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工力量：纽约时报笔下的中国疫情，给我们结结实实上了一堂西方“新闻课”

【文/科工力量专栏作者 陈辰、董佳宁】

3月18日，“驰名报纸”《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上不了网课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国教育的数字鸿沟》。可能是受此前《华尔街日报》的《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刺激：那么水的一篇文章就能在中国引起这么大讨论。它也坐不住了，想要证明什么是报道中国的“典范”。

图截至电影《功夫》

虽然两篇报道内容角度不一样，但是目标出奇的统一：唱衰中国。简要提炼一下要点就是：

政府扶贫轻教育，父母枉顾娃上学；

学生网课不认真，不是捣乱就逃课；

网上教学太杂乱，老师吐槽难管理；

农村网络信号糟，家庭宽带入网贵；

国产手机质量差，视频图像全模糊。

这篇报道主题“鲜明”，逻辑“统一”，用词“讲究”，堪称《纽约时报》制造的“标准品”。开篇提到，一名建筑工人外出复工带走了智能手机，导致两个儿子无法上网课。兄弟俩如果想继续在线学习，观看学校授课视频，唯一的设备在500公里以外的地方。

注意，这就是《纽约时报》高明的地方。这话通常理解，就是父亲到离家500公里的地方去打工，家里没有了智能手机。但它说的是：如果孩子想使用智能手机，唯一的设备在500公里以外。

可能有的读者会多想一下，应该是指父亲在远离自己的老家。但多数读者会扫一眼过去了，会产生一种好像不那么确凿的、隐隐地荒凉感和贫瘠感。《纽约时报》描述一个事实，但是“春秋笔法”传达出了别的意思。

再来看报道中提到的：中国经济近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缺少智能手机和可靠的互联网。按照正常人的理解，“很大一部分”至少超过50%。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智能手机用户数量约为7.8亿，占全国总人口数56%。这才是真正的“大部分”。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

然后说“可靠的互联网”问题。据工信部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4750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另外，中国一共有移动通信基站841万个。仅4G基站数，就达到了惊人的544万个。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全球4G基站总数不超过900万，也就是说，地球上每5个4G基站，就有3个在中国。对比一下，与中国国土面积相近的美国，只有35万座4G基站，是中国的6.4%。《纽约时报》哪来的“底气”说中国的互联网不够可靠呢？

报道还表示，**新冠疫情对富人和穷人、城市和农村有着迥然不同的影响。**但是一个简单的现实是：对于新冠肺炎患者，中国几乎全额报销治疗费用，而美国的医疗保险，“先付费后报销的医疗保险”报销80%，“先看病后付费的管控型医疗保险”仅报销50%，并且有数额限制。

美国一些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由于无法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已陷入艰难境地。据此，这篇报道倒越像是在说美国自身了。

显然，《纽约时报》记者和编辑的眼光是十分“挑剔”的，有一套不可撼动的思路，只吸收他们想要的资料。他们就像一条强大的生产线，或者说是一套制作工艺，不管什么东西，都会被他们磨碎、重组，加工，生产出一套“快消品”。

《纽约时报》总部 图/视觉中国

这些“快消品”隐含着“正义-邪恶”、“繁荣-贫困”、“自由-禁锢”这一系列反义词。他们用新闻写作制作这种所谓的“冲突感”或者“反差感”，呈现给他们的读者。单一篇报道产生不了什么效果，但通过多年的经营，就会有质的变化。

为了凸显中国开展网课的艰难，这篇报道继续祭出了拷问灵魂的“三连击”：**中国许多父母买不起多部智能手机；农村部分地区的信号较差；家庭宽带入网可能也很贵。**第一点可能与台湾的茶叶蛋或榨菜理论“一脉相承”。“西部人民还在吃草”。

“榨菜言论”之后，台湾名嘴黄世聪为中国榨菜代言。

其次，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目前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9%，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同网同速”。必须承认中国一些偏远山区还存在信号不好现象，但再密集的通信网络也有“漏洞”，而基于此小题大做难免动机不纯。

另外，中国电信的20M至200M光纤宽带收费，分别是每年360元到1900元不等。而在美国呢，全美最大电信运营商AT&T每月费用至少39.99美元，大概是284人民币，一年就是3400块。谁贵谁便宜？

图截至AT&T官网

众所周知，中国的互联网建设全球数一数二。但是，为紧扣“流水线”逻辑，《纽约时报》的报道只“聚焦”中国农村和一些负面现象，对城市地区或者一些正面成就绝口不提，并且标题放大取名“中国教育的数字鸿沟”。

报道基于国内大量“非网民”数据做了文章：中国有4.8亿人表示，他们因为其他原因没有上网。比如，他们不知道如何上网。

实际情况呢？先来看人口，2019年，中国1到15周岁以及60周岁的人口均超过2.5亿，总计5亿以上。这其中，6周岁以下的人口不纳入网民统计，而60周岁以上人口很大一部分已经无心上网。

从不少角度都可以解释人们没有上网的原因。但《纽约时报》偏偏要耍“孩子气”，选取“他们不知道如何上网”的理由，言语中试图营造中国人的愚昧、落后感。但真实情况是，中国一些三四岁小孩就会“蹭蹭”上网了。

从逻辑上看，这篇报道也在偷换概念，比如这段字里行间着力描写中国一些偏远地方网络信号非常差，而直接忽视学生们在疫情影响下的勤苦努力。

一些地方的学生要徒步数小时，冒着严寒爬到山顶去上网课。有人看到四川省的一名高中生在崖壁边蹭网上课。湖北省的一个老人在山坡上的树林里给两个女孩搭起了一间临时教室。

而另外一段内容的主旨是：当孩子们具备上网课条件时，它又大力渲染设备差、学生们厌学，甚至有的在不停捣乱。

他对着一个满是无聊眼神的屏幕解释奇数和偶数，视频里充斥着刺耳的刮擦声和电子的蜂鸣声。一名学生在试验打开、关上网络摄像头，打开、关上，打开、关上，打开、关上。

报道在偷换、转接概念时，部分地方还隐藏一定恶意，有一段表示：

中国有数百万远离家乡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他们是维持中国城市清洁和食物供应的主力军。但他们的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在家里没人管教。

这其中的问题是，中国农民工到城市时参与了方方面面的建设，可谓对全中国的城市发展和运行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在《纽约时报》那里，却单独拎出城市清洁和食物供应放在一起。

另外，报道还援引个别校长、老师和当事人的话再次灵魂拷问中国家长：

一位家长认为：装上宽带、让孩子们可以在电视机上网课，是一种挥霍的奢侈品；一位老师认为：有些家长对孩子使用手机上网课感到恼火。因为他们没更多时间上抖音了；一位校长认为：即便是能上网的家庭，家长们并不总是愿意帮助孩子远程学习。

当然，在媒体操作方面，国内外记者通常后可以采访不少人、问很多问题。但这篇报道“甄选”的内容或受访者非常符合主题，使得逻辑及人物刻画“清晰”：家长们都是愚昧落后，没有一个关心孩子学习的。

可以言之凿凿的说，中国农村教育固然存在自身问题，但多数父母都在含辛茹苦供养孩子上学，并尽所能提供更好的条件。因为那是他们向好的希望。而《纽约时报》一直试图选择个例或者从曲解的角度来“概括”中国数字教育现象。

至于“家长想要更多时间用手机上抖音”的问题，恐怕只是报道作者臆测。一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快手似乎更火，一是这些家长真这么贪玩？

在上网课的设备方面，国产手机也遭到了疯狂吐槽，报道列举了四大“罪状”：

一位老师教学时把手机安装在一个摇摇晃晃的塑料支架上；一些学生使用的手机非常差，视频在那种手机上只是一片模糊的像素；一名学生的手机突然崩溃，在某刻从视频群聊中消失；一名学生用700元的智能手机下载钉钉不成功，于是沮丧放弃、逃课两天。

中国智能手机品质已走在世界前列。图/视觉中国

首先来看，那位老师就不具备把手机安装在稳定支架上的能力？还是塑料支架一直任性摇晃？而像素一片模糊的手机，笔者记得大约2008年左右，诺基亚几十万像素的功能机是这样。

此外，手机崩溃可以理解，但学生下载软件没成功就逃课一事，可以参考全文设置：能上网课的学生不是看电视、无心学习，就是调皮捣蛋和逃课，没有一个认真学习。

经过前面这么多铺垫，中国开展的网课自然不过关，《纽约时报》的报道称：

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各种各样的做法都有。教师们尝试了不同的应用程序和教学方式——直播流、预先录制的课程，或两者的混合，并打算在复课后再将同样的内容重温一遍。

文中提到这种教学的效果好坏兼半，但好的一面再次绝口不提，并援引一家教育机构高层的话说：只能说太杂乱了。

且来补充一下正面，中国当前的网课是为了有效控制疫情，以及不耽误各地学校教学进程而开启。虽然没有即刻做到一切标准、有序进行，但走出了探索发展的重要一步。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也必然需要因“材”施教。

图源：视觉中国

而网课本身也具备方式多样、灵活便捷、多媒体学习等特性。据上海某大学学生的表述：网课体验还不错。而贵州一位教师说，农村地区的网课设备并没有这么差，在电视上讲课基本都联上了各个学生。

以上这些还不够，《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还亮出了“终极”拷问：把人们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以上，总是比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要容易得多。

联合国方面已在报告中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扶贫工作，并称中国“造血式”扶贫是未来全人类实现脱贫、减贫的必由之路。过去几十年，中国凝心聚力、调动大量国家资源，让8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农村地区取得长足发展。这一成就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可谓千年大计。

中国的扶贫涉及在经济、教育、基建等许多方面，中西部广大地区。据国务院扶贫办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以来，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扶贫干部，在全国已有700多位。这会比提供更好的在线教育来得容易？

大家应该知道，一部电影、一篇文章通常会有一个“圆满”收尾，让人畅想。但《纽约时报》这篇报道却在末尾引用了一位老师的这样一句话：学习再不好，再没人管的话，你想想将来多可怕。这只能说用心险恶。

图截至《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这些伎俩完全不应该是一份百年大报、西方主流媒体的作风。对于“上不了网课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国教育的数字鸿沟”一文，笔者认为：这屁股再歪，但不能歪成这样了！

可以发现，在这篇报道中：父母是都不关心孩子学习的，孩子是都不好好学习的，老师对教育是无奈失望的，网课是杂乱无章的，设备问题是层出不穷的，农村网络信号是比较差的，家庭宽带入网是很贵的…

整体来看，全文处处都透露着“司马昭之心”，几乎没有正面的肯定和词汇，似乎中国在线教育等方面一切都是黯淡无光、破败不堪的，让人看觉死寂。

实际上，除了《纽约时报》这篇报道，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西方媒体借着疫情说三道四、妖魔化中国的招数屡见不鲜。

1月23日，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全国乃至全球，中国关闭了所有离汉通道。然而，西方媒体并不“领情”，英国《泰晤士报》和法国《费加罗报》在报道中，多次使用“鬼城”“地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武汉。

图源：共青团中央，下同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头条刊发《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一文，大搞“种族歧视”，唱衰中国的经济、体制等。这篇报道引发海内外华人的强烈抗议，但是在各方要求道歉之后，《华尔街日报》表示立场不变，拒绝采取一切补救措施。

2月24日，意大利威尼托大区区长卢卡•扎亚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因为卫生习惯、饮食文化不佳，才会在这场疫情中付出惨痛的代价。他们吃活的老鼠。”这番话立刻引起了当地华人的强烈不满。最终他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言论，并向公众致歉。

图截自《共和报》网站首页

另外，即便是在中国疫情已逐步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英国《卫报》以及《外交官》杂志都曾在其官网上发起“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的话题讨论。

3月8日上午，《纽约时报》在20分钟内，“上演”了一场驰名双标：先点评中国“封城”是“以牺牲人民的生计和自由为代价”；然后说意大利“封城”是“冒着经济风险遏制病毒在欧洲肆虐”。

第二天，“纽约时报中文网”并不理会大量网友对其双标做法的痛斥，继续不遗余力地为意大利辩解，称意大利是民主国家，与中国不同。同时对中国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效进行公开质疑：这种手段是否比疾病本身更糟糕？

在疫情期间，上述所谓西方主流媒体刊发的一些报道，强行扭曲是非价值观，不断攻讦、诋毁中国的疫情和抗“疫”举措，已经明显丧失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和公正意义。直到疫情在本国迅速蔓延，他们的报道风向才有所调转。

但这些“目标鲜明”、“妖气横生”的报道启示：国内要推动媒体走向世界舆论中心，以激浊扬清，传达中国的声音和价值理念。今后中国与西方媒体的舆论之争或将长期存在，而捍卫话语权的“护城河”不容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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