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娟 徐磊：新冠病毒阴影下的瑞典“特色”防治和严峻现实-王亚娟、徐磊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亚娟 徐磊】
自去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冠病毒疾病，目前在全世界已经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60万，在中国的疫情进入尾声时，欧洲和美国成为了新冠肆虐的中心。在各国纷纷加强抗疫的大环境下，瑞典特色的全靠自觉的放任策略独树一帜。虽然英国开始试图推行群体免疫，但是在巨大压力下已经迅速转变，而且英国首相鲍里斯因新冠病毒病进入重症监护也成为了英国应对疫情措施不力印证的完美注脚。而瑞典怕是目前唯一仍然在坚持群体免疫政策的国家，即使有超过2000多名科学家的联名信，比英国此前500多科学家还多，却在瑞典起不到任何影响，激不起半点水花就彻底销声匿迹了。
笔者大致总结了一下瑞典特色的放任策略，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跟中国社会众志成城全力以赴的抗疫相比，瑞典考虑经济利益明显更多。从疫情初期到现在确诊人数死亡人数节节攀升，媒体报道更多是关注疫情如何损害经济增长，股市下跌和各种企业裁员下岗的消息，而非保护民众健康权。
瑞典甚至还借某些遵循国家政策的教授之口报道失业会导致社会预期寿命降低。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由此导致的失业增加速率按照依靠瑞典国家财政支持（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的《瑞典日报》的说法已经比2008年经济危机时还要更快。
当然瑞典政府为保经济也投入大笔资金，承担企业职工下岗的部分开支以减少裁员，为世卫组织抗疫基金投钱等。经济当然重要，但是在疫情肆虐，人的生存权都受到侵害时，人权当然更重要，只考虑最短期的经济恐怕不是最明智之举。中国的经验已经证明了疫情是可以被控制的，一两个月的隔离后经济又可以慢慢复苏，而且危机既有危也有机会。瑞典一直还在声称自己的经济不错，国家债务是历史低值，财富不应该只是保证企业生存而不管民众的健康。没有人，恐怕经济也没法维持。
以瑞典目前的应对策略，硬生生把一个短期歼灭战打成持久战，恐怕对经济会造成更深的伤害。瑞典政府或许有做病毒扩散规模和死亡趋势的模拟，但拉长抗疫战线对于经济可能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是否有做相应的模拟却未见诸报端，也未见有专业人士就此做任何评论。
从逻辑上来讲如果他们有做相应的工作，并且假定模拟数据支持瑞典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那么政府一定会请专业人士出面解释安抚民众瑞典的抗疫政策是经过科学评估做出的决策，能够更好的平衡抗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那么从实际情况上来看，既然瑞典政府没有放出来这样的声音，恐怕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根本没有做相应的工作，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进一步加强抗疫应对措施会对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二 拖延式消极抗疫
尽管中国尽力为世界争取了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但是瑞典并没有好好利用。最开始瑞典的病例主要是滑雪回来感染的输入病例，只需要隔离这些人和接触者，范围小，成本低。但是瑞典硬是不隔离，能拖就拖，而且硬是拖到了社区传播，然后索性更不作为了，轻症也不测了，密切接触者也不追踪了，只测重到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就这样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根据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数字，截止2020年4月9日新冠病毒病确诊人数是3831，死亡人数486人，累计死亡率12.69%，而两周前3月25日的数字则是确诊1216人，死亡人数43，当时死亡率累计是3.54%。国内的民众当然也不要以为这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的医疗系统已经被击穿，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斯德哥尔摩为新冠病毒病准备的床位还有不少空位，比如据4月6日报道斯德哥尔摩已经在 Älvsjö 区建立的野战医院还在等待第一批病人。
合理的解释是，实际感染人数比确诊人数要高得多。昨天瑞典公布了一项针对斯德哥尔摩居民的新冠病毒感染测试的随机调查，显示已经有2.5%的居民感染了新冠病毒。斯德哥尔摩有大约两百万人的常住人口，这意味着实际已经有大约5万人感染了病毒。这样一算，截止目前的死亡率差不多1%（当然这绝不会是最终的数字，看看过去的统计就知道死亡人数的增长速率已经快于感染人数增长率）。
而瑞典全国的数据，根据c19.se网站，瑞典截止2020年4月9日（4月10日的数字截止发稿时还没有更新，停留在4月9日），新冠病毒已经至少导致瑞典812人死亡及9250个确诊病例，累计死亡率已经上升到8.78%。尽管导致这样高死亡率的主因是因为检测不力，但是对比疫情已经进入尾声，但拥有超一亿人口的中国山东省和四千五百万人口的江西省（两位作者来源的省籍），死亡人数/感染确诊人数分别为7/783和1/937（数据来源https://news.qq.com/zt2020/page/feiyan.htm?from=groupmes#/?nojump=1）。瑞典国内的媒体还喜欢拿意大利、西班牙数据来自我安慰，恐怕还将面临更糟糕的情况。
三 选择性、误导性的科普宣传
有句话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们也可以说，病毒是不讲政治的，但科学家讲政治。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学家、瑞典公共卫生署主管Anders Tegnell（以下简称安某人）为瑞典政府的决策提供科学建议，而该流行病学家常常语出惊人，全然不顾已有的中国和意大利等国的科研和事实经验。例如疫情初期其断言儿童不易感，不传播新冠，不用关学校，很快我们就知道瑞典确诊的病人从0岁到99岁都有。
安某人还断言潜伏期不传播，没症状都可以上班上学，不用隔离，后来安某人也改口承认潜伏期后期也传播了，但是仍然不支持隔离封城，因为他觉得已经太晚了作用不大了。安某人还说跟新冠病人同处一室不需要防护，保持社交距离足够，事实是很多新冠患者是家庭聚集发病的。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识，安某人硬是按自己的解读随意歪曲。作为瑞典最权威的可以影响政府决策的流行病学家，笔者不认为安某人只是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
1. 要求民众减少聚集靠自觉。瑞典人独特的瑞典模式应对新冠疫情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靠自觉。瑞典流行病学家安某人说强迫隔离效果不好，自愿隔离才会真的隔离，所以政府不能要求隔离，要让民众自发选择。瑞典首相全国讲话也多次提到了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如果每个人都自觉就可以战胜病毒云云。
按照瑞典的规定，每个人如果有发烧咳嗽或其他感冒症状或呼吸道症状，就应该自我在家休养隔离，直到症状消失两天后方可重新上班，这样包括新冠轻症患者在内的所有呼吸道感染患者就会在家，不会出门到处传播病毒。
瑞典还呼吁可以在家上班的尽量在家上班，尽量减少出行减少人员聚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自动散开，不要扎堆，去超市尽量错峰出行，各处保持间距。按照想象中的场景，北欧距离似乎完美。
现实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以斯德哥尔摩为例，因为部分人确实在家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流有所减少，公交公司马上减少了公交和轻轨的班次，结果上班高峰期的公交马上恢复了人挤人的喧闹，而且不时有人剧烈咳嗽，还有几乎所有人都不带口罩（零星的戴口罩的还是可见的，也不一定都是亚洲面孔）。这里还有一些小插曲，因为太多人抱怨公交系统拥挤不利于抗疫，所以政府官员强力表态，让休病假休年假的司机都回去上班，不能随意请假。可是表态后现实并无太大改观，因为车还是那些车、人还是那些人，而司机工会出来澄清，司机只是背锅而已，公交公司的司机充足，甚至有临时司机可被派遣，但是车次减少是上边的决定，司机们并没有接到去上班的通知。
瑞典在压力下把人群聚集的上限从500人降到了50人，不过看一下规定，几乎只有抗议游行等少数活动受50人的限制，绝大多数活动如学校、公共交通、工作场所、公司活动、健身房、超市、聚会聚餐、葬礼、商业购物中心、广场等均不受50人的限制。在不停课、不停工的现实下缩减公共交通工具班次的情况下明显会增加传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斯德哥尔摩市因此遭到来自多方的批评。庆幸的是在压力之下最近两周斯德哥尔摩已经重新调整公交车、地铁和城内火车班次，目前公共交通工具内的拥挤程度已经较上图中明显缓解。
2. 耗材多少决定指南推荐的防护级别。相比国内医护人员全套的防护设施，瑞典医护人员的防护可谓寒酸。开始时防护设备充足，推荐面罩口罩长袖防护服和手套，后来FFP2或3的口罩不够，很快推荐变成了外科口罩，再后来长袖的防护服不够，变成了普通无袖的塑料围裙，现在口罩也不够了，指南马上要变成只戴面罩不戴口罩，各个省的传染病专家已经在本周星期五达成一致，就等着国家疾控周一出台一个国家统一标准把不戴口罩的指南给最后敲定下来了。**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最大的医院要求医护人员在没有口罩等基本防护的情况下处理疑似病例。**当然其实斯德哥尔摩早就如此，缺乏防护措施是普遍情况。
目前的防护标准据说可以对接流感的防护，与新冠病人交谈时甚至不需要任何防护，只要保持社交距离就好。只有进行气管插管等气道管理时才需要用FFP2或3等高等级的口罩。医护人员各个人心惶惶，担心自己变成人肉盾牌。有医生呼吁政府官员亲自按目前防护标准在临床一线体验一小时以自我验证效果。
已经出现了急诊医生因为防护不足而感染新冠，目前正在呼吸机抢救的情况。不少医生直言，瑞典的指南不是基于科学，而是根据库存有什么就推荐什么。当然瑞典考虑问题还是很长远的，在刚刚出现死亡人数时就出台了尸体处理的指南，而且对于存放尸体的冷库等提前做出了规划，不过随着防护用品的短缺，处理尸体和新冠病人的衣物和垃圾时也不需要特殊防护了，而是推荐常规处理。
目前医护人员即使密切接触新冠患者只要没有症状继续上班，有症状就要在家休息直到症状消失后两天，只有病情重到需要住院的程度才会得到检测，跟普通群众一样的检测门槛，随着病人的增多，以后会不会感染和病假的越来越多，需要后续观察，同时医护人员感染后会传染更多的病人带来更大规模的传播，而且减少医院处理病患的能力，不过好消息是斯德哥尔摩已经有超过五千人报名志愿者支持医疗系统，以后可能也会学习意大利，让医学生加入以增加人手。
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也在建战地医院，同时扩大现有重症床位，不过已经千疮百孔深陷裁员危机并且在私有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医疗系统到底能在崩溃前撑多久也是个未知数。家政业因为缺少防护也已经出现了病假增多的情况，而不同地区的多个养老院也发现了新冠确诊的老人。
四 歧视老年人和移民群体
在开始瑞典疫情比较轻时，瑞典就着重强调意大利重症和死亡的几乎均为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瑞典人法定最低退休年龄是65岁。瑞典从上到下一直在宣扬保护老年人，老年人不出门，让中青年和少年儿童群体免疫以保护老年人，却不顾及这里边的逻辑漏洞——如果病毒在社会中大肆传播，老年人如何独善其身？
购物需要去超市，老年人不可能不去超市购物，否则生活无法继续。即使在瑞典很多老年人确实有家政服务人员可以上门服务，家政人员全是中青年人，而且因为工作环境不好家政公司雇员不稳定等原因，家政人员还经常更换，有老人一周内接受了20位不同家政人员的服务，家里都快成菜市场了怎么隔离呢？现在偶尔有老年人出门晒太阳或购物，还会被批不顾大局不听话，不把在家隔离当回事。而年轻人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的照常生活，甚至还有人继续开派对。
而事实证明，瑞典的疫情已经大规模在老年病院扩散了。根据新闻报道截止4月1日，斯德哥尔摩的老年病院已经有三分之一感染了新冠病毒。4月2日，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公共卫生署主管Anders Tegnell公开承认导致疫情在老年病院传播是失败的（erkänner misslyckande），但他拒绝为其承担个人责任，因为这是集体决策的结果。我选用了谷歌的截图，是因为相关媒体《晚报》后来修改了公开承认错误的标题，修改后的标题成为疫情传播到了90个县的老年病院（瑞典一共有290个县，注意这是4月1、2日的数据，已经过时）。
之所以修改标题大概是不愿意向公众传递出瑞典做了错误决策的信息，虽然文章中依然保留了这句话，但相信对公众心理学有所认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写在标题中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有何区别。
因为这样的错误，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颁发诺贝尔医学奖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直属医院已经被曝（见下图）放弃重症监护治疗的标准——比如超过80岁的；年龄70-80，超过一种（呼吸、循环和肾功能）器官系统疾病的；年龄60-70，超过两种（呼吸、循环和肾功能）器官系统疾病的。
除了瑞典人最信赖的医院选择病人做救治，瑞典媒体也在向民众传递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不要去就医挤占医疗资源的理念。例如瑞典国家电视台SVT（就是那个曾经公然播放辱华节目的瑞典国家媒体）的记者Johannes Björklund 拿自己亲生父亲现身说法，试图宣传老年人得了新冠就在家静静等死是对自己最好的做法。该记者的父亲67岁，有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去年曾经被抢救过，目前看上去健康状况良好。
但是记者和其家人却一直诱导父亲亲口说如果得了新冠就待在家里（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讨论，记者父亲并没有感染新冠肺炎），而且记者还一个劲强调这样是对老人自己最好的选择，下有截图为证。
为了迎合瑞典国家政策的主旋律丝毫不顾礼仪廉耻和人伦的基本道德，瑞典社会密而不宣的对老年人的态度可见一斑。笔者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即使社会中会存在不敬老的情况，但在面对全国公众的镜头面前，对自己的父亲施加压力让其承诺如果感染新冠肺炎不占用国家医疗资源献身，这是超出想象力的场景。
当然，瑞典的社会道德显然和中国存在不同的标准，在他们的社会当中这不仅是可以接受的，恐怕还是可以拿出来做正面宣传的为国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否则瑞典国家电视台的记者不至于会专门撰文报道并在国家频道的新闻网站上上传相应的采访视频。
此前瑞典还专门报道在瑞典的索马里移民死亡率比较高，一方面有助于将死亡率高和本国采取的措施有误撇清关系、另一方面还可以起到继续安抚瑞典白人因为居住条件不如移民聚集地拥挤、不用担心疫情传播。当然这样的舆论导向导致索马里移民受到更多歧视。此外，还广泛存在对病人等弱势群体的歧视，西方人不戴口罩的一个重要原由是专家认为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那么如果戴口罩就相当于给自己挂了个招牌宣告自己是不健康的。此前报道有超市员工因为存在基础疾病人担心被感染而自发戴了口罩却被管理人员要求摘掉。后来因为新闻曝光带来的压力，管理人员才重新允许该员工佩戴口罩。
当然，现在由于西方多个国家开始改口，终于把中国人都知道的常识当做新知来宣传，说戴口罩还是有效果的。因此目前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西方人确实逐渐多了起来——根据目测，大约百分之一的人会佩戴。
五 严控信息，不透明和虚假的自由
瑞典的新冠数据是每个省自己公布，国家疾控每天公布一次，数据经常对不上。例如有一次，国家疾控提前公布了斯德哥尔摩省的数据，遭到斯德哥尔摩的否定，然后国家疾控道歉说自己公布早了公布了初步阳性的，后来斯德哥尔摩也公布了，找的借口是因为技术故障公布的不够及时。
还有多次出现的媒体公布的数字大于官方最后公布的数字，当然一般都是媒体赶快再找借口核减了。还出现过死亡人数没有省份认领的情况，国家疾控的死亡数字减去每个省自己公布的死亡数据还有5个地区未知，以致于有读者疑惑瑞典并没有一个省叫未知省，猜测可能因为死亡原因，因为最初的死亡病例每个省都说自己省死亡的是老年多病共存的，可能这5个不太符合预期，然后这5个病例后来慢慢被各个省悄悄的消化掉了。
瑞典的媒体不管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在舆论传声筒方面配合非常默契，从来不会质疑这些数据，也不会去暗访调查背后的真相，政府部门给什么就报什么，给多少就报多少，不给的就不报，跟政府不同的先自我检讨，这和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中国官方公布的信息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
近日瑞典《晚报》报道尽管按照规定所有在老年病院的老人如有症状应该得到检测，但是现实当中他们可能会因人手不足等各种原因而被拒检。由此导致的死亡数字，例如报道中因此死亡的Eva Alinder，自然也就不会被计算到全国的统计数字之中。
因为政府的放任，导致个人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例如瑞典到现在幼儿园和小学初中正常上学，当然小公主的学校不算，家长如果担心新冠而不让小孩上学会有触犯义务教育法的风险。因为医疗资源有限，老弱病残只有放弃治疗的自由，没有得到照护的自由。瑞典学术界对于政府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不满，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教授发起联名公开信，要求瑞典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控制疫情的传播。在短短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就集齐了瑞典各大高校科研人员和瑞典临床医生超过两千人的签名（下图是笔者保留的手机截图）。
这个公开信得到了媒体的公开报道，包括瑞典最大的日报《今日新闻》。
该新闻引发了民众的讨论热情，在该新闻下已经累计有317条评论，不过有趣的是笔者见到了被西方自身常常严厉批评的删除评论和限制言论自由所留下的印迹（以下是笔者在两周前的部分截图，实际上被删除的评论远多于本文中给出）：
甚至还包括多次被删帖的Ann-Christine Johansson（注意给出的截图第一个被删除的评论就来自于她） 在一条被允许刊发的评论中向媒体提出疑问表达不明白自己的为何发言“被拒”（refuserad，显然她在措辞上有意避开删除的字样，大约说删除是有言论不自由的意涵吧，说被拒显示她主观上是愿意遵守规则的），她例举worldometers.info的参考数据，希望大家注意到瑞典死亡数据自3月13日至3月25日每两天就几乎增加一倍，因此她支持学者们应该加强疫情控制的观点。
但坦白说这样的言论管制跟由超过两千名科研人员和医护专业人员发表的公开信被删除比起来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
持久战真的合算吗？瑞典完全放弃了阻击病毒在短时间内结束的歼灭战，而试图与病毒共存来进行持久战，虽然在短时间内，绥靖政策可以减缓重症人数增加的速率，但是放任造成的更大面积的传播，会大大增加病毒感染人数的基数，导致重症人数进一步增加，达到医疗系统处理的阈值后会造成更大程度的崩溃，死亡人数会大大增加，而且不只是老年人，还会有处于劳动力年龄的青壮年和未来劳动力的少年儿童。
瑞典的收获是老年人口减少，养老金支出和医药费支出减少，老弱病残人口自然减少，医药费和社会保险和支持费用减少，幸存人口获得群体免疫和自然进化。损失是由于不检测新冠，有呼吸道症状的人被推荐自我在家休养，国家会支付更多的病假工资，由于持久战经济恢复会更加缓慢，恐怕对经济的打击会更大，而且从长期来看，会减弱人们的信心，当人们发现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只是带来了在家里等死的自由和死亡权时，对现实的失望或绝望也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如果一个人在兢兢业业奉献了一辈子到65岁退休就自动被剥夺了生存生活的权利，那还会有人勤奋工作到65岁退休吗，如果还没来得及领养老金就入土了，估计缴养老金缴税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而对于一个处于世界边缘自然气候并不是特别好、农产品几乎只有土豆的国家，如果失去其长期耕耘大力宣传建立起来的正面形象，又如何再自吹其为人权高地？
尽管早前笔者报道过北欧国家整体上都没有采取严格的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但在两周前其他北欧国家纷纷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瑞典也沦为唯一特立独行的国家。疫情仍在继续，但是答案已经逐渐明晰——瑞典的统计数据在北欧国家中毫无疑问是最糟糕的。
截止4月9日，丹麦的死亡/确诊数据是237/5635，挪威是108/6219，芬兰依然表现最好相应的数字是42/2605，而瑞典的数字此前已经给出——达到了812/9250，最突出的就是它超出人口比例的死亡人数（其他三国的人口大约是瑞典的一半），而这还是在瑞典公共卫生署眼中并不缺少床位的情况下取得的。
当然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解读。因为斯德哥尔摩空着床位的野战医院和卡罗林斯卡医院选择性筛选掉老年病患形成了非常奇特的对比。合理的解释是——医疗资源充足是应对策略选择造成的假象，它的充足是排除掉老年人后的充足即应对相对年轻的患者其医疗资源是充足的。
笔者不愿意以恶意来揣测瑞典公共卫生署采取的策略，但是从现实层面看，瑞典的老年人成了新冠疫情被选择的牺牲品是确实的。对此Umeå（于默奥）大学老年病的教授Yngve Gustafson批评说这种牺牲完全是不必要的（《Seniorprofessor: Många kommer att dö i onödan》），很多老年人需要主要是支持治疗和氧气，这在很多普通医院都可以提供。
那么瑞典的特立独行背后有何政治制度上的因素吗？根据近日的报道，瑞典政府寻求扩权以获得限制人民自由移动的权利控制疫情传播来看，过度分权即瑞典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公共卫生署的独立决议来制定应对策略。
在通常情况下，公共卫生署是独立运作的机构，其任命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党派政治的干预。从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发展的现实来看，如果负责国家公共卫生的部门如果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也确实会有负面作用。
但是在独立运行的部门没有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以保障公民整体权益，而政府却没有足够的授权来加以干预也同样存在问题。如果不把人民整体权益，或者说“为人民服务”作为指导思想的话，并不存在什么理论上完美的政治制度设计，怎么平衡各种权利和责任、义务，需要的也不是理论上绝对化的人权，而是需要将实际情况下最大程度反映整体人民福祉和利益作为行动纲领。
笔者看到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个作家写的很有前瞻性，跨越国界和种族，写出了我们这些处于瑞典疫区中心的人们的心声——但是如果拿来隐射中国，恐怕更有一抹讽刺的意味。希望瑞典可以在不用付出太高昂的社会代价的情况下，度过这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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