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巴黎日记：旅法20年，这种现象我还是头一次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年４月７日星期二 阴转晴
早上阴天，快到中午时又艳阳高照。
由于上个周末太多的人违反禁令，法国政府今天出台更严格的措施：从周三起，上午10点至晚上19点禁止外出体育锻炼。
自从法国封城后，这已经是第三次更新措施了：一开始可外出体育锻炼，后来发现大家锻炼的时间太长，地方离家也太远，于是修改规则只能在家一公里之内锻炼一个小时。结果发现还不行，于是又出台这一措施。
在我看来，这还是会有问题，现在是夏时制，春天到了，天亮得早，黑得晚。民众仍然可以早上七点就出来，晚上19点以后再出去。到时恐怕还得改。
疫情夺命分分秒秒，法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实在令人着急。
今天最高兴的是中国首度没有死亡病例了，这是中国抗击疫情的又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好消息也罕见地受到全球媒体的热捧。不管怎么样，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成就，也是人类对抗病毒的一大成就，给仍然苦苦战斗的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此外还有高兴的事，那就是三天前在华人超市网购的货到了。我戴上口罩和手套去办交接，司机不下车，把货放到地上，然后从车上把收货单扔下来。我们根据要求自备签字笔，在收货单上签上名，再扔上车。签字笔也随手扔进垃圾袋。全程都保持一米以上距离。然后先用酒糖对着箱子喷一遍，再一件件取出，再一件件喷酒精，这些流程结束了，才拿进屋来。
终于可以改善伙食了！这几天已经开始吃罐头食品了，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今天的坏消息还是来自欧美。全球7.5万人死亡，欧洲就高达5.4万。英国累计病例突破5万，死亡人数单日增长接近800，总数超过6000。全球都喜爱的《哈利·波特》系列作者J·K·罗琳也宣布感染新冠肺炎。
西班牙的死亡人数在连续四天下降后又开始上升，达到743例，总死亡人数超过1.3万。意大利死亡超过1.7万，感染人口占全国的0.25%。如果按照英国提出的群体免疫理念，60%的人感染的话，将会至少有600万人死亡。这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承受的人道灾难。
法国则迎来了疫情发生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427人死亡！这是首度一天死亡超过一千人，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出现单日死亡超过一千的国家。养老院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全国死亡超过1万，确诊总数超过10万。法国成为意大利、美国、西班牙之后第四个死亡超过1万、确诊累计超过10万的国家。
截至4月8日8时21分，国外疫情发展情况（图/百度）
包括法国在内，这个代价西方本是可以避免的。不算中国和世卫组织，它们自己内部也有很多清醒的吹哨人，但都未能促使西方政府采取措施。
今天法国也有不少震动政坛的消息：一是“68运动”的领袖人物邦迪对媒体透露，他当时也向马克龙建议取消第一轮市长选举，但没有任何回应。二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埃里克·塔蒂在电视上谴责：“为什么法国人没有戴口罩？因为我们没有口罩，订单下得不够早。很明显，政府从1月份开始就没说实话。政府本该说我们没有口罩，而不是散布错误讯息，称戴口罩不必要，这是一个谎言。”
不过这两个消息和前卫生部长布赞女士的爆料一样，迅速地消失了，没有激起一朵浪花。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研究的兴趣。
在武汉疫情严重时，各级官员和部门的表现都置于放大镜下，被全国审视，任何一个细节出现问题，就会在全国形成波涛汹涌的舆情。好处是能令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大家迅速从平时状态进入战时状态，紧绷的形势也颇令人紧张。但何以在疫情严重的法国，与疫情有关的重大信息却激发不出任何涟漪？
这个现象我在法国二十年还是第一次观察到。是民众的责任感不强？还是公民意识不足？或许是没有境外媒体感兴趣？要不中国媒体去采访一下埃里克·塔蒂议员，深挖一下，窥窥究竟？
西方一直批评中国政府不受监督，滥用权力。可是这次疫情，我的感觉反而是中国政府受到海内外天罗地网般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监督，反倒是西方政府不受监督。即使有人批评和质疑，社会也根本不在意，政府也是理都不理。
比如口罩，中国官员说错了数，戴倒了，全球都在大重磅批评。可是这与后来西方因没有口罩而撒谎不让民众戴口罩相比，性质可是完全不同啊！何以中国、西方就此两样情呢？
昨天尼斯市长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宣布，将很快在当地出台“强制戴口罩”的规定。同一天戛纳市长大卫·利斯纳德也宣布，该市所有居民都将很快戴上口罩。波尔罗市则宣布订购80万口罩给居民。巴黎市长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诺，未来几天向巴黎市民提供200万口罩。她还声称：“我一直认为戴口罩保护自己是绝对必要的。”这都在抢着打脸啊。但卫生部长今天还在宣布不建议民众戴口罩，难道皇帝真要裸体走到底吗？
说到口罩，今天还发生了一件震动巴黎华人社会、中国驻法使馆乃至国内的大事。中国政府关心海外学子的安危，寄了大量的健康包，通过使馆进行分发。结果今天，学者学生联合会在使馆教育处统一安排给留学生发放口罩时，被警察连人带物统统扣下。最后还是使馆多次交涉才放出。
健康包（资料图/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根据法国政府颁布的247号政令《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的必要征用》及修改令，企业可以购买不超过500万个口罩自用或者捐助。学联是协会，也是给学生自用，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但法不禁止即应为许可。
学联的同学告诉我，当时使馆教育处老师送口罩时，警察已询问过原由，但使馆教育处老师一离开，警察即上前扣人扣物。其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如果行为真的违法，警方就不能在使馆交涉后放人放物；如果并不违法，扣人扣物就是错的。
目前发放健康包的活动暂时取消，各方也在等待后续发展。
法国从1月24日出现输入病例，2月24日出现本土病例，到现在已经两个半月。一些严肃有深度的反思也开始出现。其中法国外交部分析、预测与策略中心向部长办公厅和总统府递交的两份报告算是翘楚：既客观看待中国，也理性分析自己的问题。
这份报告强调：
“要和中国的叙事争，不能仅仅靠口才，而是要拿出成果来。要知道重新洗牌的工作已经在开展了，如果说中国还没有办法觉得自己可以拿到类似美国前几年担当的那种领导地位，它已经占领了一个不可或缺，甚至是很中心的位置。”
“在竞争的领域里，中国觉得已经有足够的把握来辩论防疫抗疫的模式，这是新的现象。”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西方对中国的表现评价最高的一个结论，也确实符合事实。中国虽然第一个打败病毒，然后就迅速展开全球援助，但这只能是说中国在这场全球抗击疫情中发挥了中心的作用，但仍然达不到当年美国所担当的那种领导地位。
实事求是地说，一是中国国力不够，二是真正有份量的盟友也不多，三是中国并没有思想准备，只是时势造英雄，被推到这个高位上来了。确实，有谁想到整个西方的表现是这样的？大家一般是想只要中国结束了，疫情也就结束了。没想到，中国只是序曲，大幕都在西方上演了。
这份报告也委婉地批评了法国媒体和西方媒体的表现。这一次和过去不同，仅靠笔杆子是不可能否定中国的，西方要想和中国一争高下，必须打赢病毒才行。
对于欧盟，这份报告也多有批评：这一次欧洲太过于僵化，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他们认为，欧盟和它属下的新机构本来是说要在地缘政治的思维里开展工作，然而这一次表现出来的是，他们主要从法规角度来做事。所以在疫情当中，面对各国的反应，他们没办法来促进国家间的协作。
报告指出，欧洲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考验期。欧盟各机构现在已经知道逐渐向与疫情作战调整。但是欧盟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做事情不那么计较效率，而是要根据危机因势利导随机应变，以一个集体冲锋在前。
说得虽然含蓄，但直揭欧盟的繁文缛节、效率低下，完全无法适应迅急如火的病毒挑战。
个人感觉，法国的反思一是太晚，二是很不够。特别是和中国进行对比的话。2月23日，中国的疫情还处于胶着状态，中国政府就开始反思了。习近平主席在当天的大会上指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用词直接、鲜明。并提出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上，“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
随后“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工作就立即进行。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一部法律的制订和修订都需要时间，这只能说明，早在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之前，就已经开始采取补短板的行动了。
禁食野生动物宣传图（图/人民日报微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从自己的研究领域抛砖引玉，有几点思考。
这一次疫情在湖北爆发，中央也对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问责，体现了民心民意。至于出问题的原因也会有很多方面。比如时任湖北省委书记长期在金融领域工作，主政湖北显然是要发挥他的专长。而如何快速应对建国以来出现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然是超出其经验。
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考虑，我认为有一个原因应该是有关的。中国是“政治统一（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而且事权中央和地方也是有划分的。应该说这种划分对于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是合理有效的，它既能保持全国一盘棋，又能做到因地制宜，有利于全国各层面的发展。但在面对疫情这种突发公共事件时，是否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比如地方政府从本地经济发展的角度，自然希望尽可能采取不过分影响经济发展的对策，像封城这样的措施只能由中央提出并强力实施。显然疫情过后，这样的思考还是必要的。
武汉疫情发生后，许多人批评中国体制导致地方官员唯上心态，上面不表态下面不敢行动，唯恐担责。这个解读从政治上来看或许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但从经济上、从疫情治理上却并非如此。疫情控制的主要是经济代价，地方官员恰在这一点上是不唯上的，和中央政府立场是不一致的。但当中央政府把疫情上升到政治层面之时，地方官员则必须立即看齐。
另外从官僚体系角度讲，是否有必要提升卫生官员的级别？武汉疫情爆发后，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出任湖北省委常委兼任湖北卫健卫书记和主任。如果各级卫健卫官员的一把手都兼任地方党委的常委，这将从组织结构上大大提升疫情的反应速度。
第二，现行《传染病防治法》可否进行必要的修订？《传染病防治法》于1989年制定，非典之后根据新情况2004年又进行了修改，后来2013年6月又进行过修订。从这次疫情来看，是否应该增加如何应对未知的具有传染可能的病毒的条款？这次新冠病毒并不属于《传染病防治法》所列举的传染病，即使武汉政府要采取行动，也不知道应该按哪一种级别的疾病去防控。在武汉出现疫情之前，内蒙古曾发生鼠疫，地方政府立即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采取行动，迅速就扑灭了。
再有，发布主体是否应该扩大？现行法律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常见、多发的其他地方性传染病，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按照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管理并予以公布，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武汉是副省级城市，根据法律规定没有权力发布，湖北省有权力发布，但当时疫情仅出现在武汉，并非全省，发布似乎也不合适。因此结合这次疫情，可否扩大为副省级城市以及更多的地市？
此外，法律制订后更重要的是执行。《传染病防治法》自实施以来，处罚功能并未得到有效体现。比如法律明确规定：“未依法履行传染病疫情通报、报告或者公布职责，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的；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传播时未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未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但现实中，这种功能并没有得到有效体现。
最后，就是媒体也有许多要反思的地方。这一次，我们对媒体满意的地方有二：一是对疫情出现的问题做深度的探索。至少这一次，中国媒体的表现是完胜了西方媒体。二是当西方出现疫情后，中国媒体没有以牙还牙，对西方讽刺挖苦、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
对中国国内媒体不满意的地方也有两条。
一是和西方同行比起来，顾大局、识大体意识不够强。西方媒体一向以擅长批评自诩，但这一次却大为不同，千方百计为表现糟糕的制度进行辩解。甚至在东西方表现差异巨大的事实面前，仍在强说自己的制度就是好。像法国前卫生部长布赞爆料早就就疫情警告过总统和总理这样爆炸性事件，所有的媒体均是冷处理，没有跟风，仅一个晚上就消失了。
二是和西方媒体比起来，国际视野不够强。西方媒体能迅速从东西方博弈的角度、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这场疫情，对中国的否定和批判固然有违新闻客观性，但从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又是非常正确的。
西方媒体很善于从中国挖掘素材，放大个案，以达到否定中国肯定自己的效果。比如西方对所谓公民记者的关注、对中共党员李文亮的超饱和报道都是如此。相比而言，中国媒体还在努力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讲坏西方故事的能力还十分欠缺。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西方的表现根本没法和中国比，但可有中国媒体向西方发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却不能避免疫情爆发？为什么连口罩都没有？为什么医护人员感染都无法避免？为什么疫苗都不合格？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检测能力？为什么放弃检测？为什么搞不负责任的“群体免疫”？为什么无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再提醒？为什么不顾外交原则和市场原则乱抢乱扣他国口罩？
假如这些问题发生在中国，西方岂会如同中国这样漠然处之？不要以为中国的表现完胜西方，舆论战中国就一定会占上风。等到疫情平息，以西方媒体的能力，它们有的是花样向中国发起挑战。中国媒体可要做好迎战的准备啊。
最后要说的是，这次疫情中国展现出了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西方展现了强大的不怕出问题的能力。应该说，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这两种能力都需要。特别是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无人区，前面没有榜样。万一出现问题，中国需要亡羊补牢的机会，需要有时间进行反思和探索解决之道。如果中国能够找到融合这两种能力的办法，将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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