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君：建国初期中印关系为何高开低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当天致函各国政府，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

印度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等原因，1947年独立后成为世界上特别是亚洲地区一个很有影响的国家。中印两国拥有的共同边界，长度仅次于当时的苏联，新中国领导人因此特别重视与印度建交问题。

印度当时的领导人、国大党领袖尼赫鲁意识到，新中国的成立将极大地改变亚洲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因此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采取了非常现实的立场。1949年12月30日，亦即新中国诞生3个月后，新德里即正式表示承认新中国，愿意与新中国建交，同时宣布撤销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中印双方随即开始建交谈判。

中印建交谈判时，中方希望印度就国民党集团驻印度机构及其财产，以及国民党集团在联合国和有关机构的代表资格问题，正式陈明立场。对此，尼赫鲁政府很快做出了令中方满意的答复。1950年4月1日，中印两国正式宣布建交。当年5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和中国首任大使相继到任。

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重视印度，非常重视中印关系。印度首任驻华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毛泽东表示：中印建交“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当时的印度总统在接受新中国首任大使袁仲贤递交国书时，也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意愿。为了在中印之间建立起真正睦邻友好关系，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体力行。1951年1月印度驻华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府多位副主席一起出席了招待会。毛泽东还亲自发表讲话，召开“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这一年，中国与印度在加尔各答和上海分别设立了领事馆。两年后。双方又分别在孟买和拉萨开设了新的领事馆。中印关系之密切由此略见一斑。当时，随着两国友好关系迅速发展，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亦比较顺利。特别是在新中国特别关切的台湾问题上，印度始终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正确立场，积极主张让新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在推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实现印度支那地区和平、维护亚洲地区稳定，以及反对新战争威胁等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相同或相近。由于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前景很好，印度来华访问的团组很多，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经常会见来自印度的客人。中印关系一度成为新中国与周边国家建交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典范！

但是，中国与印度之间也不是没有问题。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从根本上妨碍和制约着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地正常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一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二是两国长期未能解决的边界领土争议问题。

1953年底，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试图与中方讨论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方高度重视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周恩来向客人表示，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会一天天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解决的。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永远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这样针对中印度关系问题，第一次提了出来。

1954年是中印度两国关系中的高峰年。这年6月下旬，正在出席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周恩来总理，利用休会之机，应尼赫鲁总理之邀访问了印度。印度方面出动10万人集会欢迎。周恩来在印度发表了广播演说，表达了新中国发展对印友好关系的意愿和决心，并且重申了中国政府已经对印度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时，由于中方拒绝了印方针对中国西藏地方提出的一些非分要求，印方已对中国流露出明显的不满情绪，并且以东南亚国家存在对华“恐怖”为由，向中方施加压力。对此，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是和平共处。我们对印度是如此，对印尼、缅甸、甚至对巴基斯坦和锡兰也是如此。”他还特别表示：中国在文化经济方面均较为落后，需要的是建设，“我们应该以我们共同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由于周恩来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中印双方在周恩来访问结束后发表的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指导中印关系的这五项原则，适用于中印两国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即适用于整个国际关系。

顺便说一下，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发表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缅甸。中缅两国总理会谈时，周恩来针对缅方的某些忧虑，明确表示，中缅两国应建立互信。他阐述了中方对印度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中缅两国缔结一项政治协定，以确认双方的友好关系及和平共处原则。双方总理最后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

当年10月，印度尼赫鲁总理来华回访，中国组织数十万人上街欢迎。毛泽东主席两次会见并且还非常隆重地宴请了尼赫鲁。毛泽东高度评价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且提议，中印两国间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以实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举行多次会谈，北京市政府还出面为他组织了盛大的欢迎集会。

遗憾的是，印方当时没有把握好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在如何对待中国西藏地方、如何处理两国边界问题上没有改变错误立场。1959年3月，中国政府平息西藏上层反动势力叛乱之后，印方开始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要求召开国际会议为解决所谓西藏问题。公开支持逃到印度的西藏叛乱分子在印从事反华活动。

为了稳定中印两国关系，维护来之不易的周边环境，中方对印度干涉中国西藏事务的言行表现得非常克制。印方识误以为中方在西藏问题上会有求于它，干涉西藏问题调门越来越高。1959年6月，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向印度递交了反映中方原则立场的书面谈话，意在尽最大努力维护两国关系。

毛泽东高度关注中印关系的发展演变。他在审批这篇谈话稿时加写了很长一段话，其核心内容是：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也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他语重心长地表示：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国。而是我国的友人。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样是我们的国策。

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印方未能接受中方忠告。中印两国关系持续走低，终于在1962年发展为大规模边界冲突。中印关系从此进入长达30多年的低谷期，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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