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咏幻：日本防疫战终于发动，东京社畜们还好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月咏幻】
4月7日晚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在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对策本部会议上，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大阪府、兵库县和福冈县在内的七个地区正式进入了紧急事态。宣言自8日起生效，持续时间约为1个月，至5月6日结束。
对日本民众来说，紧急状态宣言终于发布，意味着“预热”许久的“发动篇”终于来了。4月5日的时候，安倍表示如果东京都内连续两天感染者都超过三位数，就需要发动紧急事态宣言。6日，日本政府表示将在7日进行紧急宣言。而7日当天，连著名的不务正业只想播动画的东电都做了特别节目来介绍紧急宣言，告诉日本国民，需要注意避开“密闭、密接、密集”的“三个密”接触。
这“正篇之前有预告片，预告片还有预告片，预告片的预告片还有预告片”的操作，自然令一贯谨慎，郑重，按部就班的日本民众也感觉忍俊不禁，编了不少段子来调侃。
（图片来源于推特截图）
也是在4月7日晚间，我所就业的某二次元产业公司的办公楼物业突然打来电话，紧急告知有一位物业员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8日要对大楼进行消毒所以要停业一天，我听了电话，有点意外但又颇有些庆幸地回答说：
“谢谢关心，不过我为了防备新冠肺炎，这段时间一直在家工作来着。”
对于像我和身边小伙伴这样的在日中国人来说，紧急状态不是从4月8日开始，而是从两个月前就开始了。中国人对新冠疫情严重性的认识是充分的，由此一来日本政府的温吞犹疑显然就不能让我们安心。早在对钻石公主号邮轮灾难性的处置后，我们就已经购置了蛋白粉、保存用的水，还有各种能储备三五年的食粮——比方说能保存五年的面包。做好了东京封城，公共交通和超市等基本停摆，所有人在家里蜗居两个月的准备。
因为朋友们都集中在创意和IT行业就业，所以申请在家办公也不麻烦。一位游戏从业人士已经从2月开始就没出过门了。我虽然晚一些，但也已经躲在家办公半个月了，跟那位确诊病例自然毫无接触。
（图片为笔者亚马逊购物记录截图）
可是庆幸之后，我才想到正好在9日还有个会议必须要回公司去出席……怎么说呢，从业务上讲这个会议还非得现场开不可，好在紧急状态之后，公司已经宣布全员在家办公，去完这一趟之后就可以在家呆至少一个月了。
于是在东京进入紧急状态的第二天，我难得地出门一趟，顺便也观察一下这个“非常时期”的大城市。
“新冠疲劳”的市民
日本政府的防疫理论，是跟全世界都不同的。3月初的时候，日本厚生劳动省给出的结论“日本国内的80%感染者不会传染其他人”。这个看似诡异的观点乍看好像不是没有道理。日本政府和很多国内人一样对日本老百姓有种蜜汁信赖，觉得“日本人听话，有了症状就会第一时间去看医生，看了医生就自行隔离在家不出门，连面对家人的时候都戴好口罩，绝对不会给人添麻烦”。再加上有了数据支撑，就显得好像令人很安心。
（图片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
因此这时的日本政府看来，零星感染不可怕，只有“集团感染”——出现大范围传播才是危险的。这也就直接导致了有不少工薪族顶着发烧也要去上班，而且就算坐的是早上人挤人的满员电车，也要装作无事发生。
日本政府在2-3月间一直没有进行大范围检测，也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从社会范围内切断传染渠道。只是不断地要求疑似患者在家隔离，而对集团感染事件倒是尽可能地追溯传染途径，并且检测所有接触者。而我能够申请在家办公，就和东京最大的一起集团感染事件有关。
（图片为笔者自行拍摄）
这是我从东京台东区的住所附近拍摄的照片，红圈处是永寿医院，这里在3月末爆发了东京最大的集团感染事件。一开始就发现有1人死亡，10人以上感染，随着流行病学调查确诊数量还在上升。我从住所到这个医院只需要步行一分钟，可以说是处在了集团感染的波及范围之内，因此为了保护自己和同事起见，当时就申请了在家工作。
而当我开始自我保护的时候，日本网上依然是韭黄论调盛行，说日本这个少检测只抓集团感染防疫措施能防止医院救不过来人。软银的孙正义大款想要捐赠试剂，居然被很多日本网民一致喷回去，说确诊太多会造成医疗崩溃——事到如今看来，不少患者迟迟不得确诊造成在多个医院往返，让医院本身都成为了充满了病毒的危险环境，院内的集团感染不止一次发生。同时很多患者根本没进入医院，只能在家里自行疗养，也可以说“医院救不过来人”的现象已经出现，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
也就在同一时间，东京的疫情正在酝酿，而我的日本邻居们依然被自己的政府挑弄得找不着北：一边是对新冠疫情的乐观预期，一边是不断要求“自肃”（自行克制）不必要接触，防止病毒传染。他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新冠危不危险，到底日本疫情严不严重？久而久之，不少日本人产生了“コロナ疲れ（新冠疲劳）”。有人在居酒屋里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肃来自肃去太辛苦了，自己为了放松减压，特地来摘下口罩喝一杯。
三月中旬的时候，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呼吁人民们周末不要出门，或许是她想着安倍不肯宣言那我自己努力一下吧。但是在3月20-22日的三日假期中，日本各地依旧有很多人聚集在公园里赏花——并且果然变成了大型交叉感染现场。
（图片来自产经新闻https://www.sankei.com/life/news/200407/lif2004070086-n1.html）
由于政府也并没有高效统一地让人民知道这个病毒的传播性，人们当然不知道面对的是有多恐怖的东西。虽然有很多知名人士甚至Youtuber（Youtube网红，地位类似国内的Bilibili up主或者抖音大V）呼吁取消“不要不急（不必要，不紧急）”的外出，但作死的欢乐青年还是不少。
3月初日本学校决定停课，迪士尼和环球影城关门了，我在原宿干活儿的时候依旧看到一大堆十六七岁的妹妹在逛街排队，而且没戴口罩。其中不乏这类人群表示“新冠病毒是什么？好像很酷炫，我想感染看看”、或者“保持正面的心态就没事了！”的态度。
「跳跳舞，就可以把病毒吹飞！！」（视频截图）
「我就有点莫名自信，觉得自己不会死」（视频截图）
而有一名足够头铁的年轻人，在东京都请求人民不要出去玩之后，还是在三月底的周末参加了千叶的音乐节。他成功中枪之后，当事人表示就是很后悔。
（图片来自读卖新闻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200410-00050085-yom-soci）
而年轻人头铁，另一方面此次感染症的高危人群——五六十岁的人——都在干什么呢？
这是一份随机调查的问卷，其中五十岁和六十岁的男性女性回答「正在商场里购物」的比例十分惊人，达到了30～40%。
(图片来自 Cross Marketing )
https://www.cross-m.co.jp/report/health/20200402corona/
从这方面来讲，不论紧急事态宣言有多少实际效力，至少可以大大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让已经陷于“新冠疲劳”，开始面对未知的敌人松懈戒备的市民加强警觉。至于我自己，倒是警觉已经拉满了。
紧急状态下的上班族
在出门的时候，我意外地在信箱里发现了一张非常与时俱进的宣传单（可惜我没有注意保存）。广告单宣传的业务是“特殊清扫”：如果你的写字楼里出现确诊病例了，可以用他们家的特殊清扫服务来完全消毒，让建筑物恢复“安心和信赖”。收费是800日元每平方米。
这么说来，敝社所在的办公楼就已经定制了这样的服务——这些特殊清洁公司或许之前是从事“孤独死”（不为人察觉地独自一人死在家中）房间的清扫工作的。那些不幸的孤独死者的房间往往非常混乱和危险，所以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有完备的防护设备，正巧适合对新冠污染区进行消杀。
我的通勤路线是从上野站到东京站——距离很近，但沿路全是热门站点，人群非常拥杂，因此从3月初开始，我就已经不坐电车，改骑单车出门。一路感觉街上的人并没怎么变少。可能不戴口罩的人数比例从2月3月时的大约30%下降至了15%左右，很难分别出这一片区在紧急事态宣言前后的区别。或许因为上野御徒町这一片同时也是生活区，也可能因为现在是平日，需要出来上班的人不得不往外跑。
不过，当我到了平常这时也是人山人海的秋叶原时，才发现的确人比平时少了。
（图片为笔者自行拍摄）
回想前两周周末，东京都知事小池呼吁大家不要出门时，涩谷和浅草寺的样子。对比足够强烈。周末充满了密密麻麻人群的这两个地方，在上个周末的外出自肃背景下显得有那么几分荒凉。
这时涩谷的大十字路口和浅草寺几乎没人了。
（图片来自每日新闻）
在公布紧急状态的同时，安倍明确表示这跟中国和欧美的“封城”不一样，不但超市、银行、政府机构等社会运转基础设施不会关闭，公交也不会停运。其他的各项限制措施也大多不具备法律上的强制力，只停留在请求的级别。
结果就是对消费场所和旅游景区这样的地方来说，紧急状态立竿见影，游玩的人明显减少了。不过需要上班的人依旧因为主动想上班或者不得不上班的原因在通勤。极端的情况是，一些公司员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一些工作处理材料时需要盖章，所以可以在家处理的业务也只好跑一趟公司。
日本人离不开印章的传统由来已久，这也确实造成了很多麻烦和不便。但每当政府想要改革印章制度的时候，却又会遭到日本印章行业协会的抵制和索赔，只得作罢。这样的事情去年还发生过一次，我在想，如果去年印章改革成功，或许今年能少一些不得不去上班的可怜人吧？
（图片来自IT Media）
https://www.itmedia.co.jp/business/articles/1903/22/news024.html
进入东京站附近的公司大楼之前，我特地又重新检查了一遍防护装具：头上的护目镜和N95固定的十分紧密，手套也没有任何破损。进入大门，物业的员工们照例用很大声的“お疲れ様です！（您辛苦了）”来欢迎我们，不过那位熟悉的胖大哥已经不见了，果然是他确诊隔离了。
我自从二月开始就在大楼里也都是戴着口罩护目镜的，和他也没有什么接触，不需要担心。但是同楼的大多数社畜们就比较危险，因为他们平时经常在电梯里不戴口罩地大声讲话。
老板倒是对我们非常体谅，开会速战速决，开完了就立即解散。当我走出大楼的时候，发现一路上我也还是没感觉比平时人少。东京站前这一片用加班人民的血和泪点亮夜景的办公街，也并不会像周末的娱乐街一样明显减少人数。
“紧急事态”的“要请”效力也不过如此，并没有能够让大部分日本企业认识到危险开始在家工作，或者让员工为了保护自己而申请在家上班。当然，这种事情在日本其实也并不奇怪。社畜们总是面临着同调压力：别人出勤，我远程，是不是很不合群呢？其实只要坚持防疫的人数够多，成为了主流，情况就会很快改变的。
出东京记
按照原定的个人防疫计划，我准备搬出人流密集的台东区，到预先准备好的偏僻据点去度过接下来的一个月。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跟小伙伴交代下一些手续和事物。
想到接下来一个月要告别东京的繁华吃生命面包过活，多少还是有点不舍，于是乎小伙伴们决定在闭门不出之前吃顿海底捞。
与大多数国家不同，餐饮店在日本的紧急状态中被视为“必要营业场所”而继续营业，只有“接待饮食店”——有陪酒服务的店面受到了停业要请。因此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食客与店员，就得靠店家自觉。
令人欣慰的是，海底捞显然引进了来自祖国的操作标准。在店门口，我接受到了来自店员亲切的额温枪测温，以及免洗消毒液的问候。带着“进了店里的人都被这样把关过”的安心感，我向小伙伴交代好我需要他帮我做的一些公司手续之后，我们很快就吃完饭离开了。
接下来就是向防疫据点转进了——这一次我不得不上了城际电车。眼看周围逐渐被上班族填满，即便戴好了N95和护目镜也还是难免紧张。我划开手机，谈到一条小伙伴转发的日本同事朋友圈：“所有店铺都拉闸停止营业了，只有次郎拉面门口还是老样子”。
（图片来自朋友圈）
下了电车，开始往据点走了，进门之前，我突然想起了那个今天出门时看到的“特殊清扫”服务，随便拿手机查了一下。原来今年3月上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生意兴隆，订单很多了。也可以看出当时新冠肺炎传染的规模。
（图片来自该服务公司的网页截图）
站在据点门口，我逃出常备的75%酒精消毒液。把所有接触外部空气的衣物还有手机等随身物件喷了个遍。然后推开门，说了声：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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