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贝卡•斯潘：革命已在路上，美国人民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刻-丽贝卡·斯潘

【文/ 丽贝卡•斯潘】

恐惧席卷大地。大量企业倒闭。一些人发了横财。惊慌失措的消费者囤积厕纸、食品和武器。政府的反应前后矛盾、毫无效力。日常经济活动逐渐停摆。投资者找不到安全资产。政治派别主义愈演愈烈。一切都分崩离析。

《大西洋月刊》4月3日刊文《革命已经在路上》

这些场景既出现在了1789年和1790年闹革命的法国，也出现在了今天的美国。我们是否正面临一场刚刚开始但尚未命名的革命？我们是否希望这样？

显而易见，我们正处于重大转变的边缘。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类比——又一次大萧条的来临、近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挑战、全国性中年危机——还有不少其他类比。但很少有人把当前的时刻称为一场革命。而有些人认为，伴随着乔•拜登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胜算激增、伯尼•桑德斯的支持率下滑，即便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新冠肺炎大流行也标志着这种可能性的终结（4月8日，桑德斯宣布退出2020年总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成为民主党唯一总统候选人——观察者网注）。

近来，美国作家沙迪•哈米德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冠病毒扼杀了革命” 的文章，他认为新冠肺炎危机让人们渴求“常态”，而非深层次结构性变化。作为一名研究18-19世纪法国历史的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年代的特点绝对都是对稳定、对迅速解决动乱的迫切渴望。“我祈祷我们能在圣诞节前结束”，1789年10月一位受到围攻的法国国民制宪议会议员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当然，在现实中议会用了两年时间来完成立宪任务，然后又选出了另一个议会；共和国宣告成立；路易十六受到审判并于1793年1月被处决；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成为“第一执政官”，1804年成为皇帝；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陷入了连续战乱。总之，生活再也没有回到1789年以前的样子。

美国现在可能没有革命，但是我们肯定生活在了革命性时代。如果我们不这样认为，那是因为新闻报道和日常对话被非人类因素占据。今天，影响世界的似乎是病毒、市场和气候变化，而不是有远见的领导者或义愤填膺的人群。感觉我们对历史失去了掌控。

人们有时会想象昨天的革命是由自发的革命者策划和实施的，但现实情况很少如此。实际上，革命时期里不同社会角色有着不同目的和动机 (农民偷兔子、市民洗劫收费站、立法者起草宪法、焦虑的巴黎人在巴士底狱寻找武器)，他们融合成一个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集群。法国大革命给我们上的最永恒和具有解放意义的一课就是：人民创造历史。同样，我们今天采取的行动、做出的选择，将决定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对过去的记忆。

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几个月与我们当前情况非常类似。经常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排挤和忽视的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就像路易十六时期颇受欢迎的财政部长雅克•内克尔。1789年7月初内克尔被解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如同失去了自己的父亲”，数学家、天文学家让•西尔万•贝利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最近美国枪支和弹药的销售激增，让人回想起巴黎人突袭巴士底狱寻找武器和火药的情景（他们顺便释放了几名被关押在那里的人，但并不是他们的初衷）。新冠肺炎期间，美国市、州和联邦官员围绕是否“封锁”所产生的冲突堪比1789年的法国地方市政革命，一些城市的领导人迅速宣布拥护新国民议会，而其他城市的领导人仍然忠于专制王权的旧体制，还有一些市长和市议员被暴力推翻。

人们很容易把法国大革命初期和今天的美国做比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注定要经历恐怖统治，或者拿破仑那样的军事独裁统治将向我们走近。它真正的意思是：一切都是可以夺取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外部压力下和自身的严重矛盾下可能崩溃，但也可以对其重新构想、重新定义。

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回到正常状态，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惯例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已经站不住脚了。今年3月，短短一周内就收到了330万份美国工人失业救济申请。接下来第二周，又有660万人提交了申请。把自己的退休储蓄投入股市的美国中产阶级近来蒙受了巨大损失。即使在大流行之前，美国黑人的平均财富也只有白人的7%，印第安人的财富比这更少。在非西班牙裔美国白人中，因药物滥用、自杀和酗酒而死亡的人数继续上升。近250万人被监禁。对现有机构（包括选举团和国会）的信任已经微乎其微。在大流行期间去杂货店购物安全吗？我们应该戴口罩吗？没人知道该相信谁的回答。

就像美国和西欧过去的四十年一样，18世纪是经济、社会和技术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来自英国和中国的相对大规模生产的廉价商品引发了历史学家所说的18世纪“消费革命”。在18世纪80年代的巴黎，80%的工人阶级家庭的橱柜中有10个以上的盘子，超过50%的人有一块金表（在18世纪2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是20%和5%）。全新的媒体形式出现了——现代小说、可大量复制的印刷品、大量刊登广告的大众化报纸，还有新的实体场所（咖啡馆、借阅图书馆、共济会会馆）和虚拟空间（“文坛”和“舆论”），人们可以在这里就那些作品进行探讨和辩论。

随着信息来源的激增，长期存在的权威来源（君主、贵族和国教）担心失去权力，于是变成了反动势力。与此同时，社会和文化创新所基于的长期转变——欧洲海外帝国的扩张，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涌现，南美和中美洲的大量白银出口，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以更加残酷的形式继续着。18世纪，有超过600万非洲人被作为奴隶贩卖——那个时代仍被一些人称为“启蒙时代”。

1789年夏天，当农民攻占巴士底狱、革命者发誓要废除封建特权时，许多精英阶层感到他们的世界突然土崩瓦解。事实上，几十年前这种分裂就开始了。今天，就像在18世纪90年代一样，旧秩序在动荡中正走向消亡。即便在新冠疫情导致航班取消和旅行禁令之前，气候变化活动人士就在告诫大家要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和习惯。即便在被政府下令关停非必要经济活动之前，在线购物和当日送达已经在迅速重塑零售商业模式，而环境问题和反消费主义正在给时尚行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这场大流行及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让人们突然意识到清洁工、护工、杂货店存货员和送货司机日常在做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综上所述，这些变化可能看起来不像一场革命，但没人预见到的才是真正的革命。

法国大革命（图源：FEE网站）

在短暂而又无序的几年里，法国大革命让异端、渎神和巫术非罪化。而推动革命的男男女女们用一个基于男性公民普选的共和国，取代了欧洲最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之一。他们还引入无过错离婚，让领养更容易；拥抱了法律面前形式平等的理想。虽然这个时期不长，但他们把就业、教育和生存权利定义为基本人权，况且没有现成可参照的模式、没有计划、没有事先商定的平台。正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家林恩•亨特所说，他们是摸索着前进。然而，两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即兴创作的政治元素一直是革命的标志性特征：一个自我宣告的主权，设计的标徽，一首国歌，还有战争。然而，今天当美国人站在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模仿的不是法国革命的结果，而是法国革命者的活力、创造力和乐观精神。

当今世界，人类既要负起责任承担错误，也要负起责任做正确之事。总之，我们必须承担责任。事后看来，革命可能看起来像一个单一事件，但当时的亲历者不是这样感受的。革命是漫长的时期，正常生活节奏被打乱，现有的礼仪失去意义。这令人深感不安，但这也是产生伟大创造力的时期。面对这场刚刚到来的公共卫生威胁，一些美国人居家隔离，另一些人则将自我健康置于度外抵御威胁。我们可以哀叹丧失的确定性，但也可以有意识地创造新的可能性。宣称此刻为一场革命，就等于宣称人类到了必须行动的时候。

（观察者网凯莉译自《大西洋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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