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从美国“大撒钱”看中美关系中的挑战与机遇

【文/ 黄靖】

3月27日，美国国会近乎全票通过了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加上3月12日美联储为了救市向华尔街注入的1.5万亿，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的两个星期之内，美国就已注资3.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2019 年全年债务为1.2万亿、GDP为21万亿美元。如此史无前例地“大撒钱”，犹如危急关头的孤注一掷。其目的不是抗击疫情，而是企图阻击疫情所引发的经济崩塌。

然而，“大撒钱”很难挽回美国经济进入衰退甚至萧条的局面。这并非因为美国已经债台高筑、难以为继——至2020年2月，美国债务已高达23.25万亿美元；而是由于“大撒钱”不可能治愈美国经济的三重结构性沉疴：

其一，实体经济的衰败导致的经济结构高度失衡：自本世纪初以来，制造业在美国GDP中的份额从12.7%下降到11.6%，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扭转这一下降趋势。

其二，偏向资本的分配结构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结果是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力衰退。

其三，高度全球化的资本导致美联储对美国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最为关键的金融资本的控制力不断减弱——近来美联储降息、注资、监管等政策手段失效，难以“按照美国的需求”控制金融资本的流向和流量。

更为关键的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流通——人员、技术、金融、物资、消费的流通。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仓促之间不得不采纳和中国同样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阻断人员流通——隔离。人员的流通一旦受阻，其他方面的流通也就停滞下来。由此带来的市场恐慌促发了经济结构性沉疴的并发症，导致股市——美国经济晴雨表——的持续熔断性暴跌。

美国的经济困难必将给已经十分严峻的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挑战。首先，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已经形成“中国是战略对手”的共识——这也是两党间唯一的战略共识。随着经济的恶化，攻击中国是缓解国内的政治压力、增强凝聚力的有效手段。左派从价值观角度指责中国搞“国家资本主义”，破坏自由市场经济；右派和民粹从利益出发，污名中国搞不公平贸易甚至“欺盗”。加之正值大选年，企图连任的特朗普则更是要将其经济的失策甩锅中国。

可以预料，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美国政府将见缝插针，抓住一切机会——从贸易摩擦、疫情“追责”、南海、台海以致所有国内“问题”——向中国施压甚至挑衅，使得维护中美关系稳定更加困难。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的经济衰退甚至萧条必然给正在“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压力。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经济早已同世界、尤其是美国形成了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更重要的是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和最大基础建设投资国，中国经济对金融稳定十分敏感。毕竟“大撒钱”有可能成为饮鸩止渴。

3.5万亿美元从何而来？其一是发债。自1971年尼克松政府单边废除金本位以来，美元不仅是国际流通货币，更是世界经济中的信用货币。因此，美国债劵不仅是“钱”，更是不可或缺的信贷。而向全世界发债则成为美国独有的摇钱树。其二是美国政府向美联储“借债”，然后通过财政支出进入市场。

然而，如果美国无节制地发债和借债，最终必然毁坏其摇钱树的根基——美元信用。2008 年的金融海啸，本质上是美元信用危机。这个危机，由于美国发债借债上瘾而迄今未能从根本上克服——这是“大撒钱”或将引发更大金融危机的最根本隐患。如果美国“大撒钱”不能阻止美国经济快速下滑，必将引发更甚于2008年的金融崩塌。这对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挑战与机遇伴行。发债和借债，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美元的流通和流量，即所谓量化宽松。而在经济困难时期，加持美元以确保流动性是理性选择——现金为王。美国政府“大撒钱”对中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美债的第二大外国持有者——绝非坏事。它不但在客观上帮中国“护盘”，加大了中国金融流动性，而且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提供了更多的弹药，继而增强了掌控金融局势的权重。

从这个意义上看，面对金融风险，中美确实是“同舟共渡”。2008年金融海啸时，奥巴马政府中的对华鹰派国务卿希拉里高呼“同舟共渡”，绝非虚言。事实上，在刚刚举行的G20以及紧接着的元首通话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防止经济危机、确保金融稳定上表现出的合作意愿，正是基于对“同舟共渡”的理解和期盼。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稳定经济、尤其是稳定金融上显然比美国“深层政权 (deep state)” 更加理性和务实。

美国疫情期间前所未有的“大撒钱”，使我们再次看到：以金融稳定为根基的经济稳定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立国的美国的命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之间尽管在意识形态、文明传承、政治体制 (political system)、治理制度（governing institutions）以致政策程序上有很多差别，但在保持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这个根基性领域里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新兴大国，把握时机，逐步开放金融领域，理性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同时也必定在客观上为“金融舵主”美国提供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机遇。毕竟，作为已经高度全球化的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合作和共同担当——尤其是在经济困难时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和拆台都必将导致皆输、而且祸及全世界的结局。

（本文原载于《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2020年3月，总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