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伟等：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一）-米思伟、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文/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

1651年，曾坦言“我和恐惧感是一对双胞胎”的颇有绅士风度的学者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推出了他的名著《利维坦》，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之一。在血腥的英国内战（指1642年至1651年期间在英国议会派与保皇派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观察者网注）时期，霍布斯曾逃往法国避难，而他在哲学层面最为关注的也是“人身安全”这个问题。

美国彭博新闻社总编辑米思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华盛顿记者阿德里安·伍尔徳里奇于2020年4月12日在美国彭博新闻网刊发评论文章：《西方应该在病毒面前醒来》。全文共分为三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他在书中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而又短暂的”，因为人们总是处于相互争斗之中（life in a state of nature was“solitary,poor,nasty,brutish and short”because people were always fighting）。因此，他主张所有公民都应订立契约把个人权利让渡给一位统治者，由这位统治者向大家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他是否能够履行该契约并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

霍布斯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是真正革命性的，因为当时英国的国王们（包括同样曾流亡巴黎的霍布斯的学生查理二世）仍然认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上帝。霍布斯曾经历过1665年至1666年期间肆虐伦敦的大瘟疫，1679年去世时终年91岁。在霍布斯看来，我们之所以与“利维坦”（原指《圣经》中一种威力无比的海兽，霍布斯以它指代君主专制政体国家——观察者网注）订立契约，是因为它能够确保我们的人身安全。

如果霍布斯今天仍然活着，他会更加相信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如今恐惧感正在全球四处蔓延，为了免于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我们愿意在基本权利上作出妥协，我们甚至愿意放弃个人行动自由每天待在家里。新冠疫情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重要性。政府不仅变得更加强大（相较之下可以去看看那些曾经不可一世、如今摇尾乞怜的大公司），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了：你的国家是否具备优质的医疗资源、高效的行政体系和强大的财政实力对于你来说可能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

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到了霍布斯的时代。在他写作《利维坦》时，中国（而非欧洲）的政府治理是全世界的榜样。当时的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有着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市（北京的人口总数当时已超过了100万），也有着全球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而且中国还具备当时最先进成熟的行政体系，在广袤国土上举行的严苛的科举考试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学者型官员（scholar-mandarins）。

相较之下，当时的欧洲仍然是一个由几大互相敌对的封建家族统治的地方，是一片血迹斑斑的战场。在当时的欧洲，官位要么由出身决定，要么像商品一样被公开售卖。随着历史的演进，欧洲诸多新出现的民族国家实现了对东方“中央王国”的赶超，原因在于这些民族国家都经历了一系列革命，其中一些革命由国家对立所引发，另一些革命则受到政治理念（尤其是霍布斯所主张的政治理念）的推动。在掌握了政府治理能力（尤其是借鉴了中国的文官制度）之后，西方实现了对世界长达400年的主导。

如今，西方的政府治理优势却已备受质疑。诸位读者完全可以扪心自问，此刻你在纽约、伦敦更有安全感，还是在新加坡、首尔更有安全感呢？在政府治理方面，亚洲正在赶超西方，一些较小的亚洲国家甚至已经完成了这种赶超。其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圈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非常重视政府治理，而西方却在这方面日益僵化且无动于衷。

西方的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相比在效率和活力方面差距极大。列宁曾指出：“有时数十年过去，这个世界波澜不惊；有时只是短短几周，一个新的时代却已开启”。眼下的新冠疫情便是这样一个能够让历史进程获得加速的事件。如果西方国家的政府能够创造性地应对这场危机，那么他们还有可能逆转数十年来不断衰落的趋势；如果在亚洲持续崛起的同时西方仍然犹豫不决，那么一个由东方主导的全新的世界秩序就将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见。

2014年，我们二人合写了一本关于国家的书，名为《第四次革命：重塑国家的全球竞赛》（The Fourth Revolution:The Global Race to Reinvent the State）。回首我们当年在书中阐述的观点（尤其是考虑到当下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表现），必须承认那本书中的内容是对错参半的。对的地方在于，我们指出政府治理是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government was a vital source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而西方在这方面已经落后；错的地方在于，我们当时认为，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将通过政府治理现代化、搁置一些琐碎的争议并效仿新加坡等更加精干高效的国家给予回应（western countries would respond to China’s rise by modernizing their governments, putting aside petty squabbles and copying leaner countries like Singapore）。

然而西方竟然毫无作为，如果说西方的确做了一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西方已经转向了所谓的“大政府民族主义”（big-government nationalism），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至于本该进行的改革，早已被人们抛诸脑后了。在欧洲大陆，情况也是如此，成功渡过了英国脱欧和欧元危机的欧盟在自身的改革方面同样无所作为。

此次新冠疫情是否能够推动上述局面发生改变呢？乍一看，情况并不那么乐观。无论你把目光投向哪一个西方国家，都会发现我们的“利维坦”已陷入于一个很糟糕的境地：低效的政府正在超负荷运转，许多政府行为都是在恐惧感的支配下做出的，而不是按照预案按部就班进行的；西方的医院正在以令人恐惧的速度达到其收治能力的上限，在纽约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医生们在戴着滑雪镜而不是医用护目镜拯救生命，而身上套着肥大垃圾袋的护士们没有防护服可穿；欧盟浪费了大量时间去讨论该如何应对当前的经济困境，结果如往常一样，欧洲央行还是拿出了印钞票的老办法去解决问题；在匈牙利和波兰，专制的领导人正在试图攫取更多权力；只有提高病毒检测能力才能够发现所有感染者，然而在整个西方世界，检测能力都是严重不足的。

不过当我们把镜头拉近并观察当前局势的一些细节时，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些积极的现象。诸如丹麦这样具备反思能力的国家以及德国等有着长久良政传统的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时不但比美国、意大利这些表现糟糕的西方国家更加出色，而且也比中国那种缺乏透明度的专制国家更胜一筹。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虽然令我们感到有些焦头烂额，不过令人激动的创新成果已在各领域不断涌现。西方拥有技术实力、管理知识和自由传统，这些优势能够使我们的国家获得重塑（the West possesses the technology, the managerial expertise and the liberal tradition to reinvent the state）。如今新冠病毒的致命威胁就在面前，这使得我们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去重塑我们的国家。其实在西方历史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当你回顾历史，会发现西方曾经历至少三次重大的政府治理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是在新思想、新技术乃至新威胁（new ideas, new technology and new threats）的驱动下进行的。

第一次革命是竞争性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creation of the competitive nation state），霍布斯的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就在欧洲大陆上各君主制国家为了地位互相争斗的同时，他们在国内也在采取措施以规范各大封建贵族们。这是欧洲大陆上发生的一场以控制权为目标的斗争，其结果是西方的政府治理获得了极大推动：欧洲的君主们掌握了技术创新成果（尤其是舰船和武器制造技术），并因此大大增加了自己在战争中生存的机会。当火药最初在中国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中国人用它去制造烟花，而当欧洲人获得火药之后，他们却用这种新的技术发明去互相杀戮。当然，后来中国人也是败在了掌握了火药技术的欧洲人手下。

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国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思想家当时主张：应终结不道德的君主特权并由自由主义高效的政府治理取而代之（corrupt monarchical privilege should give way to liberal efficiency）。

铁路以及后来出现的电报等新技术使得国家在运输、通讯等领域大大提高了效率，而英国自由主义者的高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来自各种税赋的总收入从1816年的略低于8000万英镑下降到了1846年不到6000万英镑的水平。为了弥补上述亏空，自由主义者们毫不留情地取消了许多闲职、开除了许多不能胜任工作的人、向有德能的人开放了公务员岗位并消灭了军队中长期存在的买官卖官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英国人仍在使用那个维多利亚时代里修建的学校、医院和下水道系统。一个岛国规模不大的政府通过攻伐、诱骗和殖民等手段竟然能够成功占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土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如当时的自由党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曾认为，一个小政府也是能够做成许多事情的（it was perfectly possible to make government more useful and smaller at the same time）。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今天的西方已经失去了这一信念。

第三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为今天西方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s）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次政府治理革命中，“安全”（security）成为了关键词，不过这个“安全”并非战争、瘟疫所涉及的“人身安全”，而是指与社会顽疾、个人不幸以及不平等现象等概念相对立的“安全”（security against maladies, misfortunes and inequalities）。甚至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指1964年约翰逊总统发表演说宣称：“美国不仅有机会走向一个富裕和强大地社会，而且有机会走向一个伟大的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立法400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到了新的高峰——观察者网注），以及欧洲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被视为这次政府治理革命的后续影响。

不过在100多年前这次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其推动力量仍然是今天的我们十分熟悉的一种组合：新技术（工业化大生产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生产生活的电气化）、新思想（即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左派”观点，其中最激进的如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不过在西方影响力更大的要数锡德尼·维伯及其夫人比阿特里斯·维伯等费边主义学者的观点）和新的威胁力量的出现（如刚刚统一不久雄心勃勃的德国）。其实，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等更加保守的人物就认为，大众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对于现代福利国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曾在一战时期担任英国首相的大卫·劳合·乔治也指出：“你不可能靠三流的国民去打造出一个一流的国家”。

其实，即便在上世纪60年代，许多西方人仍然相信政府能够为社会大众带来福祉：当时的美国政府正在忙于登月（他们的确成功做到了），而欧洲国家的政府则在忙于战后重建。当时的人们都很信任专家，认为他们在问题面前是无往不利的。不过在越战（正是美国最优秀、最智慧的人物发动了这场战争）和能源危机之后，西方人对政府的信任感开始逐渐崩塌了。

此后，西方国家的决策者们开始逐渐转向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相信市场（而非开明官僚体系）的力量，他们一直主张一种观点：社会大众向政府让渡了太多个人自由权利，而以此换得的好处却少得可怜。

在上世纪80年代，此类新自由主义观点引发了半场革命（a half-revolution），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向福利国家发起挑战。我们的“利维坦”于是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而政府也开始推行减税措施。不过，我们今天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利维坦”当时只是暂时停下来消化一下腹中的积食，它并非真地在节食减肥（Leviathan was simply pausing to digest rather than going on a diet）。在今天的西方，政府消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上世纪之初，这个比例仅为10%。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在大西洋两岸都已遭遇严重困境：在美国加州，理发师需要有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进入这个行业；而在欧盟，布鲁塞尔就像蜘蛛网上的一只飞虫，已经被僵化的官僚作风搞得动弹不得。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性情暴躁、无人爱惜的矛盾体。向国家交税的人认为国家向社会索取的太多，而依靠国家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又认为国家为自己做的太少。国家向社会承诺的越多，它自身就越不堪重负，而它越不堪重负，我们就越充满怨言。当国家对某个领域实施严格监管时，我们会抱怨；而当国家固执己见不知变通任由情况恶化时，我们的抱怨声就会更大。在英国，国有经济与活跃的私营经济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宽——英国国有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在1999年到2010年期间下降了1%，而同期英国私营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却提高了14%。

与此同时，西方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已经失去了初心。最初的费边主义者主张大政府（a big state），而且认为大政府应该让教师们承担起对学生的严格考核监督之责，然而如今美国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等左派人士却与教师工会（而不是那些上不起学的穷人）站在了一起。今天右派的政治人物也背叛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理想，这些人表面上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用本来属于政府的钱向华尔街输送利益。以所谓的“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为例，它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政府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一种补贴。如果共和党人真地喜欢“小政府”，那么他们大可以带着他们的“附带权益”一起去刚果定居。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12日美国彭博新闻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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