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弗里德曼：新冠疫情之后，世界还是平的吗？
疫情教我们对大自然保持谦逊
几周前复活节的时候，美国的教堂和电台都在做布道的节目。我最喜欢的一段布道是一首歌，歌词是：“他征服了世界，他手中掌握着世界”（歌曲：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这首歌恰好总结了现在的局势，不过不是“he”，而是“she”，是“她手中掌握着世界”。“她”指的是我们的大自然母亲。
我们的命运掌握在大自然的手中。
世界各国都在面临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同一个挑战。我们这一代人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挑战，上一次这样的挑战还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大自然的本质就是物理、化学和生物，我们不能对大自然说：“我们现在经济不好，停一停吧”。
她依旧会遵循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规律，她总是会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行，我们不能挑战大自然。
1918西班牙流感，资料图
在这次的疫情中，特朗普总统用“战争”这样的字眼描述抗疫行动，但是如果对手是大自然的话，那就是非常不当的措词。
二战时期，通过动员和战斗打击日、德这样的法西斯国家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词，冷战期间通过投资和创新对抗苏联时可以用这样的措词。
但是当对手是大自然的话，战争的措辞就不恰当了。
在这种挑战下，能够带来收益的是适应性。洪水、飓风、暴风、干旱，疫病，这是适者生存的游戏。
最有适应性的个体、物种、国家能够生存下来，而不是最强最聪明的。
有三种适应性的策略会得到大自然的青睐。
第一要谦逊，如果我们不尊重大自然，那么它就会打击你，会伤害你身边的亲人。
第二要有协调应对能力，病毒一定会找到系统里的漏洞，协调有序才可以防御。
第三是要发展物理、生物和化学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强调政治、大选和意识形态。
我相信每个国家在这次挑战中都有同样的目标，那就是可持续性。
在我们的适应策略里需要尽可能地拯救更多的生命，同时挽救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我们的生计能够得以维持，并期待最终获得所谓的群体免疫。
获得群体免疫的唯二途径是靠开发并大规模使用疫苗，或者靠大量人群感染之后产生自然抗体。
全球化走向取决于最先重启经济的国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世界上有两类适应模式。
第一个是中国的模式，就是封城，阻断传播链，减缓确诊数的增加。用高效的监测来做检测、隔离、追踪、治疗，然后把剩余的病例数降到最低的可控水平，然后重启经济。
比如韩国、新加坡、德国，基本上都是沿袭这样的模式，先是封城，然后让疫情曲线平下来，再去重启经济。这是一个很好的拯救生命、维持生计、等待疫苗问世的模式。
第二个模式是瑞典的模式，只进行部分的锁国和封城。比如选择性地关闭餐厅，有些行业关、有些不关；实施社交隔离，无症状或者轻症的群体，可以让这些人感染，获得自然的群体免疫。同时能够保护老龄人口等易感人群。
如果60%的人口获得了免疫，就可以开放经济，允许易感老年人出来活动。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模式的最终结果。而且还发生了养老院大量感染的案例。但根据瑞典传染病专家的表述，瑞典医护人员和斯德哥尔摩地区的群体免疫可能已经达到了25%-30%。
第三个模式很不幸，是美国的模式，也就是把前两个模式混乱的结合。
中国已经先行一步重启经济。虽然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也需要保持社交隔离，但比如上海的迪士尼乐园都已经恢复营业了。
德国、丹麦也是同样的情景，凡是采取了中国模式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已经开始重启经济了。
而瑞典的模式还要再等等才知道结果。
我认为，未来全球化面临的一个大的分化点，就是在于采用前两个模式的国家，谁能够首先在疫苗问世之前可持续地重启经济。
中美关系的黄金期已经结束
即使没有新冠病毒，中美关系也依然会紧张，也需要重新定义，这对全球化是有影响的。
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是中美关系的黄金期。
在这40年间，两国发生了一种“无意识”的一体化。所谓无意识，指的就是这40年间，中国和美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国家两种体制。
如果一个美国商人早上醒来时说：“我要去中国访问”“我想和中国做生意”“我需要在中国建立供应链”“我想招聘一个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我希望我的孩子到中国去上学”，都不会有一点的奇怪。
同样，一个中国人说“我要去申请哈佛大学”或者“我想和美国公司合作”“我想投资一家美国公司”“我想在美国买一间工厂”，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些行为是无意识的，就是大家想做什么都能做得到。这种无意识的一体化对于全球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对于全世界的繁荣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美国和中国这种关系已经结束了。
中美之间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一直在累积，在疫情暴发前达到了高峰。
在过去40年，美国卖给中国一些深层的产品，是要进入企业、家庭的深入的产品，比如软件、芯片等等。而中国卖给美国的是浅层产品，比如衣服、鞋、袜子、棒球帽等等，不是进入生活很深的产品。
在过去这些年，中国在生产深层产品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包括电脑、通讯技术，特别是华为。不幸的是中美现在没有一个互信的关系，让美国消费中国的深层产品。
这种紧张情绪在疫情暴发前就不断地累积，在疫情过后还会存在。
如果说过去40年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关系发展，那么这种全球化其实本质上是依赖于中美这种无意识一体化的。
我们如果不去建造一个新的互信的框架，建立真正的互信，使得美国也可以消费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那么中美关系就会恶化，全球化也会恶化。
世界还是平的吗？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性的回顾。
在过去几个月人们经常问我，这个世界还是不是平的？
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对全球化的定义过于狭隘，他们关注资本和贸易的流动，全球化远不只是这些。
我认为全球化的内涵是，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行动。
过去只有企业和国家才有的全球行动的能力，现在个人也有了。
很有意思的是，几周前，我早上和印度开了一个网络会，下午又跟联合国开了一个网络会，晚上又跟中国开了一个网络会，大家都问，全球化会终结吗？
我说当然不会，我坐在马里兰州的办公室里就可以参加全球各地的会议，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和世界有那么多的互动。
弗里德曼与论坛代表连线
人们总是说，“全球化要结束了，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当然，全球化会经历起起伏伏，但是我坚信，只要我有电脑、有zoom、有手机，那么我就可以作为个人在全球范围内行动。
就像一个企业或者国家一样，我可以找到我的读者、客户、供应商、生产商等等，只要我有这个技术，我就能做到。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随意宣告全球化终结。
我当了40年的记者，写了很多文章。在有的文章开头，我会写一句话，就是“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那些都是我曾写过的最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