国当然会恢复理性，但不管怎样，中国和欧洲现在就可以开展有成效的合作，具体包括：

第一，中国应针对气候变化与欧洲开展切实合作。大刀阔斧地应对气候变化会有一些短期经济代价，但最终是非常有利的。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年中国有这方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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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国和欧洲作为贸易大国，能够在世界体系内发挥重要的作用，欧洲希望能够和中国有建设性、开放的关系，因为他们知道这才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也应该通过疫情的契机，作出一些改变，保持中国的开放度。同时，有区分地看待欧洲和美国，中欧应该在贸易、金融、发展、气候变化等等方面达成协议。

一个强大的欧洲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对世界也有好处，它可以发出理性的声音、制定合理的政策。

如果中国能够和欧洲达成相对合理的、符合双方社会和经济利益的协议，这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使得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能够放弃对中国的孤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