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瘟疫过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新冠病毒肺炎大流行可能对世界秩序造成深远影响，许多人认为其重要程度绝不亚于2008年金融危机或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截至3月下旬，病魔已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上万人丧生**，造成市场剧烈震荡，凸显各种政治体制的能力与不足，未来它必将更改世界政治和经济实力格局，只不过目前人们还无法认识这场巨变的全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采访了全球12名知名政治学者，让他们预估疫情结束后全球局势的走向。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斯蒂芬·沃尔特：不那么开放、繁荣、自由的世界
大流行病将强化国家的角色并加强民族主义。各种类型的政府都会采取紧急措施来管控危机，在危机结束之后，许多人将不愿放弃这些新权力。
新冠肺炎还会使权力和影响力更迅速地从西方转向东方。在疫情面前，韩国和新加坡的反应最好，中国初期犯了错误之后也拿出了良好的对策。相比之下，欧美的反应迟缓且随意，导致西方这个“品牌”更加暗淡无光。
但世界政治的本质没有改变，它在根源上仍然是冲突性的。
历史上的瘟疫——包括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没有终结大国之间的对抗，也没有迎来全球合作的新时代。新冠肺炎也不例外。随着公民们寻求国家政府的保护，以及各个国家和企业寻求降低未来的脆弱性，我们将看到超级全球化进一步退缩。
简而言之，新冠肺炎将塑造一个不那么开放、不那么繁荣、不那么自由的世界。事情本来无需发展到这一步，但是致命病毒、规划不足和领导无方三个元素结合起来，使人类走上了一条令人担忧的新道路。
罗宾·尼布雷特：世人所知的全球化走向终结
对经济全球化来说，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让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下定决心，要使中国与源自美国的高科技和知识产权脱钩，还试图迫使盟友效仿。由于碳排放领域的公共和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许多企业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性已经受到了质疑。现在，新冠肺炎迫使政府、企业和社会加强其应对经济长期自我孤立的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似乎极难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惠互利的全球化。如果没有动力去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很快萎缩。这样一来，政治领导人需要高度自律才能维持国际合作，不至于倒退陷入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
那些向本国公民证明自己可以应对新冠肺炎危机的领导人，将获得一些政治资本。而那些无法遏制疫情的领导人，则将难以抵制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的诱惑。
马凯硕：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
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动向。它只会使一个已经发生的变化进一步加速，那就是全球化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以中国为中心。
这种趋势为何将持续下去？美国民众已经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失去了信心。无论台上的美国总统是不是特朗普，美国人都认定自由贸易协定是有毒的。相反，中国却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呢？其中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中国领导人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国之所以从1842年到1949年经历了百年屈辱，是因为它骄傲自满、闭关锁国。相比之下，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复兴则是它积极接触世界的结果。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也爆炸式增长。他们相信把自己放在任何地方，都有竞争的实力。
因此，正如我在新书《中国赢了吗？》中所述，美国有两种选择。如果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那么它将不得不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展开零和地缘政治角力。但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提升美国人民的福祉——他们的社会条件已然恶化——那么它就应该与中国进行合作。明智的建议是合作，这才是更好的选择，但由于在中国议题上美国的政治环境已经毒化，明智的建议恐怕没有人听。
约翰·伊肯伯里：民主国家将从龟壳中探出脑袋
短期内，西方大战略辩论中的各派阵营都会从这场危机里汲取养料。民族主义者、反全球主义者、对华鹰派，甚至自由派国际主义者都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多么紧要。鉴于目前正在出现经济破坏和社会崩溃的状况，未来除了进一步朝民族主义、大国对抗、战略脱钩的方向发展，几乎看不到其他可能性。
但是，就像上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样，一股逆流可能也在慢慢形成，那是一种冷静的、脚踏实地的国际主义，类似于二战之前和战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政治家表述的那种国际主义。1930年代世界经济的崩溃表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程度，以及它们在罗斯福口中所谓“传染病”（译注：1937年罗斯福在演讲中把战争称为传染病，呼吁用国际隔离的办法应对世界范围内不法行为的流行病）面前的脆弱性。与来自其他大国的威胁相比，美国面临更大的威胁来自现代性的深刻影响和两重性。罗斯福和其他国际主义者构想出来的，是一种重建开放体系的战后秩序，为各国提供新型保护并有管理相互依存的能力。美国不能简单地躲在国境之内，而要依照开放的战后秩序身手，就需要为多边合作建立全球基础设施。
因此，今天的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经历一系列与历史上相同的反应，它们的动力来自一种倾泻而下的脆弱感。西方最初的反应可能更偏向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从保护壳里探出头来，寻找一种兼顾实用性和保护性的新型国际主义。
香农·奥尼尔：利润率降低，稳定度提高
新冠肺炎正在动摇全球制造业的根本。许多企业将重新考虑并压缩当今主流的横跨多步骤、多国家的供应链生产模式。
在此之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机器人、自动化和3D打印等技术的进步等经济因素，再加上实际和人们感知的失业问题所导致的政治因素——这一点在成熟经济体中尤其突出——全球供应链已经备受质疑。现在，新冠肺炎打破了经济体间的许多联系：受灾地区工厂停业使其他制造商以及医院、药房、超级市场和零售商店的库存和商品陷入匮乏。
另一方面，大流行病也促使企业增进对商品供应来源的了解，并在效率和冗余之间偏向后者。各国政府也将进行干预，强制规定战略性产业必须制定国内生产的后备计划并增加储备。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下降，但供应的稳定性将提高。
希夫尚卡尔·梅农：这场疫病并非一无是处
现在疫情还处于初期阶段，但有三件事似乎已经很明显。首先，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改变国内和国际政治。在疫情面前，各国社会——哪怕是自由意志主义者——都寄希望于政府的力量。在控制大流行病及其带来的经济影响方面，政府的成败将加剧或缓解安全问题以及近期社会内部的极化现象。无论结果是好是坏，政府都回来了。迄今为止的经历显示，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并不能更好地应对大流行病。应对疫情更及时更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譬如韩国和台湾，实行的都是民主制度，它们的领导人都不是民粹主义或威权主义者。
其次，疫情并没有宣布互联互通的世界已经寿终正寝。大流行病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所有的政体都已经朝内转向，开始寻求自主权和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我们将走向一个更贫穷、更刻薄和更狭小的世界。
最后，有迹象表明希望和理智仍然存在。印度主动召集所有南亚国家领导人参加视频会议，以期就疫情威胁达成共同的区域应对措施。如果这场大流行病能给我们带来震撼，促使我们认识到在全球性大问题上进行多边合作的真正利益，那么它也不算一无是处。
约瑟夫·奈：美国实力需要新战略
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聚焦于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新战略。新冠肺炎疫情表明这项战略并不充分。即便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取胜，它也无法靠单独行动保障自身安全。
正如2018年美国前海军部长理查德•丹齐格总结该问题时所说：“21世纪的技术是全球性的，不仅分布是全球性的，产生的后果也是全球性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可能意外释放的辐射，不光是别人的问题，也同样是我们的问题。为了减少我们共同面临的众多风险，我们必须寻求一致上报体系，协同的控制机制，共同的应急预案、准则和条例。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这些跨越国界的威胁，在考虑问题时不能仅仅把美国实力置于其他国家之上。成功的关键是同其他国家一道认识实力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是把国家利益优先，但关键在于对 “利益”定义范围的宽窄。这次疫情表明，面对新的世界我们没能及时调整战略。
约翰·艾伦：新冠肺炎的历史将由胜利者书写
历史向来由胜利者书写，新冠肺炎灾难也将如此。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着这种疾病对社会所产生的全新的、强烈的压力，而且逐渐延伸到每个个体。无可避免的是，相比遭遇更灾难性结局的国家，那些得益于独特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在公共卫生举措，不断砥砺前行的国家将宣告胜利。对某些人来说，这将体现民主、多边主义和全民医疗的绝对胜利。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展现的是果断威权主义治理的优越性。
无论谁的说法正确，这次危机将以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方式重塑国际力量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将继续抑制经济活动，加剧国家间冲突。长期来看，此次大流行很可能将大幅削弱全球经济生产力，若企业停工、员工离岗则情况将更加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和那些工人大都缺乏经济保障的国家而言，经济混乱错位的风险尤其大。同时，国际体系也面临极大压力，导致各国内部和国家间产生不稳定性和广泛矛盾。
劳里·加勒特：全球资本主义的戏剧化新阶段
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受到的最根本的冲击，是人们意识到全球供应链和物流体系在疫情重创之下极为脆弱。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会造成长期性的经济影响，而且会引发根本性变化。
全球化使得企业能在全球进行外包，并通过准时化生产向需求市场及时运输产品，避免产生库存成本。如果货品在货架上存放数天以上，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产品供应的采购和运输需要在全球层面仔细协调。新冠肺炎疫情证明，病原体不仅会影响人体健康，而且会破坏整个“准时化生产”系统的运作。
鉴于全球金融市场自2月以来的损失，企业应该会因为这场大流行而产生后怕，坚决避免“准时化生产”和分散式全球生产。最终，我们很可能迎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全新阶段，为了预防未来可能的冲击，供应链将离本国更近，并保留大量冗余。这可能会削减企业短期利润，但会让整个体系更具韧性。
理查德·哈斯：更多失败国家
我不喜欢用“永久”这个词，但我认为至少在未来几年内，新冠病毒会让大多数国家的政府转而专注内政，花费更多精力关注国内而不是国外发生的事。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我预计会出台更多措施走向选择性“自给自足”模式（已因此，也意味着更大程度的“脱钩”）；对大规模移民的反对会更强烈；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的意愿和承诺都将减弱，因为人们认为需要集中资源进行国内重建，以及处理此次危机的经济后果。
我认为许多国家会很难从这次危机当中恢复过来，国家弱势、国家失灵将成为全球更普遍的现象。这次危机很可能进一步加剧中美关系的恶化，也将进一步削弱欧洲一体化。当然，积极的一面是，我们会看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所加强。总而言之，这场植根于全球化的危机将降低而不是提高世界参与全球化的意愿。
科丽·沙克：美国在领导力考试中挂科
由于美国政府狭隘的自私和笨拙的无能，国际领导的形象将不复存在。如果各大国际组织更早提供了更多信息，让各国政府有时间能预先准备，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那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这次“大流行”对全球的影响。而美国本可以牵头组织，来表明美国虽然关注自身利益，但并不自私自利。美国在“领导力考试”中挂科，而世界因此而变得更糟。
尼古拉斯·伯恩斯：我们在每个国家都看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本世纪最大的全球性灾难，影响的深度和规模巨大。全球78亿人口都遭到了此次公共卫生事件的威胁。经济、金融领域受到的重创可能会超过2008-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而单单一次灾难就足以对国际体系和力量平衡带来地震式冲击并造成永久性改变。
目前，就疫情的国际合作极其不充分。如果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继续纠缠于口水仗，争辩谁应该对此次危机负责，而不是更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那两国的威信都将大大降低。如果欧盟无法向5亿公民提供定向支持，那么未来成员国政府很可能将从布鲁塞尔方面收回更多权力。目前美国最岌岌可危的是，联邦政府出台有效政策阻止这场危机的能力。
不过，我们在每个国家都看到了人类精神的力量——医生、护士、政府领导、普通公民都展现了抗压力、效力和领导力。这给全世界所有人都注入了希望，这希望将引领我们打赢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
斯蒂芬·沃尔特：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罗宾·尼布雷特：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杰出学者
约翰·伊肯伯里：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
香农·奥尼尔：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拉美研究高级研究员
希夫尚卡尔·梅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印度中心杰出学者、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
约瑟夫·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约翰·艾伦：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四星上将
劳里·加勒特：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前资深研究员
理查德·哈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
科丽·沙克：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尼古拉斯·伯恩斯：美国前副国务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
（观察者网杨晗轶、凯莉译自《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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