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 美国民主未来：法西斯主义？新进步主义？新社会主义？
【文/ 赵可金】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美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一方面，很多人对美国很熟悉，坊间不时有关于美国浓墨重彩的报道。另一方面，人们对美国的一些行为感到非常陌生，美国总是给人们以意外。
美国政治研究，是比较复杂的，按照主流的研究，美国政治是迄今为止人的理性所建构起来的最复杂的政治体系，是借鉴了历史上几乎所有在实践当中被证明是成功的政治精神的汇集。
但是，近年来，美国精神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或者说美国精神陷入了自己的困惑，表现为美国社会出现的“极化”趋势，社会共识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多年来的一个思考——民主的困惑。
民主的困惑是和美国精神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精神又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百年大变局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今天我把“民主的困惑”、“美国精神”和“百年大变局”三个关键词放在一块，看一看究竟怎样理解美国精神、怎样理解美国，以及怎样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大变局。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
一、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理解
“百年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概念，最近大家对此有很多的讨论。实际上，对“百年大变局”的理解，要回顾世界数千年的历史，从中看清楚“百年大变局”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
如果回到几千年的过去来看，整个人类文明的曙光是在公元前5000年到10000年的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发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地球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气侯变化，由于气侯变暖，雪线上升，带来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气侯条件的重大变化，使得人类从丛林中形成的“狩猎文明”进入到了“游牧文明”。
因为雪线上升使得冰雪融化，把欧亚大陆地势较高的土层，通过地表径流卷到一些地势低洼的地带，这样在地势比较高的高原形成了游牧的文明，在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就形成了刀耕火种或者是河流泛滥形成的农业文明。
此后，这种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互动博弈，就驱动了人类社会古典时代的历史，也正是在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整个世界开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人类文明史开启发轫。
最初，在古典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上的文明之间并没有多少的联系，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多样文明形式出现。《人类简史》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类从尼安德特人在地球各地进行迁移，和环境进行对话，最后形成了不同文明。关于人类起源有多种说法，但总体来说，在远古时代我们并不知道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们的视野是比较受局限的。
一直到公元1500年以前，人类社会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战略角逐的历史，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均表现为以游牧文明为主导的北方铁蹄南下中原，或狂飙西进，主导了1000年的历史。直到近代1500年来人类文明轴心才从陆地转向了海洋。欧洲大西洋由于出现了航海革命、工业革命成为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整个世界变成了由欧洲大西洋主导的格局。
20世纪中后期以后，世界变成了东方、西方、南方三个世界的版图，冷战之后整个世界更加碎片化了。此前的世界版图的颜色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冷战之后，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新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为国家的起起落落，族群跨境流动包括宗教的重新复兴，今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我的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正在经历世界舞台的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也就是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
在1500年之前，人类社会基本是由中华帝国和印度这种古老的文明古国长期引领世界格局。一直到150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在整个世界财富中的比重占到了50%以上。近代随着西方的崛起，从欧洲意大利、地中海、大西洋、跨大西洋，欧洲和美国占到了世界财富的七成以上，而且他们的势力扩散到了全世界。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50年前后，世界将重新回到由中国和印度引领世界的时代。
在近代500年来，我们实现了全世界从东方和南方向北方和西方进行崇拜、进行追随的时代，所以，我们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如果看近百年来的学术史，就会发现我们对学术史的贡献不大，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很惭愧的。但是再往前，1500年之前，与我们相比，西方的学术史也是很惭愧的。
2050年之后，整个人类可能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重新回到中国印度引领的时代。这种引领不仅在经济上，更是在政治上、文化上和文明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世界历史总问题的一部分，意义十分重大。这是近代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承担起向人类智慧挑战的新的责任。
二是人类正在经历全球发展动能的“新旧转换”。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施瓦布先生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驱动全球发展动能的新旧转换。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量子信息、虚拟现实、生物技术为代表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它所驱动的人类发展的动能主要靠这些新的所谓数字化、智能化的领域。
到现在为止，今天世界的金融资本主要还是集中在老动能上。但是一场革命已经开始了，我们要看在未来的三十年，谁将尽快地实现发展动能从老动能向新动能的转变？谁将是成为下一个百年或者几百年的引领者？新的经济发展动力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人工智能驱动的这场数字化和智能化的革命取决于三个因素，取决于计算力、算法和数据。从计算力、算法来讲，虽然中国和美国现在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在缩小。我们有比较优势，这一优势就是数据。很可能数据量的大小决定了未来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的主导权。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工智能主要取决于数据量的大小，机器为什么比人聪明呢？是因为机器像“贪吃蛇”，吃得越多，机器越聪明。像中国和印度这种天然的人口大国，数据量天然很大。一旦想在这个领域想推进，这些国家在这个领域积累的优势必然会释放。所以，从基础层到技术层，再到应用层，人工智能将从整个领域重构人类的产业规模、产业形态、商业形态和经济形态，这场新旧动能的转换将改变整个世界。
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和秩序的革命性变革驱动了国际秩序的“礼崩乐坏”，它有可能带来所谓“二次文艺复兴”。
第一次文艺复兴主要复兴了古希腊的精神和罗马的美德，美国现在延续的是“第四罗马”，第一罗马是西罗马，第二罗马是东罗马，俄罗斯自称为第三罗马，美国自称第四罗马，基本继承了西方的衣钵。
但西方的国家现在在亲手埋葬自己建立的全球秩序，所以我们看2020年新冠肺炎有可能发生世界秩序的重组，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以中国和印度这些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一种新的政治正当性，可能为人类未来确立一种新的选择。
所以在这样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有可能引发第三次大觉醒，或者从中国的思想谱系来说是第二次的百家争鸣。所以，今天是一个需要伟大思想，也是一个很可能能够产生伟大思想的时代。我们需要大家的认同觉醒，需要有独立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已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这个世界变小了，但问题变大了。在很多的领域，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回答，这个回答不仅需要中国回答，更需要全世界回答。然而美国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表现出了它的保守性。特别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作为一个“少年老成”的世界大国，在面临世界的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信用赤字、发展赤字时，表现出了保守性和不知所措。
所以，很多人说现在美国在衰落，但是我个人认为美国并没有衰落，如果仔细看近一两百年，直到现在美国的经济规模还在扩张，美国还是在向前走。但是，在它的躯体继续成长的过程中，它的精神在走向封闭。所以，我认为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国的困惑。
美国近两百年历史之所以走到今天，与它的制度强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们不必讳言美国的制度非常强大，但现在美国的这种制度已经被美国的利益集团、被游说团体所俘获，美国好像是一些人在世袭统治这个国家了。有几位美国学者通过回归和调查统计的研究显示，美国今天1700多项决策是由美国的1000多个亿万富翁所决定的。20世纪中期，托马斯·戴伊讲美国是由5000多个大亨所掌控的，今天更集中了，只有1000多个亿万富翁。所以，不管谁上台都是他们在掌控这个国家。美国的行政、立法和法院也都开始出现了极化，出现了这种“否决式”政体，效率非常低下的制度。所以，美国人说，自己的制度衰败了，这种衰败反映了它的困惑。
约翰·亚当斯 图自维基百科
二、非美国衰落，实民主困惑
每个胸怀理想的人到美国去都怀有一个“美国梦”。什么是美国梦呢？什么是美国精神呢？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说，“只要自由和独立的原则还在被奉行，就有美国的心脏在跳动。”美国人在哪里？只要世界上还有自由和独立的原则被奉行，那里就是美国人的天下。萨缪尔·亨廷顿则将它概括为“美国信条”和“美国特性”：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和宪政。
但是，美国是有自己的困惑的。当年我在复旦大学念书的时候，读过王沪宁先生的《美国反对美国》。他认为，美国有两种思想和两种力量，一个是个人的美国，一个是集体的美国。美国对政治的设计是保持最大限度的多样性，寻求最小限度的一致性，两种力量交汇到一块就是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它一方面无限地在张扬个性，同时它要有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是所有人在表达了意见之后达成的。在美国没有指导思想，只有一些共识的思想。所以，怎么能够把最大程度的多样性和最小限度的一致性结合起来，这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
2016年，美国迎来了一个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总统——特朗普。他当选以后，美国人对自己的民主产生了怀疑。很多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认为，选举结果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们看来不代表着美国梦的未来，但是他当选了。所以，各种各样的反思美国制度的学术研究观点就出现了。
美国式自由民主的困惑，首先来自于要民主还是要集权的困惑。20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现代极权主义威胁的“外部困惑”，成为民主面对的严峻挑战。此种“自由民主”对阵“专制”的政治现象被福山称之为“历史问题”，实质上不过是一种独特的“民主困惑”，亦即自由民主和集权专制哪一方才代表未来历史的方向。
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实践之间有一个张力，人们对于民主理想的这种纯洁的、天真的追求，和在民主实践中遇到的种种的困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表现为民主的实践总是不能满足民主理想的美好追求，这让美国人很痛苦。
其实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上，尤其是集体选择经济学上是有研究的，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很难统一，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到了集体中可能造成集体的非理性。尤其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所以法国的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这个群体在危机的打击下像一群小白鼠一样四散奔逃，在疫情的冲击下，大家不是一块去想着怎么战胜疫情，而是想着自己，最后集体很混乱。所以，民主的困惑也体现了人理性的困惑。
第二个困惑，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一内部困惑恰恰是当下美国式民主面临的根本问题所在。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问题并不是来自外部，而是美国社会内部。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追问也是“民主困惑”的一个表现。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开始日益侵烛民主的本质和基础。这是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在20世纪中后期遭遇的更深层次的自我困惑。究竟要什么样的民主？是要自由民主，还是要社会民主，还是要人民民主？美国人选择的是自由民主，但现在它的自由民主显然不能解决美国人的问题。
第三个困惑，是要民主，还是要金主。民主是纯粹由人来计票数算，还是由钱来说了算？是“人主”还是“钱主”“金主”，是人权政治还是金权政治？现在美国所有的政治候选人，从中央联邦的行政总统到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到地方各级大家都有两个主，一个是“民主”，需要拿到选民的足够选票，一个是“金主”，需要拿到捐赠人的足够“钞票”。
所以，现在有很多美国的思想家在困惑，美国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困惑说，美国是会衰落的，甚至美国衰落之后他们担心中国会取代美国，甚至从内心里讲，美国衰落了之后中国人会不会报复美国？从美国自身来讲，它看到现在美国各地的问题也无能为力，充满着失落感。所以今天美国在衰败，在困惑。
三、民主困惑的自我革新
“民主的困惑”与美国式自由民主相伴而生，美国在200多年的历史经验中也摸索岀了应对“民主的困惑”的若干经验。其中，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在面对制度领域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时，对美国政治制度做出调整、改革和创新。作为西方最发达的现代工业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美国在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成就之外，也曾经造就了一个腐败、无序与分裂的社会、一个弱肉强食的无政府世界，其社会问题一度极其严重。美国在历史上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也曾经面临社会矛盾、社会安全和社会分裂的严峻挑战，饱受批评、指责和质疑之苦。如果没有20纪初以来的制度变革，单凭制宪先贤们草拟的宪法和高度分权化的政治制度，美国是难以控制现代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蔓延的。
图自BBC
今天衰落的是美国的霸权，还是困惑中的民主？我的判断是，美国的霸权并没有衰落，美国是它的精神在困惑，它自己没有想清楚，一旦想清楚了它的霸权还会回归的。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庞大的军事机器，它对大宗商品的操控，它的美元霸权，它的科学技术等决定美国霸权的因素一个都没有事，但是美国在灵魂深处的精神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今天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精神的问题。
回顾美国精神的意思，不难发现，美国精神是双重的，是作为个体和集体的双重精神。所以美国的精神归根到底是对美国国族特性、国家特征和社会理想的探索，是“成为美国人”、“构建新美国”、“塑造新秩序”在逻辑上的展开。
在历史上，《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奠定了第一美国秩序——宪政的秩序。美国人一开始是通过《五月花号公约》、通过《独立宣言》、通过《宪法》和《权利法案》来界定美国的。美国《宪法》中提到，“每个人生来是平等的，都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捍卫这个权利，我们在此宣布，创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宪政的秩序是美国人用来反对欧洲王权暴政的，但一开始美国从思想上并没有脱离欧洲，美国人真正实现独立是南北战争之后的事情。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结束了半奴役半自由的状态，开创了一个第二美国的秩序——民主秩序。全体公民一直到二十年代才通过肯尼迪“现代化”实现了它的“民主化”改造。所以，真正的美国秩序是民主秩序。1900年前后，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开展，美国要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构建一个“进步主义”的国家。
20世纪以来，美国从进步秩序开始，美国才解决了福利问题，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被成为真正的美国精神运动，开创了第三美国秩序——进步秩序。从1900年到1960年，美国人通过“进步主义”实现了它的国家在世界舞台的中心牢固的站立起来，所以，我们在理解美国的时候要特别重视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可以说不了解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就不会了解美国。
从宏观来看，美国精神在两百年间经历了三个大转变。首先，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是从确立主权到维护人权的转变；其次，建立社会治理体系，从组织驱动向治理驱动转变；最后，确立全球治理体系，是从以民族为轴心向以网络为轴心转变。但是，这三个问题它都没有彻底完成。所以，美国的这种“否决式”政体到今天有没有建造民主升级版的可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去关注美国和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政治社会，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来观察。
近代以来，1500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到后工业社会，到今天的全球社会，经历了这四次大的跃升。通过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这三股浪潮驱动着社会前进，在社会前进的基础上，从原来的君主、贵族、农民三方同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主权，建立了共和，成就了一个劳动和资本共和的时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得非常清楚的。当然各个国家实现路径不一样，英国通过伟大革命，通过妥协的方式；法国通过大革命的方式，德国是通过改良的方式，美国是通过独立战争的方式，每个国家经历的路径有所差异，但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一致的。
20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通过民主和福利这两股力量又分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通过中产阶级和在这个社会讲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橄榄型社会来主导，似乎人类的梦想实现了。但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今天出现了全球权贵合一，中产阶级失败和大众抗争的时代。
所以，认识今天不能从左中右去认识，今天的世界是权贵和大众之间斗争的时代。中产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今天是这个社会受到压迫最大的、承担的责任最重的，所以中产阶级这种生活的苦难是这个时代的苦难。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多半都在中产阶级那儿。所以，中产阶级的身体和他的精神在分离，而它这种身体和精神的苦难，现有的制度又没有给它足够的保障。所以，今天西方的民主制度虽然外形没有变，但是制度精神已经变了，表现为民主的困惑、政治的极化、制度的僵局，说到底是人变了。
4月11日，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用来埋葬部分新冠死亡患者的哈特岛。图自新华社
步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制度中的“逻辑反叛”继续向纵深发展，从内外两个维度深刻地暴露出了美国政治制度内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只要这一制度性缺陷得不到解决，美国面临的“民主的困惑”就一直存在，甚至将越来越严重。
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主要体现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国有化和私有化的冲突，以及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冲突。首先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矛盾。尽管美国是一个寻求自由、民主和人权价值合法性合一的体制，但解决复杂问题所确立的却是合理性的体制，最终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合理性的一方背离了合法性的一方，最终表现为合理性政治力量与合法性政治力量的对决。
其次是国有化与私有化的冲突。在经济社会当中，整个的资源是完全由1000多个亿万富翁来主导，推动必要的国有化能够使资源在大众当中进行公平的分配，或者是再分配。
最后是本土和全球化的认同冲突，整个世界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时代，我们既有国家的身份，又有世界的身份，这两重公民身份的平衡之间产生了冲突。一个身体两只翅膀，我们既有自己国民的义务，又有世界的义务，既为中国人的梦想而奋斗，又要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但这两者中间是有矛盾的。尤其是遇到了新冠疫情以后，这个矛盾就立刻被大家所感知。我们怎么能够统筹“一体两翼”，这是时代的问题。
四、美国民主困惑的未来前景
未来美国民主的方向是什么？有三种情形：
第一种，制度闭锁，制度成“高压锅”，最终导致法西斯主义回归。压力之下，美国制度闭锁了、国门关闭了，退群、废约、筑墙、排外，最后所有的矛盾压在美国国内，在高压之下最终这个制度成为了一个“高压锅”，最终会带来法西斯主义道路。我想这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有美国学者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特勒？的确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种，制度调适，制度成“出气筒”，最终导致新进步主义兴起。制度通过调适、改革促成一场新的进步主义运动，现在的民主党人拜登带有这样一个方向。
第三种，制度突变，制度成“变压器”，最终导致新社会主义变革。这种可能性现在没有了，桑德斯现在已经退选了，所以这三种力量是今天美国民主困惑内部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核心的问题。
现在来看特朗普所代表的方向和拜登所代表的方向，要求美国人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将美国最先遇到的民主的困惑，无论是集权与民主的困惑，还是选择什么样民主的困惑，还是民主与“金主”之间的困惑，这是美国人今天制约他们重新寻找方向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是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问题，并不只是美国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进入全球化，久而久之它也会面临和美国同样的问题，就像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讲到，他说，“我今天看到的是英国和法国的问题，那些德国的老百姓们，读者们，你们也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这就是阁下将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困惑，实际上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着眼于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当我们的子孙们遇到同样的困惑时，能不能想出打破困惑、寻找方向的这样一个循环，能够带领人类走出新的一步，迈上新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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