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工业举国体制的抗疫奇功背后，潜藏何种隐忧？
【文/ 严鹏】
2020年伊始，一场突发的新冠肺炎大疫打断了中国乃至世界运转的正常节奏。为了应对疫情，中国的医疗部门、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交通部门等各个领域全面动员，打起了一场抗疫“总体战”。在这场“总体战”中，工业部门为广大医护人员以及百姓供应口罩、防护服等基本物资，参与了武汉火神山等应急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责任重大。
如果说国际贸易争端检验的是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那么，抗疫“总体战”则是对中国工业动员能力的检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优势应予保持，暴露的不足则有待完善。更为长远的是，应以此次抗疫为契机，在培育与发展工业文化时，构建多层面融合的工业文化图景，重视反思性工业文化，以维持现代工业社会的健康有序运转。
总体战：工业文化的修辞与实际
2020年2月，中国官方提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总体战”这一军事术语传神地概括了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的特点。实际上，从武汉封城开始，疫情防控就具有军事化色彩；而随着疫情防控在全国范围内步步升级，医疗、科研、工业等各领域资源与力量整体投入，“总体战”俨然已成事实。
毫无疑问，抗疫“总体战”不是一场真正的军事意义上的战争，它只是一个比喻。有学者担忧军事化语言侵入日常生活，对此类修辞提出质疑；然而，这种担忧未能正视日常生活本身已经被疫情打断的实际。截至3月6日15时，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达3045例，累计确诊病例高达80714例——这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背后都是具体的人；而该病毒存在着潜伏期长、部分感染者无症状及少数出院者核酸检测疑为假阴性等复杂特点，使得防控工作极为困难。在疫情已经暴发的形势下，只有进行全面动员并采取强制性措施，才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救治更多患者。“总体战”等军事化修辞，只是切合了日常生活已经被疫情破坏的实际。
进一步说，现代工业社会本身就具有随时动员的特性，不管这种特性是否符合理想化的人类生活，它是实际存在的现代工业文化的一部分。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其静态性，现代工业社会的动态性则由激烈的竞争所决定。竞争塑造了工业社会特有的文化氛围，军事化的修辞早就渗透进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经济学和管理学语言中。
例如，倡导企业家精神的熊彼特称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便明显将企业家行为类比为军事行为。企业竞争是工业社会的基础，由此会带来工业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战争隐喻与军事化修辞；更为根本的是，工业社会确实时时刻刻处在紧张状态中，寻常时期的工业竞争本身就意味着微观经济存在着类似于军事动员的资源调度与运用。
传染病不同于战争，但它属于波及广泛人群的非常态的公共危机。既然工业社会在平时已经存在着隐性的动员，那么，当面对与战争同属于公共危机的传染病时，军事化的动员就成为可供选择的应对之道。在现实世界中，不同的国家或政治实体可以选择不同的疫情防控方式，其选择受意愿与能力两方面因素的支配。发达的工业国家放任传染病流行或仅采取低度动员的方式抗疫，皆有实际案例。然而，工业社会的特点在于：它所具备的能力与文化，为高度军事化动员抗疫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事实上，“总体战”一词正是战争工业化的产物。工业革命使现代战争打破了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全民动员既无可避免，又具有了可能。调动了全社会资源与力量的疫情防控模式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为“总体战”，工业动员同样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观，而头脑中不同的世界构图，会决定不同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工业动员本质上就是一种军事行为。与其说这种行为侵蚀了日常生活，不如说现代工业文化本身就隐藏着军事要素，一旦日常生活被打断，其军事要素作为应急之道，便有可能被激发出来。然而，要将工业动员激发出来，必须具有认可与接受此种措施的文化观念。倘若在文化观念中排除了肯定军事化的价值取向，即使具有动员能力也不会实施动员。
培育工业生态体系：工业动员的基础
在抗疫“总体战”中，中国工业企业持续地供应着抗疫物资，并参与基础设施建设。1月21日，工信部即下发《关于做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供应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摸清本地区防控应急物资的生产供应情况及确定防控应急物资重点联系企业。湖北疫区在1月22日曾表示本省供应不能满足防疫需求，拟向国家请求紧急调拨医用口罩4000万个、防护服500万套、红外测温仪5000套。
这意味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必须动员整个国家的工业力量。随着疫情防控的持久化与全面化，基本防疫物资的需求不断扩大，中国工业的抗疫动员也不断升级。此次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节假期，这无疑增加了企业复工的动员难度；而这种难度又由于疫情防控采取的封锁与隔离等措施而加剧。春节结束后，随着湖北之外各地陆续复工，复工本身也成为已经持久化的工业动员的一部分。可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具有全国性与持久化特点，并与逐渐扩大的企业复工进程合为一体。
工业动员的效果由基础和反应两部分要素决定。基础是平时所具备的可供动员的资源与潜在资源。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巨大的体量和充满多样性的生态体系成为工业动员的一大优势，并在抗疫中得到了检验。一方面，中国拥有一批直接生产防疫物资的工业企业；另一方面，不少企业具有转产防疫物资的制造能力。因此，工业动员的核心问题只在于如何有效利用具有优势的工业基础，对疫情进行快速反应。可以说，此次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揭示了工业生态体系多样性与完整性对于大国是何等重要。
工业文化并非某种单一实体，相反，工业文化集合了诸多对于工业的想象，每一种想象会形成不同的工业文化图景，并对现实中的行动产生作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重构工业文化图景的契机。工业动员过程中暴露的瓶颈与问题，有助于让决策者和公众认识到现代工业是一个分工细密的体系，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工业经济运转与应急性工业经济运转具有不同的模式。
口罩这一工业产品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平时状态，各类口罩尤其是医用口罩，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疫情导致口罩需求超出了正常状态，也超越了正常状态下口罩行业的生产能力。工业动员的目标在于提升特定行业的生产能力，以满足非正常的需求量，其途径之一是将行业既存企业的生产能力最大化，二是推动新企业进入。在实际动员过程中，这两种途径相继出现。然而，在各地开始新建口罩生产厂的浪潮下，设备与原料的欠缺逐渐成为制约口罩生产的瓶颈。实际上，机械工业转产口罩设备的案例不少。
例如，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2月8日开始设计，2月18日就造出了一台高速平面耳带式自动口罩机投入试生产。2月3日，宁江机床接到四川省经信厅下达的研制口罩机生产线任务，在十余天的时间里就造出首台套口罩机生产线并交付使用。浙江台州的北平机床等企业同样承担了相关任务。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机床生产国，机床工业的制造能力在此得到了体现。与口罩机相比，生产口罩所需的熔喷无纺布（即熔喷布）构成了更大的瓶颈。熔喷布是以聚丙烯为原材料的化纤产品，需要使用比口罩机更复杂的设备进行生产。由于平时市场需求量有限，中国的熔喷布设备制造商产能规模小，核心部件依赖进口，而其他行业的企业转产该种设备也面临技术壁垒。周期长的重化工业和市场小的装备制造业，限制了熔喷布的供应能力。这一状态与快速获取大量应急物资的需求相矛盾，制约了工业动员的效力。
汽车企业比亚迪转产造口罩
口罩这一案例说明，一种并不复杂的工业产品，也会牵涉到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等技术复杂的工业部门；而一旦技术复杂的工业部门在本土缺失或发展程度薄弱，就会导致应急生产的困境。
在平时状态下，人们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图景中想象工业，在这种想象中，一国不必拥有庞大的工业体系和完整的产业链，其不具备生产比较优势的各类要素可通过进口解决。从理论上说，即使在传染病大暴发的危急状态下，一国所需的防疫物资也可以通过进口解决。
然而，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疫情的规模与复杂性使类似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很难指望靠从全世界进口防疫物资来满足需求。实际上，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传染病与自由贸易一样扩散迅猛。2020年2月底，日本、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的疫情已颇为严峻，美国也承认疫情在美扩散不可避免，据彭博《商业周刊》报道特朗普政府也在考虑动用特殊权力提高口罩等防护用品生产。
一种最坏的可能性是，世界各主要工业国在防疫物资生产上将面临自顾不暇的状态，如此一来，拥有巨量人口的大国寄希望于靠进口来满足需求完全不切实际。事实上随着疫情的全球扩散，已经出现日韩企业来中国购买熔喷布的情况。此外，江苏一家熔喷布生产企业的负责人对新闻记者表示，部分国外熔喷布生产设备厂商的供货周期长达8个月，国内厂商的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而不少投资者担忧“等真正引进了熔喷布的生产线，说不定疫情带来的需求高峰早已过去”。企业的担忧反映了战略物资储备在经济上很难寻求长期与短期的平衡点，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大国无法依赖贸易来满足大规模的应急物资需求。大国的工业动员只能以自力更生为基本出发点，这就需要在平时状态下培育一个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工业生态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进行抗疫“总体战”的同时，中美之间已经持续了两年的经贸争端并未止息。2020年1月，有新闻称光刻机巨头荷兰ASML公司确认中国客户的许可证申请被延期批准。此事系美国给荷兰政府施加压力，阻止ASML公司向中国半导体企业出口光刻机，试图以此破坏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实际上，芯片产业的落后也确实制约了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1月23日，负责生产人体红外测温仪的武汉企业华中数控公司因原材料美国ISSI公司的内存芯片用尽告急，董事长陈吉红不得不在微信朋友圈求援。华中数控生产人体红外测温仪所需的芯片，并不在美国对华限制出口的产品范围内，但中国芯片产业落后对于工业动员的拖累亦由此可见一斑。
美国自2018年挑起的经贸争端，对中国经济也如同持续性的病疫，同样暴露了中国部分工业因缺乏完整生态系统而受制于人的弱点。工业生态体系的健全性，成为贸易战、疫情防控与国防安全的联结点，反映了现代工业文化所包含的动员性存在于广泛的领域。进一步说，确立一种独立自强的工业文化，向产业链高端进军，培育具有多样性的健全工业生态体系，既能夯实中国未来工业动员的基础，又符合广义国家安全对工业经济的需求。
协调国家与社会：工业动员的能力
工业生态体系决定了工业动员的潜力，但这种潜力要真正释放出来，需要由具体的人组织具体的行动。人的观念与行为构成了工业动员的实际能力。从一般意义上说，工业动员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调动社会资源的过程，因此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提升工业动员能力的必要途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展示了中国社会拥有巨大的能量与丰富的资源，如何在国家的统筹规划下有效利用社会资源，是未来中国提升工业动员能力必须思考的课题。
在此次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中，国家确实展示了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武汉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的工业动员能力：以国企与军队等资源为基础，短时间内迅速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各地为支援湖北进行的防疫物资生产动员，以及持续性的企业复工工作，都离不开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与协调。例如，镇江市工信局从1月22日就全面启动了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摸排，建立“日监测”机制，推进企业复产，1月27日，该市的鱼跃医疗、远燕医疗等企业已基本实现复产。又如，福建泉州于2月26日出台了7条措施，从金融角度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这些确实体现了中国进行高效工业动员的国家能力。
然而，在此次抗疫“总体战”的初期，我们也能发现工业动员或者更为一般性的动员，也暴露出了国家能力既存在不足，又存在着天然的限度。在疫情防控的最初阶段，湖北尤其是武汉的防疫工作确实存在着混乱的现象，往往是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况下就急于动员。例如，1月23日武汉封城后，市内交通被管制，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医护人员也面临缺乏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困境。在外地一些地方也存在着封锁过度，阻碍了正常的物资流动，破坏动员的情况。
以工业动员来说，最大的问题并非生产，而是运输。运输瓶颈既包括原材料与人员流向企业，又包括防疫物资运往抗疫一线。在疫情防控初期，经常出现工业企业已经复产复工，防疫物资的产量不断扩大，但疫区的医院不能及时获取防疫物资的情况。这一矛盾表明工业动员的生产环节具备良好的基础，但运输与分配环节缺乏组织协调能力，而运输与分配最终决定了工业动员是否有效。在疫情防控初期，部分僵化的体制与机制甚至人为地加剧了这种困难。例如，武汉的捐赠物资分配最初由该市红十字会管理，由于人手与能力的不足，库存堆积如山而医疗一线领不到物资；民营医疗物资企业九州通公司派员工参与协助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反思，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构筑将市场经济与国家能力结合起来的“新举国体制”，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信息技术和各种网络平台的勃兴，加速了信息的生产与流动，信息的生产与流动又构成了工业活动的基础。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企业（也包括国企），都有通过微信朋友圈以私人关系寻求资源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疫情防控初期最紧张的阶段，社会的自发自助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缺失的政府管理与协调，保障了工业动员乃至一般动员的展开。实际上，政府的人力本身就是有限的，而且一般只具备通用性的管理技能，不具备技术领域内的专业技能。这种人力资源状况显然很难应对既需要大量人力又需要多种多样专业技能的大规模疫情防控。而在改革开放中茁壮成长的中国社会，拥有丰富多样的人力资源，一大批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以精细高效的管理应对市场竞争，其技术手段、管理能力与人员素养，足以运用到疫情防控中，使动员更具效率。
因此，在未来提升中国工业动员的能力，应该充分协调国家与社会两方面的力量，发挥各自的优势，以社会自身的活力为根本，由国家加以引导与协调，使工业动员真正及时而有效。除了出台各种常规性帮扶政策和依法督导外，国家在工业动员中主要应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国家应制定整体战略，集中领导，在战时体制下统一管理全国主要的交通网络与能源供应，避免再次出现各地互相封锁或截取物资的割裂现象，保障资源的顺畅流通。
其次，国家应搭建信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利用自身能力筛选及整合有效信息。
最后，国家应充分向企业释放积极信号，给企业以信心，引导企业和社会自主实现动员目标。2月3日，国务院就疫情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企业可以开足马力生产口罩，只要符合标准，政府会收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担忧，调动了企业投入工业动员的积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赋予了中国特殊的国家能力，使中国政府能够比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更容易调集资源并集中投入使用，换言之，国家在中国的工业动员中具有更强的直接参与能力。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表明，政府自身的人力是有限的，国家直接参与的模式主要适合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劳动密集型投入领域。
因此，通过深化改革，营造宽松环境，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增强社会各领域自主性，使社会发展并储藏更丰富的技能与资源，是快速高效动员的必由之路。此次抗疫“总体战”，应该让更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弹性与柔性体制的重要性。中国巨量的人口，以及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国际上仍须追赶发达国家的现实国情，决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能力仍然是必要的。而且，中国文化中延续至今的民众对国家的信赖与依靠心理，决定了社会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相信国家能力为前提的——此次疫情防控中，解放军等代表国家的符号对于武汉市民情绪的提振可为一例。因此，从目前格局看，中国的工业动员体制，强社会的培育是更为迫切的课题。总体来说，应该是强国家领导下的强社会，国家应以弹性和柔性的方式引导具有自强心态的社会自主解决复杂问题，并以此增强社会的信心与底气。
多层面的工业文化：传统技能与智能制造协同
工业文化是多层面的复杂体系，涉及对工业的不同认知或想象。例如，在当下中国，人们提到工业或工业文化，既可能想到传统的大型工厂以及“铁人精神”、三线建设等意象，又可能想到无人工厂、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截然不同的意象。客观地说，不同类型的工业文化认知构建起来的图景，存在着对立与冲突的可能性。然而，在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中，不同层面的工业文化不仅在中国并存，且都具有实际价值。中国未来的工业文化发展，也一定要兼顾不同层面，发展工业生态体系的多样性。
弘扬工匠精神一直是中国发展工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工业领域来说，工匠精神指向的是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职业伦理。实际上，当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具有内在矛盾性：一方面，自动化与智能制造的概念被热捧，不少企业因为招工难而尝试引入无人生产线，具有革命性的先进制造被视为发展的战略方向；另一方面，企业招工难本身就意味着对技术工人与附着于人手的劳动技能的需求，而弘扬工匠精神这一概念正是为了稳定最基层的工业劳动力。保留并传承其掌握的相对传统的技能。因此，在传统技能与智能制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并形成两种画风各异的工业文化图景。
然而，此次疫情防控中持续性和多样化的工业动员表明，传统技能与智能制造不可偏废，两者都是值得保护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在抗疫“总体战”中，武汉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的快速建设，展示了中国工业巨大的基础建设能力。在这两家医院的建设过程中，大批工程机械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以人力投入为主，人手掌握的技能不可或缺。例如，2月1日下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接到紧急通知，火神山医院建设急需焊接专业技术工人支援，该公司当晚就派出16名管理人员、技术工人，连夜投入焊接医用氧气输送管道施工任务。实际上，火神山医院建设中的焊接任务并不简单，对专业技能的要求颇高。武汉的另一家装备制造企业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也于2月1日起陆续派出员工前往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完成医院指定设施的焊接安装等任务。
应急医院焊接任务的案例表明，掌握着焊接技术的工人对于工业动员来说是宝贵的战略性资源，且其技能目前既难以自动化，又难以在应急条件下由机器人代替。这些焊接工人，恰好符合当下中国工业文化中对于“大国工匠”的想象。就此而论，继续大力弘扬以工匠精神为内核的工业文化，培养一定数量的掌握不可替代性传统技能的工人群体，是构筑工业动员能力的重要基础。
但是，比起传统技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业动员确实令新的工业文化大放异彩，呈现出传统工业动员所没有的新特征。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封锁与阻隔措施，造成了工业动员要素流动的困难，但也带来了对“无接触”经济的需求。目前对于“无接触”经济的探讨多集中于服务业和商业领域，如线上办公、线上教育等。实际上，“无接触”经济在硬件上需要工业部门提供技术支撑，而工业部门自身在边生产边防疫的情形下，也需要采取一定程度的“无接触”运行模式。颇为幸运的是，近年来一直热议的智能制造、数字化等先进制造业，为工业经济的“无接触”运行创造了条件。
例如，上海发电机厂作为工信部首批离散型企业智能化生产示范基地，2月10日复工后，借助多年数字化工厂建设打下的基础，成功实现了防疫、复工两不误。据上海电气官方微信报道，上海发电机厂技术部负责人在复工前就制订了预案，隔离在沪外和在沪居家办公的技术员工借助协同设计平台（TC）、SAP PLM系统、档案系统等数字化技术平台，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数据查询、三维设计、二维出图、文档新编、设计变更等工作。在制造环节，该厂近两年添置了机器人自动叠装系统、线圈端部自动成型机等一大批智能设备，改变了员工群体作业的传统。以发电机铁芯压装为例，以往6个人围成一圈的手工作业，现在由两套铁芯自动压装机器人系统同时工作，两名操作者只需通过按键启动设备进行叠装，其间做一些暂停检视工作。线圈制造中的成型、焊接等工序也由原来的8个人减少到2个人，操作人员和工程师即使在同一个车间，也可以实现“不碰面生产”。
由此可见，智能制造系统恰好解决了制造业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人手不足及员工在生产中必须保持距离的难题。一些企业的智能化产品也颇能满足“无接触”经济的需求。例如，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开发了自动扶梯扶手带杀菌消毒功能、电梯轿厢空气净化抑菌功能、抗菌型按钮以及非接触识别呼梯的智能呼梯功能。
在工业动员的大瓶颈流通领域，招商局集团旗下相关企业将数字化转型成果广泛用于疫情防控工作，在抗疫物资运力计算、运输疏导、公路交通信息共享、城市园区车辆管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再以近两年因中美贸易战而热议的5G技术来说，工信部也明确要求利用5G技术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并在2月22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中，强调加快5G商用步伐，研究出台5G跨行业应用指导政策和融合标准，进一步深化5G与工业、医疗、教育、车联网等垂直行业的融合发展。凡此种种皆展示了一幅与基建工地不同的图景，展现了中国工业文化的另一个层面。
工业与工业文化都是演化性的。新旧技术、组织、模式、形态在一个大的体系中虽然总有不同的位置，也存在主次、轻重之别，但其共生与互补关系到整个体系的健康与活力。此次疫情防控中，手工作业的传统技能与无人化的智能制造在工业动员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传统工匠与智能装备均是宝贵的战略性资源。在未来发展工业文化，要让两种层面的工业文化图景有机融为一体，塑造全社会对于工业的综合性与平衡性想象。
余论：反思性工业文化的意义
21世纪20年代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人类的工业文明投下了一道阴影。尽管世界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时代，但古老的病毒仍然可以导致复杂的工业社会停摆，其影响则是全球性的。这提醒着站在地球食物链顶端的智慧物种，自然演化的力量依旧可畏，在人类文明史上能够最大程度控制自然的工业文明，依然存在着脆弱的一面。工业文明不能自满，需要继续演化，以不断增强对抗风险和危机的能力。
工业文化也应朝着两个方向继续发展：
一个方向，工业文化应继续遵循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权力”的原则，增强控制环境的力量。
实际上，控制环境是人类技术的内在冲动，也是以技术革命为显著特征的工业文明的基本取向。工业文化的战争比喻，既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又适用于人与环境之间。从对抗病毒的角度说，利用科学的力量研发疫苗，并用工业化的方法大量生产，就是一场人与疾病的战争，也是工业文明应对病疫的基本方式。在这一点上，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人类不断提高的寿命预期，可以为控制环境的行为辩护。进一步说，为了应对疫情而进行工业动员，同样是试图去控制客观环境，使之符合主观意愿。倘若缺乏这种控制的意愿，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进行工业动员了。
就此而论，抗疫“总体战”表明，中国已经具有极为强大的工业文化，从进行动员的政府到响应动员的企业，都受到以技术力量去应对危机的价值观的驱使。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典型，体现于广西柳州的上汽通用五菱转产口罩的口号中：“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在制造活动中，价值观可以是一种调节资源流向的要素。从今后的发展看，中国应继续保持这种工业文化，但同时也要在具体内涵上加以完善，包括建设更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以便为工业动员蓄积力量，以及协调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培育一个真正强大而具有高效动员能力的社会。
然而，无论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近两百年来人类遭遇过的其他大规模的灾难或危机，都表明工业文明对于环境的控制有其局限性，某些灾难或危机甚至是由这种控制本身带来的。工业文明也应该对自己的文化进行反思，认识到过于追求控制以消弭风险的行为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为，其风险性又由于工业社会的不断复杂化而不断提升。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初，已经存在着与工业文化相对立的反工业文化。诚然，在历史洪流面前，反工业文化因其不合于社会演化趋势的保守性并未能阻挡工业革命的步伐。但是，反工业文化的存在也表明，工业社会从诞生之初就具有各种弊病，并非一种完美的文明。
反工业文化的问题在于，在反思和批判工业文明弊病的同时，连工业发展也一并加以否定。然而，若抛开否定工业发展的保守性与落后性，反工业文化实际上包含了工业文化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正视人类控制能力的局限性，批判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病，警醒工业文明面临的潜在风险。在工业社会里理应存在着一种反思性工业文化，与追求控制的工业文化共生而互补。如果说追求控制的工业文化是阳性工业文化，反思性工业文化则是一种阴性工业文化，两者以动态平衡的形式发展，才能确保整个工业文化体系的健康与可持续性。
因此，在另一个方向上，工业文化的发展应该重视反思性工业文化，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工业文化所欠缺的。
在高风险的工业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认识到与危机和风险共生才是工业文明的常态。危机意识其实是一种辩证的控制观。一方面，危机意识承认控制能力的局限性，认识到社会必须与危机和风险共生；另一方面，社会与危机和风险的共生，意味着一种协同演化，实际上能够增强社会对抗危机和风险的能力，不至于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手足无措——从这个角度说，危机意识又在寻求一种控制，只不过这种控制更加柔性。过于刚性的危机应对模式意味着对资源的绝对耗费。从长期来看，资源耗费带来的成本问题——即使仅仅只谈经济成本或财政成本，也容易引发重大公共问题或使社会慢性衰退。为此，在平时具备危机意识，并通过与风险共生而建立将风险常态化的机制，塑造一种更具韧性的社会心理，不失为一种更有效的方式。
在正视风险的背景下发展反思性工业文化，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