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罗伯逊：为何聪明人也会相信新冠疫情谣言？

【文/大卫·罗伯逊】任何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爆发都会伴随一波假消息的大流行，这一点令人感到十分悲哀。在上世纪80、90年代乃至新世纪之初，我们听到了关于艾滋病的各种危险的谎言，从“HIV病毒来自政府实验”到“病毒检测结果不可靠”，社会上甚至还流传着一种毫无根据的说法，认为羊奶可以治好艾滋病。所有这些不实之词其实都提高了人们做出高风险行为的几率并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化。

如今，我们又迎来了新一波假消息的大流行，不过这次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从Facebook到WhatsApp，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假消息铺天盖地，从病毒的来源到预防被病毒感染的方法，内容五花八门。我们已经在BBC的节目中驳斥了几条谣言，比如阳光、气温升高对病毒活性的影响以及喝水将起到怎样的作用。BBC的真相挖掘团队一直在就新冠病毒的各种谣言进行澄清，此外世卫组织也专门制作了一个持续更新的页面用来驳斥关于新冠病毒的各种不实之词。

英国作家大卫·罗伯逊2020年4月7日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发表评论文章：《为何聪明人也会相信新冠疫情谣言？》

有一种情况是最为糟糕的，那就是谣言本身所造成的危害。据报道，伊朗某省最近有多人死于工业酒精，因为有谣言说饮用工业酒精可以使人免于感染新冠病毒，然而在当地，因工业酒精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因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此外，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危害的谣言也有可能导致你产生一种虚幻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可能让你排斥官方建议，削弱你对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信任。

“舆观调查”和《经济学人》杂志2020年3月进行的一项联合问卷调查显示，13%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疫情是一个骗局，而有多达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你也许认为高知群体会有更强的分辨力，然而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也无法识别虚假信息。比如“新冠阴谋论”宣传者、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作家凯莉·布洛根（Kelly Brogan）就是一例，她甚至曾在康奈尔大学学习过精神病学。她不但否认新冠病毒的存在、对“生源说”提出质疑，而且还大肆宣扬一些伪科学的观点。

甚至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也在散播关于疫情的不实信息，他们所说的未经证实的新冠肺炎疗法可能将适得其反对社会造成更多伤害，Twitter和Facebook两个平台已将相关信息删除，这是从未有过的。不过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心理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找到办法遏制谣言的传播、减少愚蠢行为的发生。

信息的内在特征

谣言产生的原因也与信息自身的某些内在特征有关。在智能手机已大范围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大量信息的轰炸中度过，我们通常会依赖直觉来判断某一条信息是否可信。BBC曾报道称，假消息的制造者通常会使用一些简单的手段使假消息听起来更加真实可信，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例如检查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会因此失效。正如一位论文作者所指出的：“当思维过程流畅无碍，我们就不会太倾向于提出质疑”。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埃琳·纽曼（Eryn Newman）指出，当我们为一段话配上图片（即便是一张与那段话的内容稍微有一点关系的图片）时，我们在直觉上就会认为那段话更加可信。当一段有关新冠肺炎新疗法的文字被配上了一张病毒基因图片时，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生成一幅关于该疗法的图景，我们就会把这个大脑处理过程的流畅性等同于文字内容的可信性。

出于类似的原因，一些假消息一般会包括某种描述性语言或很生动的个人口吻的论述。此外，假消息的制造者还会提到一些人们熟悉的事实或人物（比如说可能提到一家有良好声誉的医疗机构），在编造的信息与我们大脑中已有的信息之间建立起联系，这样就会让谎言听起来更加可信。

其实，即便对文字进行重复（对一段文字进行简单的重复或就同一内容在不同场合进行多角度论述）也可以提高其“可信度”，因为这可以让我们对其内容更加熟悉，我们会误以为多次见到或听到的内容就是事实。因此，当我们在不同信息平台多次收到同一内容的推送时，即便此前有所质疑，我们也会信以为真。

在分享信息时我们应三思而行

上面提到的内容其实早已被信息行业人士所熟知，只不过今天发达的社交媒体大大增加了人们受骗的几率。有证据表明，许多人在下意识地分享文章，他们在分享之前甚至从未考虑文章内容的准确性。

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研究假消息传播心理的研究员戈登·彭尼库克（Gordon Pennycook）邀请志愿者阅读从报纸上找到的与新冠病毒有关的一些新闻标题（其中一些是真实的，另一些则是编造的）。当被问及哪些标题曾真正出现在报纸上时，志愿者答错的比例高达25%。当被问及是否会转发所看到的假新闻时，有35%的志愿者声称会转发。

“许多人在分享信息时可能已经知道信息有误”，彭尼库克说。也许人们的大脑过于关注所分享的信息是否能够获得点赞或转发，信息的准确性反而被忽视了。“社交媒体在信息的准确性方面并不存在激励机制，它只关心人际互动，它只在这方面存在激励机制”，彭尼库克说。

此外，一些人认为自己可以转嫁责任，他们希望让其他人自己来判断信息的正确与否：许多人在分享一篇文章时都会在前面加一句“我不知道此文所说的是否正确，不过……”之类的话。他们也许认为，整篇文章中一定有某处会对别人有价值，即便其他地方有不实之处，那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因此可以说，人们的动力在于分享本身，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分享行为可能会对他人造成危害。一些人在分享关于新冠肺炎疗法或政府掩盖疫情真相的文章时只关心所分享的内容在社交媒体上能获得怎样的反应，他们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文中提到的内容都是真实的吗？

对下意识反应的克制

心理学理论指出，一些人天生地比其他人更善于克制自己的下意识反应。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一些人对假消息有免疫力，而另一些人则没有。彭尼库克等研究人员使用所谓的“认知反射测试”对此进行了研究。为了理解这一测试的原理，我向读者提出如下问题：艾米丽的父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四月（April），二女儿叫五月（May），那么小女儿叫什么名字呢？你的回答是六月（June）吗？许多凭直觉作答的人都会给出这个答案，然而正确答案其实是艾米丽（Emily）。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作答前你需要停下脑中所有的思想并努力克制住自己最初那个来自直觉的想法。“认知反射测试”并不是测试人们的智商如何，智商是人们使用智力进行严肃的分析性思考的能力，而“认知反射测试”测试的其实是你克制最初直觉的能力。那些从不克制直觉想法的人一般被心理学家称为“认知守财奴”，因为有足够心理力量的他们从不使用这种力量。“认知守财奴”经常陷入认知误区当中，而且他们对信息和假消息的理解也会受到影响。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彭尼库克发现那些在“认知反射测试”中得分较低的人对新冠病毒假消息的分辨能力也较差，他们大多相信这类假消息而且很愿意分享出去。

北卡来罗纳州杜克大学的马修·斯坦利（Matthew Stanley）也报告了人们在面对“新冠病毒骗局论”时表现出的类似的心理特征。有大约13%的美国人相信“新冠病毒骗局论”，他们认为新冠病毒并不存在，这将大大降低人们对卫生消毒和社交隔离等措施的支持度。“13%这个比例已经足够高了，新冠病毒会因此畅通无阻，很快传遍全美国”，斯坦利说。

阻断假消息的传播

即便非常聪明而且曾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还是习惯于仅仅从表面对事物作出判断，对这一情况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切断假消息的传播链。鉴于“当思维过程流畅无碍，我们就不会太倾向于提出质疑”，辟谣者应该尽量避免用语过于复杂。辟谣者应该通过尽可能简单的语言来介绍真实情况，如使用图片和图表等，以降低人们对文字的理解难度。仅仅抱着让人们接受的心理把事实列出来是不够的。

如果可以的话，辟谣者应尽量避免重述假消息的内容。这样做将让人们对假消息更加熟悉，进而增强其在人们眼中的“真实性”。当然，并不是每次都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辟谣者至少应让正确的信息比假消息更多地被人们看到和听到，只有这样，正确的信息才能在人们心中牢牢扎根。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我在写作本文时从未提到“新冠病毒骗局论”的具体内容。

在网络上，我们应做到尽量与一篇文章的内在情绪保持距离并对其事实基础给予更多关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应将其转发出去。文章内容是道听途说还是有科学依据？文章内容与既有信息是否矛盾？是否可追溯到文章的最初来源？作者在行文中是否曾犯下常见的逻辑错误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些才是我们在分享一篇文章之前应该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应只是关心获得多少“赞”或者别人是否会认为此文有用。此外，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这种思维习惯对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也是有好处的。

彭尼库克还建议社交媒体平台应通过一些相对直接的干预手段来培养平台用户对信息的辨识力。他在实验中发现，要求平台用户对一篇文章内容的准确性进行打分可以让用户在阅读其他文章时也能更多地进行批判性思考，用户们对文章内容真实性的辨别能力也获得了提升。在实际操作中，社交媒体平台可以提醒用户在分享前应思考一下分享的必要性。这种做法仍有待完善，需对此进行仔细的实验。当然，没有一种方案是完美的。

正如我们对疫情的阻击一样，我们也需要对危险的、对生命造成威胁的假消息的传播进行多层面的打击。随着疫情日益严重，每个人都应行动起来封堵假消息的传播。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20年4月7日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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