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巴黎日记：解禁了，恶化了，大罢工又要开始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5月12日星期二 晴
法国解禁第二天。
打开电视，到处都是不遵守安全距离的外出人群，而且还都不戴口罩。在塞纳河沿岸，聚在一起野餐的人还喝着啤酒。圣心教堂前面的台阶上坐满了游人，同样不遵守安全距离和戴口罩。没有责任感的人是否应该享有自由，将成为未来西方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解禁之后，各种政治力量又立即活跃起来。黄马甲发起包围巴黎运动，就看这个周六会如何吧。另外法国总工会、法国工人民主联盟、法国联合工会、工人力量工会四大工会的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分会呼吁铁路工人5月18日在巴黎举行罢工。国家面对的危机仍在，这些政治力量就迫不及待显示力量了。当然从政治学上讲，这些团体都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
中国可以众志成诚抗击病毒，可以万众一心重启经济，力争挽回损失。西方则好像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法国经济连续三年频受打击：先是黄马甲运动，再是全民大罢工，随后就是新冠病毒。国家都折腾到这样了，还没折腾够吗？“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在西方真的是很难理解的。
今天法国疫情明显恶化：新增确诊再次超过1000例，新增死亡再次超过300人，养老院死亡接近1万。为此负责解封事宜的Castex先生在国会视频质询时已经提出只要需要，就重新封闭。
法国每日新增确诊人数情况（图/worldometers）
虽然趋势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数据的增加也和政府提高检测能力有关。但依据现有对病毒的有限认知，重新爆发是大概率事件。我有一个判断，法国政府应该清楚还不具备解封的条件，但在民意、资本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前解禁。当疫情重新爆发并造成更为严重的死亡时，政府将第二次封城，同时将会采取与中国一样的严格措施。
在西方这种制度下，只有民众明白了，一个问题才能真正的去解决。只是付出代价的也是民众。
不仅法国如此，美国也一样。今天特斯拉总裁马斯克指令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主厂复工，他表示自己将亲赴生产线，加入流水线旁职工们的行列。他还声明：“若要抓人，那我恳请只逮我一个。”过去马斯克不仅抨击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抗疫措施，现在更以行动发出挑战。
图片来源：马斯克推特
马斯克之所以敢藐视法律、不惜牺牲工人的生命，他的底气就来自于资本：马斯克威胁称，将不惜将特斯拉总部所在地从加州迁往得克萨斯州或内华达州。面对资本的压力，加州州长纽瑟姆（Gavin Newsom）已表示，有可能于下周就允许重新开工。弗里蒙特卫生局也试图平息事态。
试问，在今天中国，有可能发生一家公司这样公然违法、公然挑战司法权威、公然威胁政府、公然冒着牺牲工人生命风险也要开工的事件吗？这就是号称民主、人权、法治的美国？特斯拉在中国也有投资，马斯克敢在中国做同样的事情吗？说西方是资本主导的社会，中国是人民主导的社会还不服吗？
今天最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我刚看到马斯克的“壮举”，就又看到一位中国学者的“壮举”：一位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上书国家机构 ，要“政治转型”，实行“宪政”。难道他看不到疫情之下东西方的悬殊和令人心惊的差异吗？他看不到西方制度模式下资本的代表马斯克的嚣张吗？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民众未必对复杂高深的政治学理论感兴趣和能够理解，也未必明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含义和逻辑，但他们能对事实做出准确的判断。他们能明白这次疫情东西方的表现，也清楚谁才是以人为本，而这恰恰是那些学者所缺乏的。但西方疫情仍然日益严重是正在眼皮底下发生的事情，他们怎么就看不见呢？
早于法国解禁的德国，其疫情也在继续恶化：新增死亡116例，新增确诊接近1000。看来欧洲再度封城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今天收到市政府寄来的口罩。作为一名生活在这里的市民，当然会感到高兴，也会有感谢之情，甚至觉得政府有责任感，很亲民。但从政治学角度来看，结论会不一样。
口罩这事并不大，但真要给每一个市民发送，还是相当大的工作量，要耗费相当多的资源。但口罩是市民自己都可以很容易就做到的事情，药房、超市、烟草店、网上都能买到，并不是必须依赖政府。面对疫情这么严峻和重大的挑战，政府难道应该把宝贵的资源投入到这些普通人轻易就可以自我完成的事项吗？
以中国的标准，市政府的职责是对所有的进出道路进行管理，对所有外来人员进行健康检测。对市内所有小区进行封闭式管理，任何人出入都要有正当理由并有时间限制，比如一周内一家可以有一人外出购物。一旦一个小区出现确诊病例，整个小区就要封闭，同时政府负责必需生活用品的供应。对于鳏寡孤独老人，更是要特殊单独照顾。此外市政府要每天公布疫情情况，提醒大家不要前往有确诊病人的地方。今天武汉决定对全市展开全员核酸筛查工作，将老旧小区、居住密集小区和流动人口集中区域作为排查重点。
这些，才是疫情下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情，我所在的市政府一件都没有做。特别是我们都不知道是否有人感染，在哪个区域或者小区。我所有的区，环境安静，老年人居多，也是高危群体聚集区，也从未见市政府对他们采取什么特殊保护或支持措施。
或许有人认为国情不同，西方政府没有这么大的权限和能量。可是为什么西班牙一个小镇就和中国一样做到了？在西班牙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个小镇没有一人感染。
我所在的巴黎大区的小城，人口只有2万人，却有8个副市长！配备的力量不可谓不强，难道在疫情中就只能做做发发口罩的事情吗？
人口2万的小城，有8位副市长（作者供图）
上午过了高峰时段，出门体验了两站地铁。人不多，大家都按照贴的条保持距离而坐。我则直接站了两站，坐都没敢坐。转了几家商场，收款员是一定戴口罩的，但其他工作人员却未必。并不是所有的商场都设置了隔离玻璃窗。在一家甜点店，排队比较长，在店内可以保持安全距离，但在外面就很难了。
今日地铁上的情况（作者供图）
今天除了疫情，全球关注的大新闻还是与中美关系有关。
美国有17个共和党主政的州总检察长签署公开信，要求国会召开听证会，找出疫情真相——当然不是联邦政府失职和渎职的真相，而是要甩锅中国的所谓疫情真相，要追责中国。此公开信还欢迎民主党的州也一同加入。但事实却是，如果特朗普提前一周关闭学校和实行安全距离政策，就会减少60%的美国人死亡。
虽然人人都知道这些共和党人的目的是为了总统大选，也未必能影响主流精英——时代广场已经树起针对总统应对疫情缓慢的“特朗普死亡之钟”——却依然造成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紧张。
海内外自由派学者批评中国制度模式的一个理由，是认为中国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采取挑衅的政策，从而威胁世界和平和稳定。可是中国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外挑衅了吗？转移矛盾了吗？反倒是整个欧美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立即把矛头对准中国，掀起排山倒海般的舆论战。
特朗普一月和二月，不断公开赞扬中国的抗疫表现和努力，等到后来美国疫情爆发且愈演愈烈之时，就立即攻击中国，甚至一而再地编造谣言，还把给世卫的资金也中断了，直接威胁到全球抗疫。
这些学者们面对事实，怎么保持沉默了呢？
自疫情爆发后，中美双方的对抗也是一直在升级。现在就继续和大家分享中美对抗的原因，今天聚焦三大原因。
第一，中美对抗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实力。
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德博弈就把这个问题讲得非常透彻了。1905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困惑地向他的政府发问：“为什么英国人对德国一惯表现出不友好的态度？”从血缘关系上讲，德皇威廉二世是爱德华七世的侄子。为了回答国王的质疑，英国外交部顶尖德国问题专家克劳用了一年时间写出外交史上的杰作《克劳备忘录》，其中的结论是：“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其实力才至关重要”。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实力。如果今天中国停止发展，估计中美所有的冲突就消失了。如果说美国硬要认为中国有错，错就错在国家要发展要繁荣，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不少自由派学者指责中国放弃韬光养晦、过于展现实力，虽然中国相较于过去是有所作为。但放到全球来看，中国的外交还是相当克制的，更没有挑衅西方的利益。
反观俄罗斯，不仅成为西方口中“触及红线干预美国选举”的主谋，还创造二战后以武力改变领土境界的首例——吞并克里米亚，直接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对欧洲构成巨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此外，还直接出兵叙利亚，支持西方反对的阿萨德政权，一举逆转局势，让西方功败垂成。尽管如此，美国对俄罗斯没有发动贸易战，相反特朗普政府还一而再地努力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原因其实也不复杂，去年发表的兰德报告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俄罗斯是流氓国家，但不是对手。中国不是流氓国家，但是对手”，“俄罗斯可以被遏制，但中国不能”。
当然除了实力，在走向对立的具体过程中，既有美方的主动出手，也有中国的回应，更有一些偶然事件。
在双方的常规问题——如经济层面的贸易赤字、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反倾销、国企补贴等；国家安全问题如东海、南海、网络攻击以及主权问题台湾、西藏——之外，还出现了两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亚太转移，即美国宣布到2020年要把60%的军力部署到亚太。谁都知道这是针对中国。这期间还发生了美国借口朝鲜核试验而在韩国部署萨德的严重事件。
二是建立把中国排除在外的TPP。2015年10月，TPP初步达成后，奥巴马表示：“由于我们95%的潜在客户都居住在美国以外，我们不能允许中国那样的国家制订全球经济规则”。
第二个原因是世界秩序的变化。
国内著名学者达巍就认为，二战以后，西方建立起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冷战时，这种秩序只存在于西方内部，是这个体系的建立期。冷战后这个体系扩展为全球，是扩展期。但到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开始质疑这个体系，到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选出特朗普，标志着这个秩序进入松动期。
当西方这一秩序开始进入扩展期的时候，中美建交。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是要融入西方主导的这一体系，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中美签署建交公报后的三天，中国就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并非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对于美国而言，它要扩展这个体系，要把中国拉进来，获得战略（反苏）和经济利益（市场和投资），同时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一个要进，一个要拉，双方在战略上就有了契合点。所以这个阶段，不管发生什么事，中美关系总能恢复正常。
但现在，美国自己开始质疑这个体系，并要抛弃了。它一方面觉得经济层面自己是受损者，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走向西方所主观设想的发展方向。反而是中国想要维持这个体系。在这个战略层面，双方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第三则是美国国家特殊性和文化的因素。
美国是一个历史短暂的移民国家，既不是欧洲典型的民族国家，也不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那样的文明型国家。其国家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一是来自于价值观，二是来自于发展的机会，三是有外部敌人。
前两个因素相对比较虚幻，从政治上也难以衡量，特别是不能非常便利地被使用，于是外部敌人就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阿尔巴托夫告诫美国人说：“我们正在做一件对你们来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我们正在让你们失去敌人。”1994年美国有两位学者提出：冷战的结束“将会损害全国的凝聚力，种族和地区之间的分歧会随之露头，同时还会加剧阶级对立，更难于实现国内社会公正和福址”。1997年历史学家戴维·肯尼迪问道：“当一国的敌人均最终消失，使它的存在再不受威胁从而没有外部力量再激发它的活力时，它的国家特性会怎样呢？”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享廷顿曾引用查尔斯·克劳默斯的一句名言：“国家需要敌人。一个敌人没有了，会再找一个。”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应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已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已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放眼今天的世界，只有中国。
美国这种“一定要有外部敌人”的理念和文化，在全球来看是比较突出和特殊的。中国虽然也有“国无外患必有内忧”的意识，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由于长期都领先世界，特别在周边范围都是一国独大，我们对内的治理都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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