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西方自由主义的深层理论陷阱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恶化，许多州和市发出了“封锁令”与“居家令”。在其它很多国家中，疫情也在蔓延恶化。

仅仅两个多月，疫情如此快速蔓延，使世界震惊、焦虑、挣扎，思索……

新冠疫情挑战着人类的健康，也挑战着人类的社会制度和观念理论。在这场挑战中，自由主义首当其冲，从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到支撑自由主义的深层理论，都受到了挑战。

本文主要谈论的是西方的“自由”，与中国核心价值观的“自由”并不相同。它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核心观念，是西方的骄傲，被视为永恒的普世价值。但当新冠疫情在世界蔓延之后，这个观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一、二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中国采取了“限制外出”“强制隔离”等等的管控措施，西方政府和媒体立刻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指责这些措施是“违反个人自由权利”。

当二、三月份新冠疫情在西方爆发之后，西方政府开始变化，自己也逐步推行中国式的管控措施，因为他们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看到还是这些中国曾使用的措施行之有效。但是，西方很多民众却继续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指责政府的这些措施“违反个人自由权利”。很多民众还身体力行继续实践着自己的个人自由权利：自由外出、自由聚会……

西方媒体也出现了变化，虽然不少仍固守自由主义，但有的也开始质疑“自由”。譬如《纽约时报》刊登了著名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世界正面临新的纪年法，新冠元年前和新冠元年后》（观察者网已翻译刊登该文），文中指出：“严厉社会”实行严厉限制自由的规定来约束社会行为，结果显示这些“严厉社会”能够更好地应对灾难，“只有严格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

他批评了“松散社会”，认为这些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但在应对灾难时表现不佳，结果使社会经济受损，最终使大众的钱袋子遭殃。他呼吁美国要从“宽松”变为“严厉”，要对“宽松”的程序设定作出巨大修改。“越是让我们的文化变严厉，越是让人们的钱袋子变宽松，我们的社会在‘新元后’才会变得越强大、越友好。”他希望这场疫情大流行能够“彻底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

在疫情之中，批评自由主义的声音在不少国家出现，但很多批评是情绪化的抱怨、缺乏理性分析，即使有些批评含有理性分析，也仅仅停留在“改变宽松程序”方面，并没有触及自由主义深层理论的问题。

要想真正认识自由主义造成的危害，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的分析批评上，而需要深入其理论的源头。只有在源头，才可以发现其理论的缺陷，以及给后来的实践埋下的地雷、挖下的陷阱。

寻找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朔到早期启蒙运动时代，那时产生了一个非常动听的理论表述：“人生而自由”。自由主义的鼻祖、英国哲学家洛克对这个理论进行了逻辑论证：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造出的人是自由的，这是自然状态，因此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这种自然权利是生而具有的，是不可剥夺的（关于“人生而自由”的论证，可参看洛克的《政府论》）。但这些只是逻辑论证，不是实证的理论结论。“上帝造人”“自由是自然状态”，都是没有经过实证检验的命题，洛克只是通过逻辑推衍，导出了“人生而自由”的结论。

洛克，图片来源：wiki

这个没有实证基础的“人生而自由”结论，却被冠上了神圣的真理光环，被后来的很多重要文献所引用，成为三百多年来无需检验的真理。美国的《独立宣言》引用了，宣称“自由”是“秉造物主之赐”、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还特别声称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也引用了，当首第一条就是“人人生而自由”。

“人生而自由”这个没有实证支撑的结论被推崇到神圣的高度，在这基础空虚的高度上，自由主义构建了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为宗旨的一系列制度举措。在实践这些制度举措的时候，一个问题暴露出来：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与保障实行此制度的社会共同体的群体利益，会产生矛盾。

这次疫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保障个人自由权利不被限制，结果个人自由活动造成了疫情恶化，导致社会经济受损；而社会经济受损限制了社会发展，使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自由受到损害。群体的发展“自由”，与个体的活动“自由”，呈现了相矛盾的现实，疫情中的“个人自由”损害了“群体自由”。

“群体自由”是和“个人自由”相关却不相同的自由概念。西方自由主义从个人主义的个体本位出发，只强调个人自由，无视群体自由，因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

要想对“自由”，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有更深刻的认识，应该跳出“个人自由”的狭隘局限，要从“个人自由”和“群体自由”的双重角度来进行分析。

人是“生而自由”的吗？

要回答人是否“生而自由”这个问题，可以通过比较人与其它动物，来获得实证性结论。

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比大多数动物“生而”更不自由。因为人在出生之后，在行动和饮食方面都不能自理，都没有自由，相对而言，很多动物出生后的行动自由和饮食自由要比人类的婴儿大得多。从个体看，鱼类出生后就能够自己觅食、自由游动；幼鸟需要亲代喂食、需要学习飞行，比幼鱼的自由时间迟一些，但也比人类能够更早地自由觅食、自由飞翔。很多哺乳动物在行动方面，比鸟类更早获得自由，有的出生不久就能跑，但在饮食方面因为喝母乳受到更多限制。而人类，也受到了同样的饮食不自由限制；在行动方面，初生婴儿完全不能站立，一年后才能摇摇晃晃地、由大人牵着手“不自由”地移动。

除了和动物相比所表现出来的行动和饮食的不自由，人还在其它方面展现了“生而不自由”的特性。

第一是生存的不自由。人出生之后是完全不能自立生存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婴儿时期，到少年时即使能够自己做饭，基本还不能自己种地产粮或者赚钱买食物。

动物界也有不少群居动物，它们的个体也难以独立生存，但人类社会还有其特殊性。社会正变得越来越复杂，人能够就业生产的年龄越来越迟，需要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人能够自立生存的时间就越来越晚。在现代发达的社会中，人的生存水平和教育程度紧紧挂钩，总体而言，教育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和生存水平。

而根据福柯的理论，现代学校是现代权力实行思想控制的工具，教育可以使人变得更加“正常化”“标准化”。人只有被“正常化”“标准化”了，才能在社会上找到正常、标准的工作，才能在社会中生存。这种生存，并非是真正的自由生存，而是丧失了自由的“正常化”“标准化”的生存。不过，“正常化”“标准化”也使社会能够正常、标准地运作，为社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机会。（关于正常化、教育、权力、知识、等级制监视等的论述，可参考福柯的《纪律与惩罚》、《权力/知识》等著作。）

第二是发展的不自由。这种不自由突出地表现在人格发展方面。幼年是人最不自由的时期，但幼年又是人格形成的极重要阶段。发展心理学非常重视幼年经验对人的终身影响，许多研究证实了幼年经验在塑造人格方面扮演的举足轻重角色。

幼年和青年时期是人的重要学习阶段，记忆力强，但理解力并非很强。记忆力强而理解力不强的学习能力，使人能够高效率地模仿别人的行为，而不花费时间进行独立自由的理解。人在高效模仿关键期，不可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塑造出了自己的人格。人格最可塑的时期，正是人最不自由的时期，必须模仿接受社会认可的行为模式，认同社会的习俗价值，把自己塑造成社会的一员，让自己融入社会。这使个人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格发展的自由，却给社会增加了教化的力量，使群体能更有效率地教化出被社会、文化、传统认可的成员来。

第三是语言的不自由。人可以有言论自由，但没有语言自由，人很难自由创造语言，即使有也只在极小范围流传，绝大多数人只能使用已经存在的语言，个别新词的流传也要由群体接纳，个体“自由”使用无人认可的语言，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语言人类学提出了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原理，认为不同的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形式会影响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人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不同。

譬如在社会关系的概念方面，熟悉中英文的人都知道，中文有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夫等等的称谓，以区分不同的亲属关系；英文只有uncle一字，不对这些亲属关系作细致的分类。中文的细致分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亲属礼教关系，可以使人形成不同的亲属类别的概念，认同与此相关的礼教。传统礼教通过语言潜移默化人的行为，语言扮演了无形规范者的重要角色。

图片来源：搜狗百科

语言词汇负载着群体的文化结构，只要使用一种语言，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套上这个语言的结构枷锁，同时却也得到了群体文化积累的知识遗产。通过语言，人可以轻易地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经验，而不必自己再从头摸索。语言的出现是人类进化的一大飞跃，给人套上了枷锁，也给人插上了翅膀。

第四是思想的不自由。当语言给人套上枷锁的时候，也给思想缚上了锁链，因为思想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语言负载的结构、意识、概念等等，都会通过这条锁链引导思维、影响思想。当然，这锁链并非是刚性的，它不会像刚性的铸模，把人的思想都铸得一丝不差。这是一条弹性的锁链，人可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同时也要受到社会的影响，受到外在观念的诱导。社会的影响诱导并不能硬性规定人的思想，它们只是撒开了一张软软的弹性罗网，人的思路可以在其间游动，这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但“人生而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却完全没有表达出这不自由的一面，而是片面夸大了自由的一面。

行动的不自由，饮食的不自由，生存的不自由，发展的不自由，语言的不自由，思想的不自由……这些都是人“生而”面临的不自由。虽然，人对这些不自由已经习以为常，而且其中的一些不自由还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好处，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实证事例都显示了一个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人生而不自由。这是实证的结论。

人类的“群体自由”

实证显示，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生而不自由。但如果从群体自由的角度来看，人的“群体自由”，或者说“人类自由”，却是和“个人自由”很不相同。

如果拿人类和其他动物作“群体自由”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作为个体，人比动物更不自由，但是作为人类的整体，人类要比动物自由得多。譬如，人不能像鸟那样自由地飞翔，但人乘了飞机就能比鸟飞得更高、更远、更自由，飞机是人类群体的产物，是群体获得的群体自由。

人类群体自由的概念所表达的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自由能力。上面讨论的人必须面临的行动、饮食、生存、发展、语言、思想等等的不自由，都是指个人的不自由，是从个人自由的角度来分析审视的。若从人类群体自由的角度来分析审视，结论则会很不一样。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不断改善的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人类在这些方面的不自由大大地降低了，人类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

在行动方面，人类创造了各种交通工具，可以不断地突破速度的限制约束，可以不断地挺进未知的地域和空间。在饮食方面，人类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进步，使人类具有了食物的安全保障。人类创造的营养科技，更是进一步改善了人类食品的质量，使人能够更加健康，从而获得了更多有益于发展的自由机会。

在生存方面，生产和科技的进步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全面生存能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生存自由。人类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和瘟疫疾病的伤害，使生存寿命延长了很多，便有了更多的自由生存时间。人类生存的自由不仅表现在生存时间上的数量增加，而且反映在生存质量上的改善。物质的丰富和医药的发展，使人可以从饥饿、病痛、寒冷、酷热的制约中解放出来。

在语言方面，人类创造了数学语言、音乐语言、电脑语言等大量崭新的语言，这些语言赋予人更多的表达能力、分析能力，使人能够进入新的精神领域和知识疆界。

在发展方面，人类获得的自由更是空前的。生物的发展受自然选择的控制，人类的发展，也曾经在自然选择的控制之下。但人类早就开始驯化动植物，进行人工选择，如今人类破解了基因的密码，自然选择的禁锢就出现了更大的裂痕。人类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改造农林产品，也可以利用基因工程技术治疗疾病。

人类的这些“群体自由”是如何获得的呢？人类的群体自由能力和群体中的个人自由有什么关系呢？西方自由主义虽然没有使用“群体自由”这个概念，但对如何获得这些人类的自由能力，却从自由主义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保障了个人自由，才保障了个人能够自由地进行创新，而个人自由的创新，使群体获得了各种新技术，获得了群体自由的能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很不全面。因为很多的群体自由能力，除了需要个人自由的创新，还需要群体的合作和纪律的调控。

从历史上看，当个人有较大自由的时候，人的创新潜力往往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譬如，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个人自由少，创新的思想就较少出现，即使出现了哥白尼、伽利略等的创新理论，也遭到了封杀。但是，当一个创新的理论出现之后，要把它转化成能够实际应用的群体自由能力，则需要群体凝聚的努力。

譬如，应用力学理论来生产汽车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要在有严格纪律控制的现代化工厂中完成的。福柯描述的等级制监视、标准化正常化管理等等现代权力对人控制的方法，在现代化工厂中是极为通用的。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不需要这样的控制方法，小农可以无组织、无纪律地自由散慢，但现代化的大生产则需要组织、需要纪律。现代化工厂生产了“群体自由”的产品，但现代化的生产过程却压抑了个人自由，甚至还会使人异化，丧失自我。

通过创新产品来增加群体的自由能力，是既需要鼓励个人自由，又需要压抑个人自由的，因为无论是在理论研发的阶段，还是在应用生产的阶段，个人自由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譬如在研发的时候，个人自由带来的创新固然举足轻重，但很多时候，特别是当代科学发展，都需要团队合作，需要组织纪律。又譬如在应用生产的时候，控制个人自由的管理制度固然是关键，但如果有人能超出常规、做出革新，则会大大促进生产。

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发达，新的群体自由的产品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所需要的创新和合作也会越来越复杂，从而个人自由和人类自由之间的关系就会相应发展得更加错综复杂。（关于自由的论述请参阅尹伊文：《幸福与GDP》（2019）、《美好政治——对自由、民主、市场的反省》（将出版）。）

“平衡点”与政治经济制度

由于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有着复杂而不断变化的关系，选择一个最佳的个人自由与群体自由之间的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平衡点选择得好，这个社会就能够获得好的发展，选择得不好，就会发展得不好。而且，最佳平衡点不是恒定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最佳点也会变化。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发展，就展现了这样的变化。

启蒙运动崇尚个人自由，把平衡点从中世纪的强调社会凝聚、束缚个人自由的一端，推向了现代社会的强调个人自由的一端，使个人能够更自由地创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平衡点移动是和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关的、相适的，因而能够促进社会发展，使社会获得更多的群体自由能力。

欧洲在进入启蒙运动时的生产力特点是，经过了中世纪的长期凝聚积累，生产力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出现了许多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城市，还形成了大学等学术机构。社会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创新。那时用于创新的手段，是只需要个人自由就可以操作、使用的。譬如，伽利略可以自己动手制造望远镜来观察天体；牛顿可以通过个人直接的观察演算，在个别精英学者的前期铺垫下，就能创新出新的物理理论。这些理论创新，对现代社会发展贡献极大，为现代社会带来了很多群体自由。

但在接踵而至的现代社会发展中，生产力又出现了很多新特点，个人自由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伴随着个人自由创新带来的群体自由能力的发展，许多新出现的群体自由能力产生了对凝聚合作的强大需求，譬如射电望远镜、哈勃空间望远镜、现代粒子加速器，都是极为复杂的合作产品。现代的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已不再简单沿用伽利略和牛顿的方法，而是需要团队合作来开展研究。在社会的发展运动中，在生产力的不断变更中，平衡点需要不断调整，而不能固定在一个定点上，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天眼”这样的大工程需要大量科研与工程人员的协作，图片来源：新华网

生物的进化显示，突变的基因给进化提供了机会，不过，基因突变也可能造成癌细胞。如何才能使社会获得进化的自由能力、却又不被自由的癌细胞所毁灭呢？当一个社会过度禁锢个人自由，会使社会丧失发明创新的动力；但当一个国家过度纵容个人自由，会使癌细胞泛滥腐蚀国家的凝聚力。一个良好的、能够不断进化的社会，应该具有一种体制，可以在基因突变和群体凝聚这一对矛盾的两极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使创新力和凝聚力能够得以兼顾。

如何调整和掌握平衡点，是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考验。能够调整掌握好平衡点的国家和社会，就能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显现优势。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平衡点，有的较佳，有的较差，在全球化的生存竞争中，它们显现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的国家，其体制是能够把握好这个平衡点的。

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能够把握好平衡点呢？

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者将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视为最佳体制，忽视了“平衡点”的概念，坚称“民主”和“市场”能够带来最佳的社会发展。从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现实来看，很多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的确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成为全球生存竞争中的胜出者。这个历史事实，使自由主义者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也使自由主义的信念被很多人所接受。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更是让自由主义者把自己的信念推上“历史终结”的顶峰。

但是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发展，却并非如自由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尤其是这次新冠疫情，更让自由主义的实践陷入灾难，让自由主义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毕竟，三百年只是人类历史中的一小段，断言自由主义最佳，未免太过急切。

回顾三百多年来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的几个核心观念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可以看到其理论中的几个误区。其表现并非一直都差，当然也不是一概都好。其误区有时并不明显，有时表面看上去很好，却埋藏着陷阱。本文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观念“自由”，我们可以看到，个人自由在某个阶段对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其“人生而自由”的误区却埋下了陷阱，而其对“群体自由”的忽视则显现了理论的缺陷。

自由主义的另外两个核心观念“民主”和“市场”，也有和“自由”相似的问题。它们在某个阶段对社会发展作出过贡献，但也都存在误区陷阱，而其理论也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对这两个核心观念的分析和探讨，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一展开。在展开的过程中，可以从“民主”与“市场”的角度，来更为全面地回答“平衡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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