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孟源：我的抗击新冠经验，在美国太不容易了
周日（美国当地时间4月27日）
大约一周前，我开始有了一些很温和的呼吸道感染症状，包括一点流鼻水、打喷嚏和喉咙痒。我知道自己对花粉热并非免疫，所以也没有在意，随口在电话里和妈妈提了，结果其后妈妈每天都打电话来确认我没有消失到急诊病房去。
与其同时，儿子也抱怨脚趾头痛，我想大概是虫咬或趾甲缝感染，擦过日常用的药膏就忘了。昨天他又谈起这事，我一看觉得很奇怪，现在是两个脚趾头一起肿痛，偏偏还不是紧邻的。到网上搜索信息之后，大吃一惊，他的症状和所谓的“COVID Toes”（新冠脚趾，参见https://www.prevention.com/health/a32237221/coronavirus-symptom-covid-toes/）一模一样；这是部分年轻人得了新冠之后的唯一病征。
过去两个月，我是自我隔离的模范生，只在每10-14天戴着N95口罩出门买菜一次，其余时间都宅在家里。儿子也同意足不出户，不过问题是我管不到他的女朋友，结果她还是每两天来一次；我除了送给她几个口罩之外，也别无他法。今天问了她，发现她更早也有同样的脚趾头肿痛，不过已经好了。
不论如何，我现在也开始有一点痰，于是就想到要做检测。这倒不是为了解决主观的心理焦虑（或许是年纪太大了，一点焦虑也没有，我一直跟小孩说，我在防疫上担心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他一辈子的自责），而是在客观上决定未来防护隔离的方向；如果真的得了新冠，那么事后也可以因为体内已经有抗体而改采不同的行为模式。我在镇政府和CDC的网站回答了问卷，发现1）只要不是病入膏肓，美国政府就建议在家自行疗养；2）如果个人非要检测不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那就只能等明天周一，再试着联络医生吧。
周一（4月27日）
中午试图和我的家庭医生联络，电话被诊所的接待员转接给护士。她听完我的描述，然后很简单地回答说必须有高烧和咳嗽才会提供检测。这完全在意料之中。
我到网络上又找了找，发现的确有营利性的检测服务，每周在康州西南部巡回一轮。不过这种美国特色的私营服务，一般是在民众惊恐环境下，急就章赶出一个样子，只为尽快多赚钱：不但常常借机敲诈（早有报导确证如此，其中一个花样是在同意书中埋下加入其他“服务”的空间，例如流感检测，事后再送来天价的账单），而且幕后的技术和器材可疑，各种偷工减料在所难免，甚至有根本不做检测，随机印个结果骗保险金的几个案例，这还只算已经被报警揭发上了媒体的。
这个巡回检测要到周末才会来我的镇上。我对营利性医疗体系有很深的疑虑，这种根本无法辨别服务质量的情况更加让人望而生畏。儿子的新冠脚趾今天好了，我的症状也依旧很轻，看来只能接受护士的建议，除非突然恶化，否则就继续迷迷糊糊地自我隔离下去。
不论是怎么样的国家社会体制，都会有非富即贵的特权阶级；除了这些特权精英之外，一般的老百姓必然只能接受批量化的公共服务。而判断一个体制好坏的依据，正在于这些批量化公共服务的质量。美国得天独厚，在极佳的地理环境里，还在20世纪一连遇上三场让所有竞争者精疲力竭的全球性战争，累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财富资源；而从老罗斯福、威尔逊到小罗斯福的几个理想和能力兼具的领导人（虽然威尔逊得了西班牙流感，其后始终没有完全康复，以致在一战后的国际谈判桌上被英法占了便宜），又没有辜负这些天时地利，建立了能将财富转化为高素质服务的政府机器，这才是美国在二战后软实力的真正根基。像是载人登月这样在全球立威的壮举，所表达的实际上也正是其背后所需的财力、人力、物力能被高效动员的总体国力。
然而正如我一再解释过的，美国的资本家对一个不让他们为所欲为的强盛国家没有兴趣，所以在过去40多年，彻底地扭曲颠覆了美国的思想、学术、舆论、宗教、政治和社会体系。他们的目的在于独占经济发展和全球掠夺的果实，但是能提供高效服务的政府机器就像健全的人体免疫系统一样，自然会是寄生物的潜在绊脚石，必须优先排除。
2005年的Katrina飓风，已经揭露过一次资本家将美国官僚系统缴械的成果，这次全球性的疫情提供了更加明显的对比。英语系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出于利益、惯性和国际财阀的操弄，或许可以暂时忽略这个被公开揭露的事实，但是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必然能够正确理解其中的讯息。这对国际态势所产生的心理效应，甚至强于我去年讨论过的新版载人登月计划，所以不论短期内美国主导的反中联盟有什么小动作、小输赢，霸权转移的历史巨轮已经在加速运转了。
周一晚上（4月28日）
刚刚查看了电邮信箱，有不少朋友问候，而且想要寄药给我，博文下也有关心的读者，我就不一一回答，在此一并致谢。
我的症状很轻微，近十天下来也没有怎么恶化，未来几天应该就能完全康复，所以不想麻烦大家，好意我都心领了。
客观来分析，我觉得自己得了新冠的机率大约是80%，从现在会忽然恶化成急性肺炎的机率则远远低于1%。年轻时学开飞机和驾车，都曾经有过死里逃生的经验，这种极小机率的生命危险实在不值得担心。
我真正叮嘱儿子注意关照的，反而是突发性的心脏病和中风。纽约警察局的统计资料，发现过去一个多月里在自宅内突然死亡的人数比去年高出4倍，绝大部分死于心脏病和中风，而且青壮年不在少数。这是因为新冠病毒靠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酵素来锁定新寄主，而ACE2除了在肺细胞常见之外，血管内壁也有。如果病毒侵入了血液循环系统，开始破坏血管内壁，就会引发凝血反应，一旦血块进入冠状动脉或脑血管，就会有急性的健康问题。
这样的病例，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接受病毒检测，是隐性的新冠死亡；而且不像急性肺炎以危害免疫力衰弱的老年人为主，其他人也有危险。我个人特别不乐意中风后半死不活，所以嘱咐小孩要视情况尽早送医。
周二早晨（4月29日）
刚刚去《Daily Mail》浏览新闻；这原本是一家针对英国家庭主妇的报社，但是在脱欧浪潮兴起之后，越来越偏右翼民粹，现在它的读者留言栏已经是我关注美英澳红脖子“精英”（亦即还有阅读新闻能力的那一部分人）意见的风向标。今天的头条说特朗普将向中国要求1600亿美元的新冠赔款（参见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263729/Trump-says-bill-China-substantial-money-coronavirus-damage.html）；我依据经验预判，留言栏会是一面倒的仇中谩骂。
没想到进去一看，排名靠前的留言全都是骂特朗普的，包括要求美国人民有权向特朗普求偿。这应该是特朗普几天前建议美国人注射清洁剂来治疗新冠，终于让一部分红脖子也从四年的迷梦里觉醒了。所以如果本周进行大选，特朗普必败无疑。但是共和党还有半年时间，即使要为拜登安排几十个新丑闻也绰绰有余，我们还有很多好戏可看。
周二晚上（4月29日）
今天找到一些最新的新冠研究报告，对ACE2和免疫系统以及血管内皮（Endothelium）之间的交互作用，有了更全面的了解。ACE2是负责把Angiotensin II转化为Angiotensin 1-7的酵素；Angiotensin（血管紧张素）是人体内调节血管张缩和免疫活动的一系列激素，其中II型加强血管收缩和氧化活性等等，1-7型则刚好相反。
新冠攻击ACE2之后，Angiotensin II浓度大幅增高，副作用之一就是血栓形成（Thrombosis），这是脚趾头淤血肿胀的起因，也是新冠引发心脏病和中风的作用原理；因为这个机制一直到四月中旬才被确认，许多因急性心脏病和中风而死亡的病患根本没有肺炎的症状，也就没有接受病毒检测，结果未被算入新冠死亡的统计数据里。上周刚被验尸而发现的美国第一例死亡病患，就是在学术界有了这个新知识之后，才被特别挑选出来检验的。
Angiotensin II增强人体细胞的氧化活性之后，可以造成氧化逆境（Oxidative Stress），这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细胞损伤和死亡，尤其使得急性肺炎更加严重致命。这能帮助解释为什么呼吸机对重症病人的帮助不大。
周三早晨（4月30日）
刚刚想起上周在留言栏讨论过，欧盟原本要谴责中方赵立坚的阴谋论，被中国外交部以“会影响双方合作”给压了下去。有关官方搞阴谋论是授敌以柄，我已经反复解释过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中方的所谓“合作”，显然指的是防疫器材的供应。随着疫情的缓和以及欧洲自身供应链的产量提升，这些国家，尤其是英法，不再需要从中国大批进口，就有可能会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这是距今3-6个月的未来，届时他们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否仍旧导致执政党想拿中国来甩锅，是值得担心的问题。
不过在最理想的情形下，有效的疫苗说不定可以在年底上市。中方有可能再次成为主要供应国，从而重获吓阻蛇咬农夫的杠杆。疫苗是全面恢复经济活动的关键，全世界都会抢着要；所以除了研发之外，还需要可观的生产线。我从五年前就大声疾呼中国投资在疫苗的研发生产上，现在还有半年多时间，除非中方已经有现成的年产十亿剂的产能（不太可能），否则虽然疫苗的类别还不能确定，也应该尽可能预做准备、以缩短生产线的建设周期。
周三下午（4月30日）
儿子的新冠脚趾又重新发作了。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康复，我得病毒必然又比他晚了一两天，所以还有的等。我们两人谈起感染新冠，互相承认心里都毛毛的，不过他想象的是心脏病，我担心则是中风。小说里面常写绝世美女最注重保护自己的容貌，其实高级知识分子也会自然地把思维能力看作是真我的最重要部分。
新冠脚趾
新冠引发急性肺炎（ARDS）杀人，固然主要只危害身体原本就不好的老年人，但是血栓（Thrombosis）却可以随机伤害任何年龄以及健康状态的病患。在疫情的前三个月，学术界、媒体和政界的注意焦点集中在前者（虽然一直有研究报告，统计出因ARDS进ICU的新冠病患里有20-25%也同时有血栓），结果有了群体免疫和提早解除隔离的一系列争论，但是如果后者被证实有足够的发生频率，那么以往的利害权衡和政策考虑就完全飞出窗外。在新冠的特性仍有许多未知的当前，以根除为目标的防疫政策，才是最合理、最稳健、最负责的。
周三晚上（4月30日）
解读统计结果并不容易，我以前曾撰文讨论过“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尤其像是新冠疫情的资料，各国检测的程度和标准原本就不一样，必须小心先行过滤才能获得有意义的定性结论。
我觉得一般来说，死亡数字比确诊可靠一些。在过去几天，比利时的死亡人口占比一枝独秀，甚至大幅超越意大利，达到美国的三倍半，但是英文媒体完全没有着墨（这现象本身就有猫腻：比利时是典型的“民主先进”国家，联邦政府无法组阁是“民主自由”体制运作的重要成分，死亡人口占比超出俄国近一百倍显然不是应该深挖的新闻），我又对荷兰文和法文都一窍不通。虽然我在疫情刚扩大到欧洲时也简单提过，比利时的联邦政府是出名的Dysfunctional（功能失调？），但他们是怎么搞到这样的惨状，还请熟悉详情的读者不吝赐教。
周三深夜（4月30日）
刚刚看到宋鲁郑先生新发的巴黎日记，很赞同他对中法关系的分析，值得大家参考：中法“友好”是表，“冲突”是里
不过宋先生文中和博客这里讨论的最重要交集，在于引述了驻法大使接受法文媒体采访的发言，实际验证了我们做过的两个观察：1）驻外大使是中国外交部中少数对驻在地有深入了解的人员，应该在策略研讨上获得更大的倚重；2）卢沙野大使自己也说出“中国媒体太弱、外交人员不得不冲到第一线”。
周四（5月1日）
本周中美两个试用Remdesivir的双盲实验先后发表了报告，中方的结果是“没有统计意义”（亦即无效），美方则刚好相反，说它极为有效，到了必须半途中止实验，立刻全面使用的地步。
我去看了论文和相关报导。中方的实验很严谨，没有明显的问题，唯一的缺陷在于病人数目较低，只有237位，这是因为中方防疫效率太高，实验开始的时候已经找不到足够符合标准的病患；这在2003年非典疫情的末期，也曾是制约研究的因素之一。
至于美方的实验，倒是很容易找足了统计上需要的1063名病患，不过它在致死率上的统计强度（P值，简单估计实验结果是随机发生的机率，生医界一般要求在5%以下）不过关，只有在康复天数上达到1/1000的P值。P值是个很粗糙的标准，往往低估了结果是统计噪音的机率。
即便如此，美方仍然无法在致死率上达标，却急着在半途就宣告胜利，这实在不像是完全客观的态度。尤其有传闻说美国实验者在招收病患时的标准比中方宽松，没有严格限制症状出现的早晚；昨天发表的又不是详细的论文，而是一个简单的预告（Preliminary Report，参见https://www.niaid.nih.gov/news-events/nih-clinical-trial-shows-remdesivir-accelerates-recovery-advanced-covid-19），种种异常的操作，引人遐思。我觉得目前最合理的结论是存疑，即使Remdesivir真的有功效，也是相对微弱的。
周五下午（5月2日）
既然怀疑自己有新冠，原本很不想再出门散布病毒，但上次买菜没有买足，牛奶、鸡蛋、薯条、起司、面包都弹尽援绝，连自己烤面包用的面粉也没了，只好硬着头皮、戴上口罩去办货。
到了超级市场，发现空货架比两周前更普遍了，肉类只限买两包，货单没办法买齐，只好再开车到Walmart去。联邦政府光急着要解除隔离、开放零售，对食品处理/包装厰因员工染病而损失产能，却只动动嘴皮子、下了一纸空文要求紧急供应，到五月底中产阶级也买不到食材时，岂不是会有更上一级的恐慌和不满？每次讨论特朗普政府的执行能力，我就想起一句英国的成语：“He is unfit to run a whelk stall.”
周五晚上（5月2日）
观察者网报导有香港教师扭曲鸦片战争的历史，实在让人感慨。上月我才刚复习了鸦片战争幕后的英国决策过程：其实当时英国官方的驻华首长并不想为鸦片而开战，是两个苏格兰籍洋商努力制造冲突升级的既成事实，然后收买国会，强令英军出手。
这两个洋商就是William Jardine和James Matheson，他们成为人类史上最成功的Drug Lords（毒枭），Jardine-Matheson（怡和洋行）至今仍是香港最大的本地财团之一，主要由两家的后人联合拥有，Jardine的后裔经营。只要这个财团还在，Jardine和Matheson两家仍旧是豪门，中国的百年羞辱就不算完全洗清。
周六（5月3日）
今天身体仍然感觉良好，可以继续维持日常的阅读习惯；一个值得分享的题材是二战期间的Laconia Incident。1942年9月12日，德国潜艇U-156在赤道非洲外海拦截一艘英国的武装运兵船RMS Laconia，将其击沉之后，德国人上浮准备给予落海船员人道救援，这时他们才发现问题大了，因为海上漂流着2000人，还有一群闻风而来的鲨鱼。原来Laconia满载着2000多名意大利战俘，由英国和波兰守卫监视，在下沉过程中，这些守卫拒绝打开牢房，已经害死了几百名战俘，得以逃脱的也不被允许上救生艇，只能在水里载沉载浮。
U-156的艇长立刻发出电报，要求附近的德军和意军潜艇加入救援工作。同时明码向英美盟军解释情况、要求休战，然后在甲板上铺开红十字旗，满载几百名落水人员，拖着好几艘救生艇，朝着岸边慢慢前进。在9月16日，从Ascension基地出发的美军反潜轰炸机发现了U-156；德国人再次发出明码电报，轰炸机飞行员转报美军基地，基地指挥员考虑之后，仍然下令攻击，U-156紧急下潜逃避；次日又再攻击了一次，以致甲板上的意大利战俘多数殒命。
事后美军不但没有惩罚相关人员，还因为误以为成功击沉U-156（实际上只击沉了两艘救生艇）而发出勋章。事件的报告被珍藏起来，另外撰写了公关谴责，说德军潜艇违反人道，害死了近两千条人命。战后Nuremberg审判，检察官还特别把那篇公关文章列为证据，用来起诉德军潜艇部队总指挥官Karl Dönitz的反人类罪，理由是他在Laconia事件后明令禁止德国潜艇试图拯救落水人员（虽然美军潜艇对落水的日本船员一向不予理会；战后统计，至少有12艘载运欧美战俘的日本运兵船被击沉，没有任何美军潜艇曾经上浮救援，因而淹死的战俘总人数被估计为两万人，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ll_ship），结果被辩护方挖出真相，尴尬之余只能发动英美媒体，尽力把事件遗忘。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周日（5月4日）
过去这一周，美国媒体报导了多起儿童因新冠并发症而送入ICU甚至死亡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得肺炎。除了血栓引发的心脏病之外，还有许多免疫性疾病，例如一般罕见的Kawasaki Disease（川崎氏病）。武汉的统计原本给出小孩不受新冠危害的结论，但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医学界还以为新冠只是纯粹的呼吸道系统疾病，所以忽视了没有伴生肺炎的病例。我在过去一个多月已经介绍过许多更新更深入的研究结果，指出ACE2除了在肺组织表达之外，也在血管内壁细胞有重要的作用，并且与免疫系统有互动。总结来说，我们现在已知，新冠不但是一个呼吸道疾病，也是心血管疾病和免疫系统疾病；主要危害老人的那个特点，是它在呼吸道方面的表征，年轻人并非真正安全的。
周一（5月5日）
在疼痛了两周之后，小孩的“新冠脚趾”终于彻底消失；我自己的症状也基本痊愈。谢谢大家的关怀，这篇正文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