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费方域：他的译著启迪了一代人，遗憾不能为上海再干几年
5月16日晚8时15分，著名经济学家费方域因胰腺癌在上海浦南医院病逝，享年72岁。
费方域，1948年12月生于上海。青年时期，他曾作为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7年，费方域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1985年，费方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于1998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费方域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曾先后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金属期货交易所理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咨询专家等职务。费方域于2007年底开始参与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筹建，是高金的创始人之一。
“费教授为我做了很多，不仅翻译了我的书，为我与中国之间建立了联系，还成立了中心（编注：指奥利弗·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我很想念他。”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在得知费方域去世后很快向其生前同事上海交大教授秦向东发来邮件。
2017年6月28日，上海， 费方域在2017陆家嘴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峰会上发言。人民视觉 资料图
费方域曾因翻译哈特《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一书成名，实际上，他还致力于将国外多部经典经济学教材、著作引进国内。
美国经济学家哈尔·R·范里安撰写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杰弗里·萨克斯的《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帮助众多中国经济学子成长为这一领域的翘楚。而这背后离不开费方域为此做出的贡献，他是这两本书的中文版译者。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自1994年初版出版以来，已出到第九版，成为中国众多高校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指定教材；《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于1997年首次出版至今，最新的版本于2019年10月出版。《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中文版出版时，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为其作续。
美国经济学家哈尔·R·范里安撰写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杰弗里·萨克斯的《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译者均为费方域。
在众多经济学子挑灯苦读之时，或许从未想过费方域是怎样的一个人。转眼间，斯人已逝，我们只能通过追忆，去回溯，去努力还原出一位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做出卓越贡献之人的生活图景。
注重翻译英美经济学家作品**，将实验经济学引入上海交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与费方域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私交甚笃。
据张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上海三联书店策划了一个经济学系列《当代经济学文库》。其中一个系列是中国本土的新生代经济学人牵头，还有一个系列是翻译外国经济学家比较优秀的作品。在翻译的这个系列中，费方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比较注重翻译英、美经济学家的作品，包括商业教科书。
“所以老费是大家公认的对翻译作品有贡献的人，”张军评价说。
1987年暑期，世界银行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经所举办了一个高级培训班，其中微观经济学的教材用了范里安的著作。张军回忆，费方域教授若干年后主持翻译范里安的这本教科书或许跟这次培训班有直接的关系。 来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跟费方域既是同事，又是老朋友。陈宪对他的评价是，尽管费方域是一个本土培养的博士，但他很热衷于与外界建立联系，在国际合作方面很开放。
2006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史密斯实验室。陈宪介绍，上海交大经济学院很早就与心理与实验经济学派的代表，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建立了联系，这归功于费方域。
“史密斯是1927年出生的，年龄很大了。他年龄这么大了还跑到中国来，当时也是老费和他建立联系的，在交大成立史密斯实验室。交大实验经济学一度在国内很领先。这个应该说和老费也有很大关系。”
陈宪回忆，改革开放才40多年，当时在国内有很多人比较封闭，对实验经济学并不了解。
“老费本人主要还是做合同理论的，但是实验经济学当时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一个重点。”陈宪说道。
访问哈佛大学的那一年
2000年，张军拿到了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可以去哈佛大学做一年研究。
“那时还在上海财大的老费跟我讲，财大给了他一笔钱可以出国访问，最长也可以待一年，我就跟他说我们一起到哈佛去吧！”
费方域立即写信给了奥利弗·哈特，哈特给了他一封邀请信，费方域便与张军夫妇同赴哈佛大学。
费方域与哈特的交情始于上世纪90年代。哈特应复旦大学之邀来上海讲学，那个时候费方域就对他的合同治理理论很感兴趣，二人相谈甚欢。费方域翻译了哈特的第一部作品《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该书于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予了奥利弗·哈特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表彰他们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
瑞典学术委员会致辞称：“人类社会因契约而缔结，他们提出的全新理论工具，对理解现实生活中的契约、制度及契约制定中潜在的陷阱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2000年时，费方域已经52岁。虽然夫人很担心，但他坚决要去。这是费方域第一次一个人到异国他乡生活。
哈特的理论为何对费方域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
张军与费方域交流颇多。他告诉澎湃新闻，因为那时候中国的改革正好进入到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一些大规模重组、改革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阶段。哈特的理论是用合约视角来理解公司产权结构，其中包括公司创始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等。
费方域受到哈特理论的吸引，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在用他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以及通过国有企业具有的中国特色去反推哈特的理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费方域从哈佛大学回到上海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推广哈特的理论。同时他也希望在哈特理论基础上做一些探索工作，他指导的学生也基本都是研究哈特理论。
“他去的时候我是很不放心的，但我工作很忙，不能跟他去。”费方域的夫人吴采兰如今回忆起来仍然很感慨。
“他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干，是个不会操持自己的人，到美国去一个人生活对他来说是很苦的事情。在家全都是我服务他，出差的箱子都是我整理的。”
张军回忆起那一年仍历历在目。
“我是带夫人去的，他就一个人。他当时还没有找到房子的时候就住在我这里，后来他自己在外面找了个房子。因为他是一个人，我隔三岔五就会让他到我家里吃饭喝酒，我太太烧饭，我们一起吃饭喝酒聊天。”
在哈佛的一年里，费方域没有办公室，有时候他会到张军的办公室来。俩人有时也会一起去拜访一些人、做一些交流。除了拜访哈特，还有美国其他的一些经济学家。一起广泛地去接触学人和学派。
但在夫人吴采兰的眼中，这一年是很苦的一年。
“他就租了一个外国人的房间，什么家务事都不会干，也不会操持自己，对他来说是很苦的。”
后来吴采兰到美国去探亲两个月，发现他瘦了很多，给他做了两天的上好饭菜。因为长期缺营养，突然营养补进来，费方域的痛风还发作了。
发起“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
费方域和张军回到上海后还做了一件“大事”。
2003年，在十几位来自复旦、交大、华师大的经济学教授的倡议下，沪上经济学家们发起成立了“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费方域和张军都是发起人。
张军评价说，费方域带有典型的沪上经济学家的特点，为人较为低调。
“像费方域这样的这一代学者，基本功都很好，研究也都做得比较扎实，但是上海的舆论力量不如北京集中，在社会影响力上可能会显得不及北方的经济学家。”
对比沪上经济学圈与北京经济学圈，张军认为沪上经济学人总体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数量少。以北京作为参照，北京不仅有各高校，有中国社科院、中央部委等各大研究所、研究院，还有一大批国家级的智库，还有国务院研究室。他们每个部委里都有研究机构，如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商务部的对外经济研究院等等。
“记得20年前，我参加北京经济学家的春节团拜会，一来都是几百人，但上海要搞一个活动能来十几个人已经不错了，所以沪上交流活动不像北京那么多，基本上没什么交流。”张军说。
从美国回到上海后，张军和费方域商量，沪上的经济学者间还是得交流、要发声，否则上海经济学家在全国的声音跟上海的经济发展并不匹配，得要形成一个团队气候、都积极地发声，“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就这样诞生了。
17年过去，“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依旧定期召开会议，会址长期设于交大安泰经管学院，陈宪为主要召集人。
陈宪告诉澎湃新闻，这是费方域当时跟张军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开会的时候提起来的。
“刚开始搞是完全民间的，在每个大学轮流开，也没有什么经费支持，最多中午一起吃顿饭。（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到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以后，就通过发展研究中心来支持这个活动，每年提供部分研究经费。现在一年开三至四次圆桌会议。”
在陈宪的眼中，费方域在交大的学科建设、国际合作，尤其在上海倡导了“经济学人圆桌会议”这样一个平台等工作做得很好。今年全国两会后，马上还要举行最新一期的圆桌会议。
在金融科技方面有很多想法
退休之后，费方域开始活跃于金融科技领域。
2018年6月15日，“2018智能+新商业峰会——智能+新金融峰会”在上海市举行，探析AI、区块链分布式技术和大数据带来的金融业智能化。 图片来源：亿欧
到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后，费方域担任英凡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普惠金融创新中心主任。在2018年6月的一场活动上，费方域发言称，发展金融科技是全球趋势，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引领作用，看到潜力和优势，上海就有能做成最领先FinTech中心的信心和底气，看到不足和差距，上海就能有做成最领先FinTech中心的动力和着力点。
201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要把上海建成金融科技中心，未来国际竞争的焦点是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大有可为，人民银行将积极支持上海探索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费方域曾跟夫人吴采兰说，他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早生顽疾，否则还能为上海经济发展做不少事情。
“他认为自己真的还能做很多事情，尤其是金融科技方面，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他还曾经跟吴清副市长单独交流过，给市里提建议。”
插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7年
“他1948年出生，又到过黑龙江插队，所以我感觉他在生活上是比较节约的人，然后比较稳重。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他不太会跟别人争吵。”张军评价说。
诗人郭路生在上世纪60年代写下的《相信未来》代表了那一代人的倔强：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青年时期，费方域曾作为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7年。
1968年12月25日，上海市革委会决定，本市所有尚未分配的中学毕业生采取“一片红”政策，1968年、1969届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尚未分配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共计50.7万人，全部动员上山下乡。
费方域与夫人吴彩兰是高中同学，都被分配到了黑龙江，但是分配到的是不同的单位，高中毕业的费方域一下就成了名砖瓦工人。
黑龙江生活很艰苦，天寒地冻，零下30度都要干活，吃的食物99%是粗粮。在砖瓦厂工作的费方域每天的工作就是制砖、搬砖、烧砖，都是体力活。后来领导发现他爱学习，让他去做了报道员。
张军作为“混”在50年代一辈的经济学者圈中最年轻的一位，可以说是同时与两代人打交道。以费方域为代表的这一代经济学家，在学术训练方面有历史造成的缺陷。可能与现在年轻的经济学家相比，在数理分析和实证层面上技术装备还不够。这一代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外语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可能很强，但是口语比不上年轻人。
在夫人的眼里，费方域一直都很热爱学习。他的数理化非常好，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断高考，他是学理科的料。到恢复高考时因为年龄大了，只能考文科。但他的数理基础后来成为他学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功底。
从黑龙江回来以后，费方域又被安排到上海市长宁分局下属派出所当了两三年民警。吴采兰回忆起他的一件趣事：有一次出警，费方域因戴眼镜看不清楚，摔了一跤。领导发现他不是干民警的料，就调他去办公室写内参。
所以，到费方域踏入大学的大门时已经31岁了，也因此很有紧迫感。
“年轻的时候，他能一手握着公交车的把手，另一只手拿着卡片学外语。他在大学读书时，回到家可以一个袜子是自己的，另一只袜子是同学的，毛衣丢了都不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夫人吴采兰说。
恢复高考后，费方域成为第一批大学生进入上海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从此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1985年，费方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期间他通读了《资本论》，后进入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并于1998年在上海财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费方域调至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此后担任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担任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后来又参与创办了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直至退休。
陈宪在费方域生病之后碰到过他两次。据他的了解，费方域采取的是保守治疗，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
“他生病之后，我第一次碰到他是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我发现他瘦了很多，我就说老费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以为他是糖尿病，人突然消瘦，他说不是，他说他生了绝症，当时他也没告诉我是生了什么病。我还跟他讲，你虽然得了病，但是出来走动走动也是蛮好的，活跃一下心情。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会我也碰到了他。”
2019年9月“奥利弗·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在华东理工大学成立，费方域（右一）彼时已身体相当不适。 华东理工大学 图
2019年9月22日，以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名字命名的“奥利弗·哈特合同与治理研究中心”在华东理工大学成立。
费方域出席了现场仪式，并与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杜慧芳、奥利弗•哈特和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以及上海市徐汇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吕晓慧共同为该研究中心现场揭牌。尽管他的身体在当时已经非常不适。
吴采兰谈起，“他跟哈特说过，我还要努力活几年，要把这个中心成立起来。”
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费方域被医生告知过好几次“截止日期”。医生曾断言他过不了元旦、过不了春节、过不了清明，最后他却顽强地熬过了16个月。爱交朋友的费方域还在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意外地结交了最后一个朋友。
在上海肿瘤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费方域与同患癌症的著名作家叶永烈老先生曾居住在同一个病房。二人互相鼓励、互相支持，谈笑风生，没想到两个曾活跃于沪上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居然在生命中最后的时光里能够互相陪伴，离世时间只相差1天。
叶永烈于5月15日上午在上海长海医院去世，享年80岁。 费方域于5月16日晚间在上海浦南医院去世，享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