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莱茵日记：德国的“放纵”与默克尔的“放纵”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在新冠病毒的冲击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承受的压力相当大。
目前，鉴于美元债务过高、若干大都市出现医疗系统挤兑现象、许多国家被石油价格捆绑以及世界经济难以避免的不景气，人们普遍开始质疑新兴市场的增长前景。
对此，资产管理专家们根据疫情的发展现状以及这些市场的自身结构，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们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类：一类已从瘟疫中逐步恢复，一类还未摆脱疫情威胁。中国，韩国和台湾被划入第一类，经济恢复前景最佳。
莱格梅森（Legg-Mason）股票部门首席投资策略师卡奇蒂斯（Kim Catechis）指出，金融在瘟疫中是否具有较高的抗压能力，取决于以下三个决定性因素：1）国家和机构的绩效，2）对石油价格的低依赖性，3）卫生系统的稳定性。他认为中国、韩国和台湾的抗疫措施卓有成效，因而也最有可能在可预计的未来度过这次危机，并恢复常态。目前的石油低价也给它们提供了很好的助力，但对那些依赖石油出口的新兴市场（如，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来说则是个很大的挑战。
“Nordea 1新兴之星股票基金”（Nordea 1 Emerging Stars Equity Fund）的投资部经理汉斯威登（Juliana Hansveden）持同样的观点。她的理由是，当其它市场上尚处于疫情初始阶段的时候，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已在逐步结束“停摆”状态。因此，她的投资公司加大了对中国大陆、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投入；对巴西、印度和印尼的前景则相对悲观，因为这些国家尚有爆发更大疫情的风险。
汉斯威登尤其看好中国。虽然中国的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6,8%，但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随着企业的全面复工，2020全年最终还会进入正增长。美国在华商会预计，中国四分之一的企业4月底之前会恢复常态，年初投资计划的40%将照常进行。
默克尔的“放纵说”引起舆论反弹
4月20日（周一）开始，德国逐步解禁。
对德国各级政府宣布的解禁措施，有人欢喜有人愁。有关开禁的节奏和细节，各州步调不一，企业的抱怨声随处可闻，反对党则要求加快开禁速度。这一切再次证实了专家早前说过的那句话：限制“容易”，开禁难。
根据笔者的观察，讨论限制措施同磋商如何开禁一样，都曾出现过这种比较“纷乱”的阶段：三月中旬那会儿，各州“比学赶超”谁限制得更快更彻底；现在，大家又开始“比学赶超”谁开禁得更快更全面。
在德国这样的联邦体制中，涉及全国的决策由联邦和各州共同作出，具体执行则主要由各州来独立完成。因此，讨论、争论和竞争在决策中会突出些，这很正常。从积极的角度看，它能促使出台的政策更加周全；弊端当然也有，那就是各州具体落实时难免步调不一，相互对比时容易产生压力和不解。
在德国的16个州里，除西南部的巴符州（Baden-Württemberg）由绿党领导和中东部的图林根（Freistaat Thüringen）由左翼党领导外，其它各州均由联盟党（Union）和社民党（SPD）分别主持。就目前情况看，社民党领导的各州步调相对一致，而联盟党的地方大员们之间争论比较激烈。
“联盟党”是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联合组成的“姐妹党”，相互合作，但彼此独立。基社盟的政治活动空间局限在巴伐利亚一州之内，其政治自信源自以下两个事实：一，该州的经济实力全德最强；二，该党在州内的执政从未间断。
二战后的联邦大选中，基社盟曾两度代表联盟党参选（1980年的施特劳斯和2002年的斯托伊贝），均告失败，但其与基民盟的竞争从未停止。现任州长徐德（Markus Söder）这次抗疫中表现突出，不排除成为下一个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的可能。
针对眼下联盟党内的各种观点，默克尔认为，目前疫情的缓解还非常脆弱，此时过多公开讨论解禁程度容易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我们还远未脱险”（Wir sind noch lange nicht über den Berg）。问题是，她难以管束巴伐利亚的基社盟，所以只能在基民盟主席团的内部会议上批评党内“诸侯”中的“冒进”势头。
不幸的是，默克尔在表达时使用了一个在德语中不太雅观的词汇：“放纵”（Orgien）。这个词也有“狂欢”（古希腊ὄργια，Orgia）的意思，最初形容古希腊酒神崇拜中的作乐方式；在现代，它常被用来形容那些故意违反习俗、特别是性习俗的放纵行为。
默克尔这次使用该词的语境当然与“性”无关，她的意思无非是，眼下有关开禁问题的讨论有些“过热”，容易“脱缰”，给人造成“似乎危险已经过去”的错觉。没想到，危机中一直表现沉稳的默克尔，却因为“有关开禁的放纵式讨论”（Öffnungsdiskussionsorgien）一词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弹。
“德国每日新闻”（Tagesschau.de）评论道：默克尔批评放纵式讨论，且不说她怎么会想到选择用这个词，但她的批评最起码是无礼的（Unverschämtheit），或者说是狂妄的（anmaßend）。政府限制了人们的基本权利，且规模空前，虽然它有充分理由这么做。但是，人们每天讨论如何尽快恢复公民的自主生活和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甚至是绝对必要的，哪怕这样会让总理心烦。默克尔有义务不断说服民众为何不能走得更快；她可以提醒、或认为现在过多开禁不对，但必须在讨论中有理说理，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压制讨论。
《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写道：人们讨论这个话题不是因为没事儿干、或轻视病毒的危险性，而是在为自己的生存担心，也因为讨论能带来希望，看到前景。如果默克尔只是因为担心疫情可能“反弹”而将讨论视为“放纵”，那就是“家长制”作风（Bevormundung des Bürgers ）……正如作家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所说的那样：人们不仅应该知情，而且有权知情。
媒体对默克尔的造词进行讽刺（图片来源：推特）
《世界报》（die Welt）的评论也很犀利：默克尔从不讳言自己不喜欢公开讨论摆脱限制这个话题，她不仅多次在内部讲话中明确表示过，周日又在基民盟领导层几乎半公开的视频会议上重复了一遍，批评各州的讨论是“放纵”。人们可以笑话她这次用了典型的德国畸怪词汇（das typische deutsche Wortungetüm）以及新教（默克尔是新教徒）对“放纵”一词的解读。默克尔认为公开讨论开禁是一种危险的放纵，这反映了她对人的怀疑态度，也说明她对我们这个社会持有一种非常保守的看法。实际上，唯有展开关于抗疫问题的讨论，政府才有带领人们坚守数月的合法性。
布兰登堡的《北方信使报》（“Nordkurier”）明确指出，要如此规模地限制人们的基本权利，就必须从第一刻开始说明如何往回走。再说，这不是“放纵”讨论，而是民主的体现。
马格德堡的《人民之声》（“Volksstimme”）写道：默克尔将恢复常态最佳途径的讨论称为“放纵”，与2015年开放边境时她不喜欢讨论如出一辙。关于解禁问题的讨论，即便在科学家圈子里，都存在着不同声音，毕竟，每个措施都有可能决定许多企业和员工的生存问题。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的媒体，对本国领导人尚且如此“不留情面”，更不要说对外国政府了。还有，绝大多数媒体人并非专家，能对某专业作出中肯评论的不多，所以，他们更喜欢充当“政治正确”的代言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默克尔对目前讨论的提醒和批评是否有道理呢？当然有。但是，随着更多的数据和信息相继问世（疫情期间信息滞后是常事），人们对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开始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争论也就多了一些素材。
譬如，上周末被当作“好消息”传播的德国传染率（R）已低于1人（0.7）的信息，这两天被证明并不完全准确。倒不是因为该数据这两天略有回升，而是因为它在三月中旬实施严格限制措施之前就已经在“1”之下了。
所以，人们现在不得不问：既然如此，当时作出如此大规模的限制是否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现在也不至于这般“骑虎难下”，更不会引起针对默克尔“放纵讨论”的诟病。显然，面对如此凶猛、甚至貌似“诡异”的病毒，人类的失策和误判在所难免，专家学者中也存在着意见分歧。
纠结过去于事无补，现在要思考的是今后该如何操作。目前专家有两种意见：1）在疫苗问世前，尽量把传染率（R）控制在“1”以下或左右，以此确保医疗体系不被挤兑。要做到这点，开禁的幅度就不能太大。2）以最快的速度把传染率压倒更低的水准上，最好是0.2~0.3，以便能控制和跟踪传播链。但这意味着现在不仅不应该开禁，而且还要加强限制措施。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科学家对开禁有所保留。德国“首席”病毒学家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就对周一开始的开禁措施深表担忧。他估计感染人数有可能再次迅速增加，特别是在65-70岁以下的人群中，“因为人们又开始彼此接近和互访了。”
德罗斯滕明确表示：“我肯定，会产生这样的效应，这种扩散效应是无法避免的。”他发出警告：如果感染率在开禁后重新超过“1”，即每个病毒携带者传染一人以上，病毒的传播将以超出人们想象的力度再次反弹。他提醒人们，莫忘当年西班牙大流感中杀伤力很强、波及面很广的第二波疫情。
问题是，科学家只能（也只愿意）提出建议，拍板的事情还得让政治家来做，所以，政治家承受的民生、经济等压力非常大。
危机之时思能人
谁都知道政治家不是完人，但人们在危机中会习惯性地去寻找完美的政治家。
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前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处理楷模”，所以，若干德国媒体最近提出了“谁是新的赫尔穆特·施密特？”一问。
那么，这位五年前撒手人寰的德国老总理为何近日再次受到追捧呢？这恐怕与施密特当年的成名之“战”有关。
1962年2月17日，汉堡决堤，城市的大部被淹，成千上万的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洪水搞得无家可归。当时的汉堡市长奈沃曼（Paul Nevemann）正在疗养，大部分部长联系不上，数月前才走马上任的警务部长施密特一大早从电话中获悉灾情后，二话没说，直奔警署办公室，揽下了抗灾救灾的指挥任务，并向联邦国防军、北约和消防部门发出紧急警讯。施密特当时的名言是：“那些天里，我没有去翻阅基本法。”言外之意，他在决策时根本没考虑“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等法律问题。据说，他通过个人关系，启动了北约力量来救灾，从程序上说是不允许的，但他做了。
那次汉堡抗洪让施密特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被公认为“撸起袖子，敢做敢为”的危机处理者（Macher und Krisenmanager）。十二年后，这个声誉成就了他担任联邦德国总理。
之后， 他在1973-74年的石油危机、“德国之秋”（Deutscher Herbst）时面对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和北约双重决议（Nato-Doppelbeschluss）等重大事件中，均展示了自己的“铁腕”能力。从此，施密特的名声走出国门，享誉世界。
1977年的施密特，图片来源：wiki
回顾施密特的政治生涯，可谓一波三折，考验重重。红军派的恐袭虽然造成人员伤亡、斗争的残酷性也尚无后者，但1962年那场横扫整个德国北海沿岸的飓风，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的威胁更大。施密特当年雷厉风行和不拘小节的作风，成为眼下抗疫中德国媒体和政治家们希冀的“强人”典范。
在德语中，“Macher”这个概念在形容政治家时其实褒贬都有：即有“果敢决断”，也有“不择手段”的意味。所以，1989年，当施密特这位“世纪见证人”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外界对他的这个评价时，曾这样诙谐地回答：这个称号对政治家而言还不算是“最差的特质”，但他本人拒绝这个“标签”。
他详细解释了这个“称号”对他“名不副实”的理由。他说，虽然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但并非只是撸起袖子就干的“简单行为主义者”，他固守信念，言行基于理性、知识和伦理。对他而言，政治与明确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密切相连。具体地说，他用智慧去指导行动，得益于罗马皇帝奥列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自我反省”能力（这位先人著有《反思录》），以及从康德（Immanuel Kant）、波普尔（Karl Popper）以及韦伯（Max Weber）身上摄取的哲学素养。
正是这些先哲，为他在政治生涯中，特别是面对困境和必须作出貌似“不得人心”的决策时，提供了行动指南和衡量标准。他不会胡乱决策，更不会慌乱决策，他决策的背后有着对国家和集体的强烈“义务感”和“责任感”。
当然，汉堡救灾涉及的只是某个地区，无法与眼下波及全德、全欧、乃至全球的新冠病毒瘟疫相提并论。现在的疫情对公共卫生、全球秩序和世界经济的挑战无疑是空前的，完全有可能成为本世纪最大的灾难之一，但施密特处理危机的做法是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
新冠疫情在德国和欧洲爆发初期，欧盟和北约的表现颇为不堪。当欧盟成员国各自为政，纷纷关闭边界和禁止入境时，布鲁塞尔的危机处理显得迟缓和无力。面对共同的疫情，各国的“民族本位主义”大行其道：德国颁布了针对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医疗防护装备的出口禁令；重灾区意大利首先得到的不是欧盟的帮助，而是来自中国的救援；在设立“新冠债券”问题上，欧盟至今未能达成一致。
数周前，人们一定还认为北大西洋两岸关系的嫌隙不可能大于北约内部的经费之争和贸易战，但是，这次疫情让人看到“大难临头各自飞”能飞多远：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宣布禁止欧洲航班入境，还试图买断德国一家公司的疫苗产品，仅供美国市场使用；日前，他又宣布停止向世卫组织提供资金。
今天德国人缅怀施密特，也因为他曾是欧洲一体化和北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积极推动者。他深知，欧洲的统一、欧洲公民的富裕以及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很大程度取决于欧洲各国是否能共同应对危机，是否能与自己的伙伴一起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欧盟前外交事务专员莫盖里尼（Federica Mogherini）不久前曾说过这么一段话：以科学为基础的政治决策是走出危机的唯一理性之路，而科学依据是我们目前拥有的唯一可靠的参照。
她的这番话也从另一个政治现象中得到了证实：在这次危机中，这些年人气高涨的全球民粹主义势力几乎变得“无影无踪”，因为抗疫需要科学依据，而非简单和极端的鼓噪。推特删除了巴西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质疑“隔离在抗疫中的有效作用”的信息；川普的谎言多次被揭穿，最后不得不修改对病毒的说法；德国的选项党对抗疫束手无策，除了敲边鼓之外几乎无所作为；而德国政府却因其有条不紊的表现赢得了选民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现在采取的措施以及出现的争议，并非指向德国社会的民主根基，这点各方没有异议。讨论只要是理性的，无论对病毒的了解，还是对社会共识的形成，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施密特就是这么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坚信理性辩论的力量，也从未在政治争论中失去妥协的能力。在危机处理中，他始终充满责任心，并不失章法，决策时常常超越党派意识，虚心听取专家意见，鼓励团队提出反对意见。
他在任期内遇到诸多危机，经常需要在不完全掌握信息的情况下立刻作出判断和决策，因此，及时修改决策中的错误是非常必要的。施密特深知这点，并在决策时就做好了这种准备。他的观点是：个人的专业知识越缺乏，专家的意见就越重要，但不能把决策权和执行义务甩给科学家。
施密特在危机中经常反思和自我批评，但行动中却坚定不移。他的这些作风和品质，或许就是德国人眼下对政治家的期待吧。
施密特是汉堡人，现任总理默克尔也出生在汉堡。两人的政治生涯都与德国这座港口城市有着某种关联。施密特无疑是德国人心目中的一座政治丰碑。默克尔是否也会成为后人的政治楷模呢？
回到德国当下的疫情：
这场瘟疫，不仅考验着人们的体力和耐心，也在挑战一个国家的实力。德国政府连年以来一直坚持的“不举债”国策（“Schwarze Null”），被电子显微镜下才能得见的新冠病毒“轻而易举”地推翻了：从疫情暴发开始，德国政府已举债数千亿欧元。
德国普通百姓有两大爱好：喝啤酒，看足球。因此，“十月啤酒节”（Oktoberfest）不仅属于巴伐利亚人，也是德国在国际上的一块招牌。
足球早就没得看了，俱乐部也已停赛。如今，啤酒节也泡汤了：巴伐利亚州府和慕尼黑市府21日宣布取消今年的“十月啤酒节”。
在这个民间节日七十年的历史里，真的还是“头一回”。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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