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香港教育缘何成为反对派主场，连教育局都难以插手？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若愚】
在香港“高考”历史科出现美化日本侵华历史的题目后，香港教育局于5月18日派出熟悉课程和素质监管的人员，向负责组织考试的香港考试及评核局（简称考评局）了解出题和审批试题机制，了解出题过程有无严格遵从机制执行；同时要求考评局取消该条试题，并进行适当调整，确保考生得到公平对待。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15日召开记者会，批评考评局出题“不够严谨”。（图/东网）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15日的记者会上，公布了这些监管安排。内地多家媒体在报道时，用了“试题取消”“教育局决定取消这条试题”之类确定性的题目，这是不严谨、不准确的。
请注意，香港教育局的用词是“要求”，而非“责令”。考评局可以接受这一“要求”、作出调整，也可以拒绝这一“要求”、维持原状。原因是教育局不是考评局的上级单位，没有对考评局作出行政指令的权力。目前，考评局表态只不过是“欢迎任何有助优化考评机制的专业意见与建议，会尽量配合”，并将尽快开会研究教育局“所提建议”。
这一问题的背后，则是香港教育已经沦为反对派的主场，无论是教育局，还是其上的特区政府，都因为弱势地位而无法有效纠偏正向、正本清源。教育“主权”的丧失，进一步导致香港的大部分青少年长期受到立场偏颇的教育引导，甚至埋下“反中乱港”的种子，带来了香港管治的长久困境。
按照香港制度设计，破解这个难题的钥匙，其实掌握在特首手中。
历史科与通识科频现“毒考题”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英文简称DSE）相当于内地的高考，分为甲乙丙三类考试科目，其中甲类是核心科目及选修科目，乙类是应用学习科目，丙类是其他语言科目，同时结合了校本评核机制及等级评分模式。
考试中最容易预设立场、夹杂私货的是两大科目，一是历史科，二是通识科。因为这两种考试的主观题，都是采取列举事例材料、要求分析得出结论的模式，事例的遴选和提问的方式都可以看出命题人的政治倾向。
仔细查阅这几年的中学文凭考试历史和通识两科，“毒考题”可真不少——
一是美化殖民历史。
今年历史科考题，列举了“清国人”要求日本政法大学校长梅谦次郎协助开办政法速成学校、黄兴写给日本政客井上馨的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三井财阀签订合同等“日本帮助中国”的材料，询问考生是否同意“1900—45年间，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至于日本侵华带来的巨大灾难，材料中只字未提。
2020年历史科美化日本侵华历史的考题。（图自港媒）
今年历史科考题还询问考生，是否同意“1951年至1997年，香港在民主和种族平等方面有所改善”。把时间划分至1997年，暗含着厚古薄今的立场。而2017年历史科考题，则引用“某压力团体”1982年的意见调查，其中称七成受访者期望香港维持英国殖民地现状，要求考生“推断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一项担忧”。
二是恶毒攻击内地。
2017年通识科考题，引用一副漫画，其中一个形态傲慢的富人称“如今在中国的生活很好”，以及一对贫穷的父子称“我们已有三天没吃饱了”，附带数据只有2015年单年的资料。出题者意在引导考生从漫画内容得出内地贫富悬殊的结论，却不提中国内地改善贫富差距的努力与成效。
2016年通识科考题，列举美国、埃塞俄比亚、内地、香港等六地的“民主指数”和“全球竞争力指数”评分，要求考生回答两项评分有无关系。出题者试图把“民主”与“竞争力”相关联，指责内地像埃塞俄比亚一样“不够民主”，所以“竞争力低”，引导学生攻击内地体制。
2016年历史科考题，引用“文革”中红卫兵敌视外国商品的资料，以及改革开放后引入外国商品的资料，要求学生回答“是否同意中国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政策使中国蜕变”。而高分答案是“未有蜕变”，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专政”、治国原则仍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对外国仍抱有怀疑态度等。
2020年4月27日，香港组织通识科考试。（图/香港文汇报）
三是抹黑特区政府。
2014年通识科考题，通过列举“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和反对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举行游行的照片，问及港府治港的困难是什么，高分答案是“政府缺乏认受性和合法性，公众不认同和不尊重政府”。2016年通识科考题，询问考生是否认同“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组成更具代表性，会提升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借此兜售反对派“真普选”的政治主张。
四是引用偏颇论据。
2015年通识科考题，引用两段报刊资料，其中一份引用了香港记者协会就新闻自由立场偏颇的误导性调查，绝大部分篇幅唱好“新闻自由”，并列举诸多“好处”，第二段资料末尾提及“新闻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各国可以依法制约新闻自由”，但无具体表述。该题以误导性调查为资料，要求考生回答，多大程度同意“高度的新闻自由会提升香港政府的管治效能”。
“毒试题”频频出现，源于考评局内部有很多“黄师”。
负责历史及通识试题设计的考评局评核发展部经理杨颖宇及高级经理（通识）卢家耀曾在脸谱上发表违反政治中立原则的帖文，杨颖宇更是爆出“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的荒谬言论，因此才有了“日本侵华利大于弊”的考题。
杨颖宇发表“没有日本侵华，哪有新中国？”的荒谬言论。（Facebook截图）
通识科目委员会前主席、嘉诺撒圣心书院通识科教师赖得钟，曾在社交平台上散播仇警言论，发放“黑警死全家”图像，直接鼓吹煽动欺凌警察乃至他们在校学生子女的恶劣文化，引起社会哗然。
考试是教育的指挥棒。学生及其老师为了能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一定会细心揣摩、刻意逢迎出题者的立场倾向，得出其想要的答案。这些“毒考题”，引导老师在教学中就社会事件带出政治议题、传播反对派立场，让学生在“现代中国”、“今日香港”、“角色认同”等主题学习中被不断“洗脑”,成为很多香港学生不满社会、仇视国家的“港独”根源。
弱势教育局是如何打造的
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问题存在已久，各界诟病颇多，为何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
原因是香港的特殊制度设计，制定教育政策和组织命题考试分别由教育局、考评局负责，属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双方互不隶属。教育局理论上有监察考评局的权力，但实施起来受到很多限制。由此，考评局没有纠正错误政治倾向的内部动力，香港社会也缺乏监管、制衡考评局的有力手段，使得问题年年提、从来不改正。
香港考评局组织架构图。（图/考评局官网）
香港教育局并非一直如此弱势。在香港被割占后，殖民当局始终高度重视教育问题，作为推行奴化政策、培养“顺民”的重要手段，教育局一直是教育政策制定、管理大中小学和组织各类考试的强势部门。
以香港高校招生为例，大致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3年香港大学首次开始招生至1951年，香港教育司署及高校仅为英文中学毕业生办理升学考试。教育司署对实施中文教育、传播爱国思想的学校进行打压，不允许他们参加考试。
第二阶段，随着华人民主意识的增强，从1952年至1977年，香港教育司署及高校开始为香港中文中学毕业生办理升学考试。
第三阶段，从1978年至今，香港教育司署组织考试的职能被移交，由香港考评局统一办理不同类型入学考试。
根据《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条例》，考评局是永久延续的法人团体，备有法团印章，主要负责筹办公开考试及评核，同时亦举办多项国际及专业资格考试。考评局有权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策划及举办各项考试及评核而办理一切有需要或有利而适当的事情。
对此，教育局长杨润雄也表示，虽然考评局是被赋权策划及举办文凭试，但考试是教育的一部分，自己仍要对其进行问责。他进而表示，虽然每年考评局都会检讨，但是此次题目令人怀疑考评局的公正性，所以教育局将主动进行调查。
但考评局并不愿意接受教育局的监管，直接取消有关“日本侵华利大于弊”的考题。14日，考评局回应香港文汇报采访时称，“设题时无其他非学科考虑”、“审题委员会专业地按课程及评核的要求拟题，确保试卷能有效公平地评核考生”。
15日晚，考评局对教育局记者会回应称，取消有关试题，事关重大，影响深远，亦会影响考生的成绩及公开考试的评核，考评局委员会将尽快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如何跟进，以确保所有考生的学业得到公平及准确的评核，维护文凭试的公平公正及认受性。
从惯常的做法来看，考评局对于争议试题，一般采取考试结束后，就试题用词、方向等作出检讨，为新一年的试题作出调整。潜台词是“今年的考试就这样了，有空我们再研究下明年的考试要不要改。”但到了第二年，还是会出现问题试题。不过，这一次日本侵华考题实在错得太过离谱，完全背离主流价值，舆论压力较大，考评局也可能会作出相应的更正。
元朗官校赵聿修纪念中学的通识教材美化暴乱，恶意攻击中央，颠倒黑白是非。（图/香港文汇报）
移交香港教育局在组织考试方面的权力，只是英国殖民者“光荣撤退”战略的一部分。在香港回归前的近20年时间内，教育局的诸多权力被一一转移至独立法人团体或社会团体，香港政府逐步失去了对教育领域的掌管权。
一是丧失了对高等教育的主导权。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8所大学，由特区政府资助。殖民地早期，港府对香港的高校实施着严格的管控。1911年，总督卢吉在香港大学奠基仪式上表示：
“只要大英帝国一日代表帝国公理,只要它的目标一日是哺育和教育英皇陛下的臣民,以及其属地的邻近国家的人民(指中国内地),它便会不断繁荣昌盛。历史会记载说：大英帝国的建立,是基于比领土扩张或国势增长更高的理想。”
这段发言鲜明指出港英政府兴办大学，是为了强化对华人的教育和精神控制，进而影响内地。1963年，港英政府推动新亚、崇基、联合等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其目的不是为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控制中文教育。
香港政府对8所大学的资助，不是直接进行，而是拨给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根据各所院校的发展情况、教学质量等，决定款项如何分配。随着香港回归的临近，教育局对大学事务的监管职责，加速移交给教资会。从1995年起，教资会对8所院校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成为大学教学质量的裁判员。特区政府负责拨款，但教育局无权干涉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办学经营方式、教学方式、教育管理等事项。教育局仅有理论上对教资会的监管权。
香港回归前，还于1990年成立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专职负责评判各个大专院校的专业设置是否合理，学术水平能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否具备授予学位的水准，院校能否升级为大学等。评审局是独立法人团体，不受教育局统辖，教育局依旧仅有理论上的监管权。
二是丧失对中小学教材的审核权。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石欧曾谈道，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
香港回归前，教育司署对教材监管十分严格，抬高英文教育的地位，必须美化殖民历史，而且大肆打压中文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然而，在香港回归以后，香港教育局的职能只不过是发布有关课程及评估指引，对课程目的、主要内容和考试方式进行规范，各出版社基于《指引》编印教材，各学校自行选定教材。
香港一家学校的教材，把黄之锋列为“中华传统美德名人”。（图/港媒）
在自主办学的旗号下，中小学选择的教材不用送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很多中学为了能够在文凭试中取得好的成绩，会选择最接近命题者政治倾向的教材。这些年，媒体曝光的“毒教材”层出不穷，尤其是通识科、历史科成为重灾区。
三是丧失教育领域的话语权。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是香港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其会员超过8万人，遍布全港大中小学。这几年，港媒曝光了很多教协成员的恶劣言行，如带头纵暴煽暴，欺凌警员子女、灌输“仇中”思想、鼓吹“港独”等。
香港部分“黄师”的恶劣言行。（图/香港文汇报）
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出自于教育界功能组别，代表着教育领域的声音。他对各界批评“美化日本侵华历史”的舆论不以为然，辩解称历史科与中史科不同，着重让学生论证，题目提供的资料“只是刺激思考”，又称并非要求考生按照资料方向作答，考生可以加以批评云云。他又说，据了解大部分考生作答时都不认同题目的说法。对于教育局谴责设题，要求考评局跟进，叶建源认为应给予考评局解释，展开理性讨论。
经过层层分权，目前香港教育局的职能，只剩下制订、发展和检讨由学前至高等教育程度的教育政策、计划和法例，及监察教育计划，使之能有效推行。另外，理论上教育局可以对考评局、教资委等机构提供的服务进行监管。
教育领域权力高度分散，形成特区政府与多个独立群体“共治”的局面，这为原宗主国英国继续施加影响留下了腾挪的空间，也给香港教育埋下了祸根，使得教育领域成为“港独”思想传播的集散地、未来“破坏者”的培养基地。
必须由特首采取强力措施
对于香港教育的问题，特区政府也有清醒的认识。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接受专访时表明，教育不可以是“无掩鸡笼”，特别提到通识科的问题将在今年内作出处理。
其实，无论是作为决策局的教育局，还是作为独立法人的考评局、教资委等机构，其权力都汇总至原来的港督，以及回归后的特首。要想解决当前的教育乱象，必须由特首下定决心，采取强力措施；但这必然会遭至各方的强烈反应，在反对派的阻击之下，有可能重现“国民教育科”的危机。
比如，对于考评局，特首的权力包括：任命考评局主席和副主席；可就他/她觉得对公众利益有影响的事项，向考评局发出关于履行这方面的职能的一般指示，考评局必须遵守。也就是说，一旦特首决定取消“日本侵华利大于弊”的考题，考评局必须遵照执行，而非像对待教育局的“建议”那样，讨论以后再说。
还比如，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均由特首委任，学术及职业考评局全体人员亦由特首任命，并在宪报上公布。
2015年，香港岭南大学学生集会，要求取消特首担任校监。（图/东网）
从法律架构上来说，特首拥有纠正教育界乱象、推动教育走向正规的无比强大的权力。但与港督身兼立法会主席、驻港英军总司令等职务，是“女王之下香港的最高权力者”相比，回归后的特首在权力运用上受到立法、司法、舆论等多重掣肘，在教育方面采取的多项政策多以失败而告终。
前特首梁振英大力推行的“国民教育科”，在反对派极力炒作、学生政治团体坚决抵制下宣告失败；特首担任八间资助大学的校监是法定权力，源自1994年彭定康时期，但遭到了港大学生会等团体的坚决抵制；香港大学的副校长选举和新校长的任命，也是引发反对派的密集攻击炒作。
解决教育问题，特首责无旁贷。（图/港媒)
解决当前香港教育乱象的钥匙，掌握在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手中。正如新华网刊发的评论所说：
“我们期待特区政府言必行、行必果，拿出魄力与勇气，敢于动真碰硬，坚决拨乱反正，下大力气根治香港教育‘顽疾’，为香港未来把好关，为‘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负好责。”
如果林郑月娥能够强势推动考评局纠正错误考题，乃至重新任命考评局主席，相信中学文凭考试的乱象能够得到纠正。如果她能够更深层次地推动教育局扩权、中小学教材审核等问题，必然会从根本上解决香港教育问题，推动香港教育界“去殖民化”取得极大进展，进而为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提供基础。
但香港社会高度复杂、斗争异常尖锐，一个填补法律漏洞的《逃犯条例》修订，尚且在香港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最终导致修例被迫取消，“有理讲不出、好事办不了”成了特区政府必须面对的现实，那么一旦要在教育领域进行如此之大的动作，将要遇到的风险和挑战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特区政府无力解决这个难题呢？新华网评论也给出了答案：
“教育权是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教育推广是主权国家的主要责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特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同时对授予特区行使的高度自治权拥有监督权。对于香港教育的具体开展与运作，中央一般不会过问；但如果出现损害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危害到‘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的原则性和方向性问题时，中央有权过问，特区有责处理。”
希望反对派和幕后势力能够读懂警告，及时悬崖勒马。
参考资料：
1.刘盾、李莹：《阶段划分与内涵解构：二十世纪香港高校入学考试制度之演进》；
2.新华网、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环球时报、星岛环球网等相关报道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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