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俄罗斯权力重组的痛苦过程

1993年莫斯科“十月事件”平定后，叶利钦总统立即宣布实行紧急状态。他下令解除了一大批曾经反对解散最高苏维埃的地方领导人，同时还解除了当时同情议会的联邦总检察长斯捷潘科夫等人的职务。“十月事件”发生之初主张双方妥协，而后主张同时追究双方责任的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在巨大压力下宣布辞职。政府有关方面下令，取缔了各种政治反对派结成的大联盟救国阵线，同时取缔了“劳动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自由俄罗斯人民党”等许多政治组织，查禁了同情反对派的《真理报》《公开性》《苏维埃俄罗斯》等左派报纸。军警逮捕了大批参与武装冲突的反对派人士，拘留和处罚了数以万计的被控违反戒严令的市民，关押和驱逐了难以计数的外地人，即非莫斯科人，包括原人民代表。举报和清查活动深入到企业、机关、学校和居民点。电视和报纸公开悬赏捉拿“逃犯”。喧嚣的莫斯科沉寂了，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不见了。

一、硝烟落定：国家权力重组迈出重大步骤

俄罗斯“十月事件”对国家的伤害太大了。这场导致170多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并造成巨大财产损失的政治危机和武装冲突，使本来就已严重撕裂的俄罗斯雪上加霜。社会上充满了失望与对抗情绪。著名反对派领导人之一、立宪民主党主席、反叶利钦的救国阵线主席阿斯塔菲耶夫在事件后哀叹：“俄罗斯的政变已经进入完成阶段”“现在我们将进入残酷的政治破坏阶段。”

叶利钦本人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事后发表的公告中痛心地表示：莫斯科发生的事件是俄罗斯人民经历的最大一场悲剧。尽管他仍然激烈指责“共产主义复仇者”和“法西斯主义者”，声称他们应对此事负责，但也不无伤感地表示：那些死去的人们不管信仰多么不同，毕竟都是俄罗斯人民的儿女。

当然，对于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来说，这场代价高昂的政治决斗绝非没有意义。正是在“枪炮说话”之后，各种反对派受到残酷打击，俄罗斯联邦的政治进程开始按照叶利钦的意志运转。根据他的宪法改革计划，新议会下院即国家杜马竞选很快拉开序幕。已经被逼上绝路的反对派，此时没有其他周旋余地，只能接受叶利钦的安排，参加杜马选举。通过选举争取选票，在未来的国家议会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和发言机会，这是他们最后的选择。

1993年首届国家杜马选举开始前，总统控制下的联邦司法部曾以参与暴乱为由，禁止共产党人参加选举。共产党上告到联邦最高法院，结果胜诉。最后，联邦司法部核准13个政党和政党联盟（由91个政党共同组成）有权参加选举，其中包括久加诺夫领导的俄联邦共产党。在参选条件不尽相同的条件下，各派力量竭其所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确保参选成功。叶利钦总统和切尔诺梅尔金总理更是多次讲话，号召选民踊跃投票，若明若暗地暗示选民支持总统中意的民主派，而不要支持反对派。

二、杜马诞生：人民代表制度被彻底废除

1993年12月12日，俄联邦新议会选举，即杜马选举正式投票。全俄各地共有53%左右的选民参加了投票。根据新选举法，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共450席，其中225席根据政党候选人名单进行选举，其余225席在全俄各地同等数量的单席位选区中选出。

出人意料的是，在针对政党候选人名单进行的投票中，叶利钦的坚定支持者、著名民主派人士、曾经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盖达尔所领导的最大民主派集团，号称“改革党”和“政府党”的“俄罗斯选择”，遭到重挫，得票率远低于该党事前估计。另外三个民主派集团，即沙赫赖领导的统一和谐党、亚博卢（亚夫林斯基—博尔德列夫—卢金）集团、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俄罗斯现总统普京的政治恩师）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得票率都很低。索布恰克领导的运动，根本就没有获得进入国家杜马所需要的5%的得票率。被淘汰出局的，还有先前呼声很高的著名中派组织、前苏联政界要人沃尔斯基领导的“公民联盟”。相反，著名民族主义者日利诺夫斯基的政党、曾被当局视为“法西斯”的自由民主党，却爆出冷门，得票率超过22%，拔得头筹。被各种民主派抨击为“复仇者”的俄联邦共产党，表现抢眼，得票率为12.35%，位居第三。俄共盟友农业党，得票也不少。就连选前紧急成立的新中派政党“俄罗斯妇女”，也获得了进入国家杜马的最低得票率，得票超过5%。

在225个单席位选区，因车臣共和国闹独立拒绝参选，鞑靼共和国和车里亚宾斯克州的选举被判无效，首届国家杜马只选出219名议员。但这部分人中，有不少人是盖达尔的领导“俄罗斯选择”的成员或其支持者。最后，根据整个选举结果，首届国家杜马444名议员，盖达尔派的议席总数仍居第一，共76席，属于最大议会党团。日利诺夫斯基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名列第二，共63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45席，位居第三。

叶利钦总统及其支持者没有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对他们而言，结果可以说很不理想。但总体看，这次选举毕竟实现了叶利钦建立新的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意志和愿望。原苏联时代建立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随着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诞生，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选举与公决并举，新宪法与新议会同时诞生

1993年12月12日，即俄联邦首届国家杜马选举之日，同时也是俄联邦新宪法诞生之时。投票当天，选民们还就是否支持叶利钦总统主持制订的新宪法进行了全民公决。当时，反对派在“十月事件”中遭受重创，普通民众对于双重政权局面和权力对抗状态非常反感，叶利钦总统和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借机号召人们支持新宪法。在这种情况下，新宪法最终以超过投票选民半数的微弱多数，即58%的得票率获得通过，当天正式生效。新俄罗斯新宪法，就这样与新议会同时问世了。

随着新宪法的问世，15年前，即1974年通过的那部后来反复修改的原俄罗斯宪法即刻失效。根据新宪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维护国家统一而制订的那份重要文件，即《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管辖范围和权限划分条约》，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文件，如与新宪法相抵触，须以新宪法为准。

这部基本反映了叶利钦政治主张、符合民主派政治意志的新宪法获准通过，标志着新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型和社会制度更新方面，迈出了难以逆转的关键性一步。1993年12月12日，因此被定为俄罗斯联邦宪法节。

1994年1月14日，俄联邦议会上下两院同时开始工作。根据新宪法，议会上院即联邦委员会由各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负责人和执行权力机关首脑共同组成。但因车臣共和国拒绝派人参加，鞑靼共和国和车里亚宾斯克州的选举无效，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只产生1名代表，首届联邦委员会最初只有171位议员。

从政治取向看，上院议员中的大多数人是支持总统的，所以，叶利钦利用上院对抗下院中的反对派，意图非常明显。叶利钦的忠实支持者，曾经担任过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舒梅科，通过激烈竞争当选为上院主席。但在下院，担任杜马主席的却是原来最激进的反对派人士、上届议会共产党议会党团负责人雷布金。各派力量围绕宪法制度的纷争，远没有烟消云散。

四、痛苦定痛，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过渡期

随着新宪法问世和新议会开始运转，组建新政府问题自然而然地提上俄罗斯政治日程。1994年1月10日，叶利钦颁布了关于俄罗斯联邦执行权力机关结构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政府副总理由9人减少至4人，其中两人同为第一副总理。政府各部由原来的30多减至23个。国家委员会和国家总局减至36个。机关工作人员减少约20%。

虽然此时已经有了新宪法和新议会，但新政府的组建并不顺利。1月16日，拟任政府总理的切尔诺梅尔金刚一发布组阁方案，就遭到第一副总理盖达尔的强烈反对。他坚持其激进改革立场，反对切氏的温和经济政策，拒绝接受第一副总理提名。另外一位副总理和一位部长，也做出了类似决定。新宪法刚刚通过，新的国家政权刚刚组建，民主派阵营首先分裂了。最后，叶利钦实际上是接受了温和改革派切尔诺梅尔金的主张，批准成立了一个事实上带有多党联合政府色彩的新内阁。

不过，叶利钦控制权力的欲望仍一如既往。为确保其支持者在新政府的优势地位，他竟抢在新政府成员名单公布之前，发布命令，宣布另一位著名民主派人物、人称“私有化大王”的丘拜斯继续担任副总理，不占新政府副总理名额，实际上是增加了副总理职数。而后，他又发布命令，宣布国防、内务、外交和对外情报局等要害部门为总统直属机构。此外，他直接管控着庞大的总统办公机构，拥有声威显赫的总统顾问班子，并且得到国防、安全、内务等强力部门的坚定支持，地位和权力还是相当巩固的。

此时，俄罗斯社会仍存在许多矛盾和分歧。但朝野上下痛定思痛，都在考虑如何避免新的政治对抗和冲突，如何防止社会和国家进一步分裂的问题。1994年2月23日，根据雷布金议长提议，国家杜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对1991年原苏联的“8•19”事件、1993年莫斯科的“5•1事件”和“十月事件”涉案者实施大赦，推动社会实现和解与和谐。对此，叶利钦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对总统权力的挑衅，多次派代表与杜马进行交涉，但没有奏效。议会上院领导人虽然声称下院此举越权，但明确表示不准备干预。联邦总检察长则公开宣布，他将无条件服从杜马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权衡利弊，最后同意实行大赦。

5天后，即1994年2月底，曾经组织武装对抗叶利钦的前议长哈斯布拉托夫、前副总统鲁茨科伊、马卡绍夫将军等人，连同1991年参与过“8•19事件”的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等一大批政治犯，走出监狱，回到社会。俄罗斯联邦从此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过渡期。直到1999年底叶利钦辞职，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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