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抗疫要走“回头路”？欧洲看了一眼中美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波】

虽然这几天国内外媒体热点已转向美国、特别是纽约州新冠病毒攻防战的前线报道，但这两天，从疫情一线传来的最吃惊消息仍然是英国首相鲍里斯因为新冠病情严重住进ICU。当下欧洲，无论从总的感染数量和死亡率来看，仍然还是疫情的“震中”。4月7日最新统计显示，欧洲确症人数是美国的两倍、目前已经超过70万，患者死亡超过5.4万人。笔者预计欧洲确诊患者人数应该在不久会超过百万。

3月18号左右开始的大规模封城与“禁足令”，在德国和法国已经实施3周，从数据看，较严格的“社交距离”的管控效果是把前三天翻倍的指数增长转换为平滑的“直线增长”。德国感染人数7号超过10万，发展曲线按照每天平均5000人直线上升，预计20天后会接近20万人。因此德国和法国卫生部门仍然强调本国的感染处在上升期，“峰值”尚未来到，封城至少将持续到复活节之后的4月19日，政府视情况做下一步决定。英国疫情发展落在德法后面约二周，“社交距离”规定的严格程度也较低，因此患者增加速度略快。同时，土耳其和俄罗斯二个人口大国也拉响警报。

图中曲线数据截止4月5日18时（图片来源：霍普金斯大学）

英国和德国那些本来就主张“群体免疫”策略的政府顾问和专家们，其实心里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3月18日前后，欧洲主要大国的出行禁令-“lock down”规定刚一宣布，顾问们便心急火燎的在媒体发声，说这样策略执行的“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心理健康成本”太高，不可持续，积极推动所谓“退出策略”出笼。

3月24日，牛津大学传染病演化生态学团队（Evolutionary Ec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 group）在推特上发布一项正在进行研究的模型推测结论，号称英国大约一半人口已被感染，该推测其实是强调立即进行大规模血清学调查、以评估英国新冠疫情正确阶段的必要，这个消息也再次把“群体免疫”概念拉回视线与政策辩论，英国首相的科学顾问和一些媒体专家重新提出以“群体免疫”策略为基础制定的“退出封城策略”。

这些“退出策略”的核心仍然是“拖延”：即利用目前的“封城期”时间（基本不问之前为何白白浪费了40天-60天的宝贵时间），迅速提高医疗服务体系应对能力、尤其是提高呼吸机病床数量和医护人员后备力量的储备能力，根据目前一个月重症病例救护的实际操作的数据，更加精准计算现有医疗体系的“最大压力系数”，“科学指导”逐渐放宽社交管理限制，例如，恢复某些重要行业的运作，或者干脆先恢复学校和幼儿园的上课，在德国首席病毒学家Drosten教授看来，学校和幼儿园可以被作为“社会感染速度”的完美调节器，他提出的其它建议还包括在夏天之前最好把德国年轻人尽量全部感染，这样今年冬天就好过些，这些毫不避讳的说法，使他一度在德国遭到批评。

国情不同，英国专家则是把年轻人爱去扎堆的酒吧和音乐会作为“感染速度调节器”，因此对于娱乐业关闭耿耿于怀。“退出策略”另外一个重要标配是：同时开展大规模人群抗体测试，让大量无症状感染者和治愈的感染者能够先恢复社会正常生活。在形形色色的“退出策略”中，能够看见一个共同的“亮点”，那就是欧洲病毒专家们折腾几个月之后，终于恢复了“常识”，承认了口罩的个人保护作用，能够调控病毒传播的速度。

德国罗伯特·科赫病毒研究所“自制口罩指南”

不少英国与德国的医学专家虽然是认同病毒不会一次性被消灭彻底的看法，但他们不愿意同意现在就公然把“群体免疫”代表的“拖延策略”作为恢复社会生活的基本对策选项，他们犹豫不决、也不像《柳叶刀》主编Richard Horton那样坚决与鲜明主张应该采纳“武汉封城”模式，因此寄希望于新冠病毒疫苗的快速开发与批准上市的“突破”。

在有效疫苗出现之前，为了部分恢复“社交生活”，又能够阻拦出现第二波病毒的大规模传播，目前这些专家的共识是可以照抄韩国的作业：即大规模测试、坚决识别与隔离“疑似患者”的成功经验。为此，要提供个人化的快速检测手段，要提倡国家/企业财务上支持的自觉隔离行为准则，要打破欧洲国家死板的数据隐私权价值观，通过相关大数据应用立法，使得政府可以强制推动“测试和跟踪”方法。

德国Leopoldina国家科学院的医学专家们在4月3日发表支持联邦政府继续延长“禁足令”三周的集体声明就颇有代表性，其中呼吁了三项紧迫措施：1. 广泛使用口罩，2. 启用手机数据支持的隔离跟踪系统，3. 提升大面积测试能力。这三个措施据说是在还没有疫苗之前，社会生活恢复“部分正常化”的前提。看来在德国，“群体免疫”提倡者暂时还没有占到上风。

但在几乎没有实施“社交距离”的600万人口的瑞典（还有荷兰），群体免疫的试验正在“进行时”，会引发进一步关注。与此针锋相对的是，一个很受德国民间欢迎的大数据网站（coronazahler.de）做出相应预测，继续保持目前的措施，到五月的峰值期会有1万左右死亡，而放松措施，则有可能导致峰值期前后出现20万人死亡的巨大风险。总之，4月19日之后的德国和英国领导人将面临巨大压力，在不同模型认知和价值观交锋中，究竟会如何选择下一步引导人民行为的政策，是否要放松“社交距离”以复苏经济生活，存在很大变数。

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在中国要如此关心欧洲疫情战场策略的争论与走向？把社会价值观的差别先放在一边，把关于欧洲国家是否应该学习、是否能够结合自己情况学习“武汉封城”经验也先放一边，我们关心的直接原因，是全球抗击疫情本是一盘棋。若德国一旦放任感染5800万人（人口的70%），英国放任感染4000万人“群体免疫”大型社会试验，则欧洲的“至暗时刻”将持续若干年，弄不好会出现二次、三次疫情集中大爆发，这将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和人员国际往来处于较长停摆，意味着“输入型”疫情对于中国和东亚国家、对于其它“闷死”病毒战法第一阶段取得成功的国家，会是一种长时间高压。人类最终要战胜“疫情”，中国不能够“独善其身”，而是要与其它国家相互理解、协调步调、共享资源、技术与方法。

王辰院士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也提到要关注“群体免疫”的后果，在国内网络引发争议。因为王院士似乎对于疫苗开发前景有较多担心，因此特别提醒注意以下风险：“疫情并未远去，先要考虑现在我们和欧美之间的差别。他们会比较理性地，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会断指求存……于是，在将来就可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欧美人群受了大的损失之后，他的人群免疫能力就上来了，他可以敞开国门……我们反过来有可能面临这样的（被迫锁国）局面”。

王院长褒奖的欧美国家是否“理性”暂且不论，“被迫锁国”四字是笔者所加，这是一位德国华裔病毒学者在二月份解释西方群体免疫策略最终将会导致结果时所用的字眼。这位学者最近在一个视频会议上说德国的这场防疫战争要持续“来回拉锯”坚持二年，据说把之前理解赞同“德国打法”的张文宏医生都搞糊涂了。

笔者在上篇文章就提出，全球新冠病毒的斗争前景，有些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情形类似，要克服欧洲“至暗时刻”政治精英决策路线摇摆，美国的态度至为关键。过去三周，美国自己确诊患者剧增至30多万固然令人震惊，美国马上替代欧洲成为这次疫情的下一个“震中”。白宫给出的模型预计，在这一波冲击下死亡规模在10万人的数量级别，该结果会略高于欧洲总死亡人数，但是美国一旦进入“紧急状态”后，其社会动员力度比欧洲来的坚决与有力，其社会共识的形成也比较迅速，美国眼下病毒蔓延之势也是能够很快得到控制的。目前，“群体免疫”论调在美国是缺乏同情市场的，笔者提出的理由有以下三个：

一是特朗普总统显然进入“战时总统”角色之后，发出重视疫情防控、挽救生命的积极信号。之前特别看重大选年的经济和股市业绩的他，很快放弃复活节之后开工的念头，认为美国要到六月份，才可能重新逐步恢复社会生活，英国和德国没有领导人敢这样明确说话的。看来福奇博士和盖茨等明智人士的呼吁，要各州坚决“禁足”6-8周、大规模测试与隔离“疑似”和轻症病人，在控制与切断病毒蔓延之后，再开放经济生活，眼下实际成为美国疫情战争指导思想。

比尔·盖茨特别看重中国与韩国的第一阶段阻击战成果，他在美国电视介绍：“1月23日之后，中国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然后实行了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收效显著。当然，隔离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困难，但确实阻止了疫情的蔓延。其他国家的做法会有所不同，但检测和隔离的结合，显然行之有效。在获得疫苗之前，我们只能这么做。”

第二个差别是，美国领导人与公众对于美国公司疫苗开发以及特效药研制方面创新能力的信心，远远大于欧洲社会。据报道美国有35 个公司和大学研究院所开展了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工作，至少有 4 种疫苗已经通过了动物实验阶段，3月16日，第一个疫苗已经在西雅图病人身上开始临床实验，在为大规模生产做准备了。美国政府将快速通过疫苗审核，特朗普每次记者招待会上都大力推销新药，以至于有笑话质疑他家族是否持有某公司“暗股”。乐观估计可能会在6到12个月内面世。因此“佛系”的群体免疫论调至少现在没有市场。

美国著名华裔病毒专家（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发明者）何大一在最新《财经》采访中也直截了当否定了欧洲的所谓“群体免疫”。指出可以花20年的时间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发展群体免疫力……要么被感染，要么靠疫苗救治。但想要在一两年内培养出足够的群体免疫力是不可能的。疫情如此急迫，死亡率会居高不下，不会给你那么长时间去培养。他的结论是，全球还在疫情的早期阶段，完全可以采用严厉的类似“武汉”的封锁与隔离模式，全球只有同步走，才能够控制住疫情。

第三个差别则是来源于美国与欧洲不同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道统”。欧洲精英可以讨论“群体免疫”决策利弊，等于公开把死亡人群多少作为政府“某种灾难决策”的理性目标追求，这全然不符合美国政治道统。“在危机中（美国人民）毫不犹豫地以神圣的语言来讨论牺牲、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家园，这在今天依然是事实。”（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保罗 卡恩2011年在《政治神学》中这样说）美国仍然是一个新教信仰主导的基督教国家，道统没有断裂，记得施特劳斯表扬说美国政治比欧洲好，是因为国家人民还保有宗教保守主义信仰，而欧洲人在二战之前就世俗化的厉害。由此看，美国的政治道统里面保存有“国家利益”“牺牲”“珍重生命”等价值观。

当然，这些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与华尔街资本主义生命可衡量的市场价值观念是冲突的，从美国极右派运动发展中可见一斑，而特朗普本人则是夹在二种价值观的“道统”中左右为难的。欧洲则不同，政治精英们在世俗化的自由主义路线上已经走的太远，政治决断和宗教几乎是彻底分离。集体主义和牺牲价值观已经不是欧洲道统的主流，功利主义思想、契约主义、超主权实证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在主导欧盟和欧洲主要（新教）国家。

欧洲的天主教为主流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奥地利，都没有提出“群体免疫”，走的都是“举国坚决抵抗”路线；希望实践“群体免疫”绥靖主义路线的，倒是英国德国荷兰瑞典这些典型的新教国家。而德国内部最早主张严防死守、采取最严厉“禁足令”的巴伐利亚州，其居民也是以天主教为主。这种深层次的文明价值观的基因差异，在社会面临存亡的生死关头，看来在显现自己的关键作用。

4月3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基辛格最新文章，这位参与打开中美交往大门、参与美苏缓和过程的老人担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全世界“城邦国家”的城墙正在悄然复兴。他呼吁在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中，各方都必须克制，将控制疫情置于首要位置，通过全球合作的愿景与计划，来战胜新冠病毒对人类的攻击。

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笔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二个大国如果拒绝走“群体免疫”，那么，单凭德国和英国等国，也是走不下去的，因为会把自己搞得“出不了国门”。但是，非洲地区国家、印度和其它卫生防疫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会不会因为缺乏资源而被迫走上“群体免疫”之路？这个风险仍然存在。

要从根本上打消欧洲主要国家半推半就走“群体免疫”的念头，唯一的做法是，在WHO和联合国的框架下，促中国与美欧通力合作，让欧洲各国、世界各国都能够及时分享到每年不断迭代研发的针对性疫苗。只有这样，疫情控制才有可能全球协调步调，只有这样，我们就能够不担忧疫情卷土重来，可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中，实现全球性的“群体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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