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疫情之中对华为下手，是美国政治深入头脑的病态思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逸】

2020年3月26日，欧美主流媒体路透社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材料，称“美国准备打击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这是继2020年2月特朗普否定了类似消息之后，相关鹰派人士在白宫决策小圈子里的又一次努力和尝试。据称，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同意对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但是各方对该项措施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存有不确定性。

这个消息披露的同时，全球正经历2019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严峻考验，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至北京时间2020年4月1日零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809608例，其中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美国，达165874例；作为全球发达国家象征的西方7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合计确诊病例415900，占全部确诊病例的51.37%。

美国为了应对疫情将会展中心改建成了临时医院（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此背景下，白宫继续有兴趣持续推进对华为的管控，谋求如何从全球芯片供应上对其进行限制，只能说一种病态的产物，而非个别人突然间的心血来潮。

出现病变的首先是这些决策者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框架。2013年3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说时，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们的头脑不能仍然停留在过去，保持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在实践中，人们发现，2017年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决策团队，汇合了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不是头脑停留在冷战，而是整个人都继续停留在冷战那个时空，像被包裹在松脂里的僵尸，直接穿越到了当下这个时空，并因为各种原因，进入了美国的决策圈层。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思维模式和套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被这些人看成了是国家安全竞争的象征性符号，必须进行精准的定点清除。

这些人的思维病态之处，不仅在于无法符合时代发展的基本格调，而且在于也和美国自身真正的国家利益格格不入，非常清楚的数据和事实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正是通过与华为这样的公司的有效合作，才能够成功的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才能维系在全球的领先位置。就在不久前的3月9日，美国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报告，题目是《与中国的贸易限制将如何终止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报告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商用芯片出口管制力度，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竞争力将会被削弱，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长期领先优势会受到威胁，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如果持有那种顽固的，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错误认知和思维定式的人们，还继续停留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传播他们的病态思维，或许人们最终会发现，这种深入头脑的病变，将是美国未来走向无法逆转的实质性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出现问题的是作为一种结构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失去反思与自我矫正能力，而以一种成瘾的方式沉迷于对外归因，是其主要表现。

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助于规制决策者的行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作为被广泛宣传和赞誉的对象，美国最主要的优点和长处之一，就是良好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能够“让坏人做不了坏事”，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过从2016年开始，在持续不断的检验面前，人们发现，似乎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问题，而且这是导致一批病态思维的决策者进入决策核心圈层的关键原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结构病变的主要表现，体现在三个极为典型的个案上：其一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其二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华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三就是对新冠病毒引发疫情的认识和反应。这三个个案中，人们看到的不是理性的反思，不是战略的智慧，更不是人性的光芒；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喋喋不休的甩锅，向外归因，以及寻找替罪羊；看到的是各种慌腔走板的妖魔化和阴谋化解释框架挤压了理性严肃的分析框架；看到的是以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去进行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精算。

第三出现问题的是作为这种政治生态生长出来的土壤，或者说更加宏观的背景。

熟悉程序正义的都知道“毒树毒果”理论，美国的政治生态，作为一个群体的精英的思想和认识，也不是从凭空产生的，更不是由陨石带来的，尽管类似福山这样的学者，倾向于让特朗普这个具体的领导人，背起所有问题的锅，其实也是做不到的。2020年的当下发生这种事情，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时，通过福山撰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等新自由主义种下的原因，在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梯次生根开花结果的产物。

从深层思维逻辑上说，以美国对华鹰派人物班农为代表，在他们病态的思维逻辑中，他们这些新右翼，是西方文明的最后捍卫者；他们对中国的解读，是从意识形态、发展模式以及种族文化等三个维度展开的，作为土壤的，是西方文化中那些在近代生产模式滋养下的自大，是那种不可言说的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

在这种土壤里形成的基本认识框架，就是：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限制？因为中国的发展必然是靠作弊的；为什么要限制对华为的芯片出口？因为华为的发展必然是高度依赖西方出口而且极度脆弱的；为什么可以无视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各种经验？因为那必然是源于野蛮生活习惯和无能落后的卫生治理能力。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作为笑话和被批判对象流传的“我不要你以为，我要我以为”，其实无意间揭露的就是在西方精英中践行的相当一部分真相。

认识到上述三个维度的病态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对当下解读美方的政策，以及探讨回应措施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需要构建以实力为核心的应对策略。借用20世纪40年代，乔治凯南分析苏联的话语体系，美国也好，广义西方也罢，从来敏感的都是实力的逻辑，是利益的逻辑，而不是什么理智的逻辑。只有遇到了无法逾越的明确边界之后，理智的逻辑才会在国家战略博弈，以及类似出口控制这些议题领域，稳定的苏醒过来。因此，优先增强自己的实力，让对方没有办法实现低成本的“一击即倒”，是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在拥有了充分实力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话语体系进行沟通和交流，并谋求某种稳定的解决方式，才会变得可能。

其次，需要处理好话语和行动的关系。现任美国领导人强调的交易的艺术，从2018年至今，在以华为为代表的典型案例上，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边缘政策的特性，在大量使用虚张声势的话语威胁的同时，对行动，则表现出了明显的以利益为边界和考量的灵活性。在回应过程中，除了形成话语对话语，行动对行动的基本套路之外，有效识别并针对性的回应虚张声势或者试探性的话语，则显得尤其重要。

第三，坚持对客观经济规律的尊重，遵循科学的回应方式，并建立充分的信心和定力。在欧美特定的国内政治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决策精英，非常善于具有行为艺术性质的政治表演；这种表演，经常尝试表现出凌驾于客观规律，尤其是客观经济规律之上的强大气势；但是最终，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当下正在发生的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这条规律始终在坚定的发挥着自己的客观作用。

美国精英对华为的任何限制构想，对中国崛起的任何战略考量，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都无法实质性的超越这条规律的约束和限制。就此而言，对美方某些充满了病态思维的错误表达和选择，应避免进入对方熟悉的场域进行低水平的缠斗，而应采取更加明智的非对称回应方式，以符合客观规律，以及科学界定的我方利益的方法和路径，对美方充满投机色彩的战术冒险举动，进行精准的回应。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如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证明的，并且将继续证明的，中国也好，华为也罢，源于自身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发展，不是任何外部力量能够阻断的；历史已经翻过了重要的一页，持续停留在过去的病态思维、僵化结构以及错误认知，已经注定了要被历史所淘汰，这个过程，既是不可阻挡的，也是无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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