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布鲁门特尔：特朗普政府如何利用主流媒体来编造“中国起源阴谋论”-马克斯·布鲁门特尔、阿吉特·辛格
【文/马克斯·布鲁门特尔，阿吉特·辛格】
大家可能还记得赋予美国进攻伊拉克口实的《纽约时报》及其记者朱迪·米勒。2003年就是她通过报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逆转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今时今日，《华盛顿邮报》和它的专栏作者贾旭·罗金也在扮演着相似的角色。
今年4月中下旬，尽管顶着美国新冠病毒相关致死人数已超过3万的压力，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仍不惜将反华公共舆论狙击战提升至荒唐至极的高度——他们企图将“新冠病毒是由中国生物研究实验室合成的”这一阴谋论合法化，以实现将新冠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目的。
这个“中国起源阴谋论”称武汉病毒学实验室是这场全球疫情的元凶。如果实验室不是在研究过程中意外泄露出了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那么就是把其作为生化武器蓄意释放出来的。
特朗普政府如何利用主流媒体来编造“中国起源阴谋论”，截图来自“灰色地带”新闻网站
虽然在1月份其刚刚出现在右翼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时，立即就被一众记者与科学家们视为不值得信任的“阴谋论”，但到了4月份，这个曾经让有识之士不屑一顾的阴谋论竟然在特朗普政府急于甩锅的明显示意下，由《福克斯新闻》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共同运作得以借尸还魂。尽管二者在报道中仍没能提供任何具体的证据，但在主流媒体外衣的掩护下，这个“阴谋论”却在美国得到了广大的市场。
至于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结论其实在一篇3月17日由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业的研究团队共同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中已经阐明。“我们认为任何关于这一病毒起源于实验室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我们的分析清晰表明此病毒(SARS-CoV-2)不是构建于实验室中，也不是由人为蓄意编译的。”
在今年3月的《柳叶刀》医学周刊中，来自8个国家的27位公共健康科学专家为支持中国科学家及卫生专家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在其中，他们强烈谴责那些“暗示新冠病毒并非来自于自然界”的阴谋论。信中陈述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压倒性地推断新冠病毒和许多其他病原体一样来自于野生动物。”
在花了4年的时间对抗那些试图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塑造成通俄分子的“假新闻媒体”和国家安全体系内部的“幕后政府”之后，特朗普现在正以相同手段试图加深与中国之间的矛盾。
依靠一些匿名官员制造有关中国邪恶行径的假新闻，同时不时地又泄露出一些恐怖的文件内容的这些欺诈手段，白宫在很大程度上遮掩了国内抗疫行动的失败。
特朗普散播“中国起源阴谋论”的手段不仅和他的对手用来对付他的“通俄阴谋论”如出一辙，同时也让人回想起小布什政府利用《纽约时报》记者朱迪·米勒散布“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假消息，从而得以发动“伊拉克战争”先例。
《纽约时报》以其“主流”名声坐实了无中生有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假消息，小布什政府也因此获得了华盛顿政坛对其出兵伊拉克的一致支持。虽然米勒的不实报导最终被揭穿，她也因此而锒铛入狱，但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平民和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却因她的谎言而丢掉了性命。
今天，当特朗普政府正将反华舆论宣传战升至令人不安的高度时，《华盛顿邮报》的贾旭·罗金正在扮演着朱迪·米勒彼时的角色。
华盛顿邮报评论员贾旭·罗金
从不入流的阴谋论到舆论战中的强力武器
4月14号，尽管信息来源不明，但新冠病毒是从中国武汉生物研究实验室泄露的这一阴谋论还是被贾旭·罗金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中进行了报道。作为一名曾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工作的新保守王义专家，贾旭·罗金长年致力于煽动颠覆那些被当年小布什改府政府认定为“邪恶轴心”的国家。
罗金虽然在文章结尾承认了自己并不知道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实验室，但在文中却一再地暗示这种可能性。在报道中，他的假设大多取材于一封发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文，这封2018年1月的电文警告称“武汉实验室正在研究蝙蝠冠状病毒，这些病毒具备人际间感染的风险，可能引起类似非典的全球疫情。”但是正如我们稍后会解释的那样，罗金刻意曲解了这种研究的本质，随后虽有来自科学界的压力，但他却仍拒绝公开电报全文。
罗金一边竭力维待他的“信誉”，一边转向一位被其美名为“科学家”，实质却是美国豢养着的鼓吹颠覆敌对政权的异议人士萧强来寻求意见。罗金称武汉实验室泄露这种说法是需要被调查和解释的合理问题，但其实质上并未参考任何病毒学家或流行病学家的意见。
贾旭·罗金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
所谓的“科学家”萧强现身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活动。本文英文原文中以“non-scientist”（非科学家）来形容此人。
4月15日，在罗金专栏发表后的第二天，右翼的《福克斯新闻》记者布雷特·拜尔发表了一篇极其类似的文章称“更有信心表明新冠肺炎是从武汉实验室爆发。”像罗金一样，拜尔也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他这种煽动性的说法，依赖的反而是连他自己都没看过的一些“美方提供的机密和开源的文件。”
当晚，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共和党大佬汤姆·科顿精心策划了他在《福克斯新闻》中的采访。他振振有词的：“拜尔的报导证明了中国政府应该为因新冠病每失去的每一个死去的人、每一个失业的人、每一个退休金受损的人负责！”科顿出现在《福克斯新闻》的精准时机和精彩演出暗示着他的团队、特朗普政府和《福克斯新闻》这三伙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共识，目的就是要美国民众推销关于武汉实验室起源的阴谋论。
随后《纽约》杂志专栏作家亚沙尔·阿里也分享了相关报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布洛更是在他的专栏中故作惊愕地表示：“真没想到是这么回事。”Buzzfeed新闻的汤姆·加拉也在他的推特上分享了罗金的文章，并进一步表示：“病毒自武汉实验室泄露是完全可信的”。
甚至连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所出版的《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都认为罗金的文章是一篇“爆炸性的新闻报道”，而完全“忽视”罗金身为新保守主义运动代言人所处的立场。MSNBC的主持克里斯·海耶斯也自称被罗金的报道所震撼。
4月1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声称：“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专家进入武汉病毒学实验室以便精确确定病毒发源池”。他把这个毫无根据的阴谋论搬向了世界舞台的焦点。同一天，特朗普也宣称“这个病毒是由武汉实验室制造的观点似乎有道理”。当然，同科顿和蓬佩奥一样，特朗普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这一“直觉”。
在离总统大选只剩六个月的时候，在美国正经历着一场足以造成经济大萧条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一个非主流的阴谋论却成了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舆论战”的核心。
实质上，在还没有多少美国人注意到新冠疫情爆发的1月份时，这个阴谋论就已经试探性地出现在一家右翼报纸了。
“武汉实验室起源阴谋论”的源头
1月24日，在韩国邪教“统一教”所拥有的右派报纸《华盛顿时报》（TheWashington Times）上出现了一篇耸人听闻的头条——“新型冠状病毒可能是出自中国的一项生化武器项目”。
这个惊人的说法源自一个以色列军事情报单位的前上校丹尼·肖汉姆。他声称：“武汉病毒研究中心不仅研究冠状病毒（尤其是非典病毒），或许还拥有此类病毒。”虽然肖汉姆指出“病毒外泄的原因不外乎是泄漏或内部人员无意间感染后将其带出”，但他最终和所有其他的专家一致承认，“目前没有支持这种意外事故的证据。”
肖汉姆目前在与利库德党有关的“比金·萨达姆战略研究中心”任研究员，该研究中心位于以色列的巴伊兰大学。他在该中心的工作显然就是服务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改策——致力于制约伊朗和颠覆叙利亚政权。该中心曾呼吁西方不要打击“ISIS圣战组织”，并称其是破坏叙利亚和伊朗政府的“有效工具”。
华盛顿时报发表的耸人听闻的文章
拉里·克莱曼这位特别喜欢对美国政敌发起恶意诉讼的右翼共和党律师，很快就以《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的报导为基础在美国联邦法庭向中国发起了200亿美元的集体赔偿诉讼。此后，参议员科顿以及“亨利·杰克逊学会”也主张借新冠病毒向中国开展法律战。
在《华盛顿时报》文章发表的几天后，它在主流媒体中的劲敌《华盛顿邮报》也发表了一篇长文，文中引用病理学家的观点，驳斥了新型冠状病毒是人为制造的阴谋论，并表扬了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品质，打脸了《华盛顿时报》。
3月25日，在首发阴谋论的两个月后，《华盛顿时报》基本上放弃了自己之前的阴谋论。其后续报道称，“自前文发表后，尽管确切源头依然模模糊，专家们也还在争论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可能性，但在中国境外的科学家们有了研究此新型冠状病毒的机会后，他们推断该病毒没有任何被人工合成或蓄意改造的迹象。”
就在同一天，消息来源丹尼·肖汉姆向以色列报纸《哈雷斯》表示，“目前为止仍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能清楚地告诉我们病毒的来源。”
两个月后，这个阴谋论眼看已要“自然死亡”。此时，绝望中的特朗普政府只好被迫求助于曾揭穿这个阴谋论的《华盛顿邮报》，以期望它能“妙手回春”。
把美国国务院的普通电文杜撰成中国的罪恶计划
靠着两份两年前美国驻华使馆的电文，贾旭·罗金在4月14日《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上掀起了对正在研究冠状病毒的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安全问题的质疑。他把一个关于武汉实验室的阴谋论硬生生地美化成为了一个经典的美国国务院文件。
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是一个P4生物安全实验室，也就是国际生物严防标准最高级的机构。这种最高标准的机构全球只有几十个，而截至2013年，美国自己就有13所。根据《科学美国人》杂志的说法“打造这种高标准的研究机构是为了提升防范和治疗致命性疾病的能力。”
罗金以电文中来自美国使馆官员的一句明显没有科学专业知识的模糊评论，成功地煽动起了民众对中国实验室安全性的恐惧。电文显示，“在与该实验室的科学家的互动中，他们注意到该实验室严重缺少能够安全操作这种高度密封的实验室的技术和研究人员。”
然而，国务院的这些电文重点强调的是武汉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对防范可能爆发的冠状病毒流行病的价值，并非罗金文中对安全问题的描述。电文中说：“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研究人员表示，各种非典式的冠状病毒可与人体中的非典冠状病毒受体ACE2蛋白质进行互动。这项发现强烈意味看蝙蝠身上的类似非典式的冠状病毒可以传染给人类，从而造成类似非典的疾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这个发现强化了继续监控蝙蝠体内非典式的冠状病毒，并加大在人畜交集面领域的研究对预防和阻止未来冠状病毒的爆发重要性。”
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的副研究员和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博士指出，“该电文表明因为这类病毒具有成为人类病原体的潜力，所以继续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是重要的，但电文并没有提及武汉病毒学实验室的相关研究有安全问题。”
最终，罗金不得不承认他没有支持他在文中含沙射影的证据，“我们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是否起源于武汉实验室。”
虽然罗金在文中声称美国大使馆官员访问武汉实验室是个“不寻常”的举动，其实这种国际交流就像中美科学家合作一样无比寻常。自2015年武汉病毒学实验室正式启动以来，已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卫生专家和政府官员到此访问。
这个高生物安全规格的国家级病毒实验室是中法合作的产物，2016年其通过两国权威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标准认证。自2015年起已有法国政府官员、科学家和卫生专家组织的8个代表团参观过该设施。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以外，最有经验也最了解这个实验室的法国已强烈地拒绝了新冠病毒起源于该机构的说法。
4月18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办公室的一名官员表示：“我们明确声明，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事实证据可佐证最近美国媒体将新冠病毒起源和生物安全P4级别的中国武汉实验室的工作连在一起的报导。”
据世界卫生组织声明称，“在武汉病毒学实验室开始运作之前，相当一部分投资都用于了人员培训”。在内部培训之前，研究员还到美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受训。此外，2019年5月发表于“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使用人员培训计划概述》一文也认为“中国研究员对他们的安全程序公开且透明”。
为了能暗示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是新冠病毒爆发的源头，罗金还瞄准该所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团队的负责人石正丽。罗金扭曲了她的纪录并将其形容成鲁莽而疯狂的科学家，还宣称，“其他的科学家质疑石正丽的团队是否冒着不必要的风险进行研究；美国政府曾对该类的研究暂停资助。”
为了让他的诱导性言论更让人“信服”，罗金还引用了一篇于2015年发表在《自然》科学杂志的文章。在文中，科学家们讨论了在实验中创造混合基因的蝙蝠冠状病毒的风险。文中提及的试验是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美国传染并研究团队领导在美国（并非在武汉）做的试验，文中也没有提到石正丽的名字。事实上，石正丽只是这篇文章13名合著者中的1位，其他10位在美国各个大学任职。根据《自然》科学杂志，这个由美国人领头的实验研究在美国政府强制暂停前就已经开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特准其在它的监管下继续进行。
《自然》杂志免责声明
由于担心他的文章会被阴谋论者肆无忌惮地编造为冠状病毒是实验室中人工合成的“证据”，今年3月《自然》科学杂志的编辑早已在文章前的免责声明中表示，“我们知道这篇文章会被当做一些未经证实的阴谋论——新型冠状病毒是由人工合成的佐证”。但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是真的。科学家们认为动物是冠状病毒最可能的宿主。然而，罗金自然不会提及这篇免责声明。
尽管长期的失态，再加之不断发表狂热的言论，让罗金的个人形象受损，但他还是成功地把一个被科学家们视为纯粹空穴来风的阴谋论包装成了主流。他潜身在一家以反特朗普来自提身价的报纸，但却给特朗普政府提供了向中国发起新冷战式的舆论战的“完美武器”。
此刻，正像《华盛顿邮报》的座右铭所警告的那样：“民主在黑暗中死亡。”
（本文转载自微信号“译通社”，译者川月，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