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如果不能“实现更好的联合”，要这宪法何用？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范勇鹏】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最近成了网络红人。3月31日的一次记者会上，科莫说纽约州从中国订购了1.7万台呼吸机，加州、伊利诺伊州都在下单，美国联邦政府和意大利也来抢购。50个州抢购同一种商品，互相抬价，互相竞争，就像在E-bay上竞拍。

科莫认为“这太没效率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还进来插一脚，而且出价比各州都高。FEMA本该采购物资分配给各州，但现在却加入了呼吸机的竞拍……吊诡的情形不止于此，各州为了口罩互相竞争，截胡别州的抗疫物资等等奇怪现象都出现了。

那么，美国《宪法》及其创建的联邦政府是干什么用的？

美国的前身是北美的殖民地，不过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十三州，还包括加拿大、新斯科舍、巴巴多斯等殖民地，只不过后来这些殖民地没有被包括在美国的范围内。美国建国后，曾一直等待加拿大加入，《邦联条例》专门给加拿大留有席位，加拿大加入美国的程序要比其他殖民地便捷，可以说是真爱了。

这些殖民地为何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根本原因就是商业利益，和权利、自由或“无代表不纳税”之类的漂亮口号都没多大关系，口号是喊给别的看的，利益是疼在自己身上的。

当时是欧洲的“重商主义”时期。不同于后来的“自由贸易”理论，重商主义理论相信世界上货币是有限的，国际贸易是个零和博弈。谁卖的多，赚到货币多谁就沾光。谁买得多就吃亏。这和今天特朗普总统的价值观差不多。所以当时欧洲各国在贸易中都是追求顺差。在海外建立殖民地，目的也是服务于自己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因而不会允许殖民地发展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对母国形成贸易顺差。所以殖民帝国内部贸易也遵循着国际贸易同样的原则，母国尽量向殖民地多出口少进口。

问题是这样不利于殖民地商人的利益。人家当年去殖民，本来就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且北美丰富的土地和资源，也使殖民地贸易能力迅速上升。英国议会迫于无奈，只得搞了一些不平等的法律，如《航海条例》之类，压制殖民地的贸易，最终导致殖民地造反。

在这个大前提下，各殖民地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有时甚至会为了生意而动武。但是在英国国王统治之下，大家还能大体相安无事。可是一旦独立，没有了共同的权威，各殖民地之间的竞争就开始向着无政府状态发展。

1783年，英国和殖民地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国独立。此前的1777年，大陆会议就通过了一份《邦联条例》，这是美国的第一份成文宪法，但是其制度结构十分松散，中央权力极弱。因而独立时的美国和我们心目中的国家大不相同，除了军事外交等事务，各州各行其是，特别是在贸易、税收方面有很高的自主性。

当时的邦联国会主席拉姆齐在写给各州的一封信中就呼吁加强中央集权，警告说如果各州继续轻视国会，邦联将面临“无政府状态和无止境的州际战争，考虑到有一天某个未来的凯萨大帝把我们的自由掠夺而去，或我们沦为欧洲政治的玩物”。

事实上，当时已经出现了无政府状态的危险。1783年与英国缔约后，没有了共同的敌人和威胁，各州立即面临分裂危机，州际矛盾突出。欧洲国家开始利用内部矛盾而干预美国内部事务，希望美国分裂，西班牙政府策动肯塔基独立，加拿大与佛蒙特分裂主义勾结，美国几乎分裂成三个国家。美国建国之初也经历过中国北洋政府时期受外国势力操纵的痛苦。

欧洲国家还在贸易方面对美实施歧视性政策，因为它们知道美国的邦联国会无法制定统一的对外贸易政策。英国拒绝对美国开放港口，加剧了美国商业萧条；奥地利和丹麦拒绝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美国的谈判代表无法与西班牙和英国签订贸易协定。面对英国的海上威胁，邦联也无法建立海军，在公海上保护美国商船。

各州只好自求多福，各自出台政策保全自己的利益，导致美国进出口和州际贸易出现严重混乱的情况。州与州之间也发生了激烈摩擦。例如，和平协定规定西部土地归邦联，但各接壤州都主张所有权，结果康涅狄格州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二州为争夺土地险些大打出手。各州相互之间搞贸易壁垒，新泽西对所有过港外州商品课税。纽约则对所有从新泽西来的商品征收进港费。1785年，宾夕法尼亚州对外国和外州产品一律征税。

各州还发行自己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经济状态恶化又引发了各地的人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谢斯起义。谢斯起义发生在马萨诸塞州，但是邦联政府却未能提供帮助，暴露了中央政府的软弱无能。

谢斯起义。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这让统治阶级普遍意识到要加强国家权力。汉密尔顿后来指责邦联“使国家蒙受耻辱”，“凡是能降临像我们这样特别享有优越自然条件的社会的全国性混乱、贫穷和无意义的征象，还有什么没有成为我们普遍不幸的悲惨事实呢？”（《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五篇）他断言这栋脆弱的建筑物就要倒在他们的头上，使美国人在其废墟下被压得粉身碎骨。美国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说，1785年时，人们日益怀疑《邦联条例》能否成功，就像今天人们认为联合国会失败一样。如果邦联失败，各州之间的冲突会导致战争状态，“会简单地复制欧洲国家相互交战的经历”。

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统筹协调各州之间的贸易关系，才召开了制宪会议。最初没人敢提制宪，只是提出要修改《邦联条例》，最早的努力是亚历山德拉会议。1785年3月，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州无法解决关税和波托马克河航道争议，决定开会商议解决。会后，麦迪逊建议邀请所有州派代表开一次会议，讨论商业问题。1786年9月，会议在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不算成功。于是汉密尔顿起草了一个报告，要求各州1787年在费城再聚首，讨论商业问题。所以整个制宪过程中的一系列会议，首要的驱动力都是商人们对商业秩序的关切。

不少中国学者把安纳波利斯会议或制宪会议吹上天，掩盖了其商业性质。对这种说法，美国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反驳道，安纳波利斯会议“是一个由一些州的代表讨论贸易问题的州际会议”。（《美国人：建国的历程》543页）《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也说，安纳波利斯会议就是为了处理美国贸易的困境而专门召开的，后来引出了制宪会议。（上册，50页。）

《宪法》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中面临的危机。宪法所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中，大多数都是商业权力。独立的司法权——最高法院的设立，就是为了协调联邦和州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美国解决联邦权和州权之间冲突的一条原则就是《宪法》中的“州际贸易”条款。也就是说，但凡有关美国对外贸易和各州之间贸易关系的事务，倾向于归联邦管辖。各州内部事务归各州管辖。这些原则非常鲜明地显示了美国国家制度的商业性质，以及协调各州关系的功能性特征。

美国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多次发生州与州之间的冲突摩擦，例如新加入美国的领土分配和建立新州的问题，奴隶制问题，关税问题，河流、牧场等资源分配问题等。最大的一次冲突就是南北战争。内战之后，美国联邦权得到了空前加强，国家的统一也进了一大步，似乎各州之间的协调合作也没有了太大问题。

但是联邦制所留下的裂痕依然存在。这就类似于金属材料中的伤痕，不承受高压时问题不大，需要承受压力的材料或部件，就需要进行探伤了。这次疫情就是一种高压情形，试验结果证明，美国肌体内的伤痕仍然存在。这时偏偏又遇到了一个分裂混乱的联邦政府和一群不大靠谱的政客当政，问题就以加倍的症状表现了出来。

233年前，美国为了解决各州的团结协作问题而制定了宪法，宪法第一句话就是“为了实现更好的联合”。233年后，各州依然会为了口罩而争夺，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充分承担起“州际贸易”的调节功能，反而参与各州的竞争。联邦政府想“封州”，却被纽约州长怼回去，声称是“宣战”行为。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因此就说美国经过233年又回到了起点，而且科莫州长的话也多有政治表演的成份。但是，美国《宪法》是干吗用的？它今天还有没有用？美国制度的问题在哪儿？这些问题却值得我们提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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